宋朝时期的武将没有地位赵匡胤得负责任吗 应该算在此人的头上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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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经济强盛，军事却不相匹配，常被人诟病。平辽不得，还让西夏坐大，面对金国更是被横扫。要找责任人的话，这口锅经常被扣在赵匡胤头上，没办法，谁叫他是开国之君，杯酒释兵权又太过出名，这个锅他不背谁来背。

　　不过如果细究起来，宋朝兵制的改革起自太祖，但在太祖和太宗朝，军队的战斗力却并不低。

　　赵匡胤平定荆湖、西川后，目标直指契丹，幽云十八州成为他的终极梦想，为此他需要拔除受到契丹支持的北汉。终太祖一朝，不断发起北伐，太宗即位后继续太祖的政策，终于灭掉了北汉，此后更是更进一步，挥军直指幽云。

　　在太祖和太宗两朝，开国宋军算得上是百战之师，战力强悍，武人的地位也不算低，为啥呢，是因为战争需要。历次北伐，领兵的主官都是武将，即使到了赵光义发动的最后一次北伐：雍熙北伐。三路大军领兵的也都是武官，东路军曹彬、西路军潘美、中路军米信，都是百战宿将，可见宋军在开国之初武将颇受重用，军队也还能一战。

　　如果一定要为宋朝之后武将地位低下，军队不复战力找个人负责的话，很大程度得算到宋真宗赵恒头上。

　　为啥是赵恒呢，首先赵恒此人性格懦弱，在史上都有公论。

　　赵恒懦弱的性格，应当与他的成长有关。

　　在真宗被立为皇太子之前，长子元佐因为反对父亲迫害叔父廷美，而被废为庶人;次子元僖很得太宗的喜爱 , 但是正当盛年而暴卒，被追赠为“恭孝太子 ”。

　　元僖之死对赵光义打击很大，后来不得已，才在寇准的劝说下立真宗。在京师老百姓称赞真宗为“少年天子 ”时，太宗很不高兴，说 : “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 ? ”在这样的压力下，赵恒养成了微小谨慎的性格，即使如此，太宗驾崩后，王继恩、李昌龄、胡旦等人还图谋立废太子元佐为帝，如果不是吕端保全，真宗即位的概率实在不容乐观。

　　这些经历使得真宗性格与太祖太宗迥异，奉守中庸之道，不以开拓为宏志。

　　性格表现到外在，就是真宗在澶渊之盟的窘态。

　　真宗亲征澶渊，是在万分不情愿的态度下，经过毕士安、寇准等人的极力鼓励与劝说，方才勉强同意。

　　强扭的瓜不甜，即使亲征，真宗所想的与主战派大臣不同，不是如何打败辽军，而是如何尽快脱身。

　　对于澶渊达成合约的条件，真宗的底线是不割地，至于岁币则可不惜代价，“若屈已安民 , 特遣使命，遣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 , 则必须绝议。”。

　　辽军撤退，宰相寇准建议进一步扩大战果，真宗回答 : “数十年后 , 当有御之者。”

　　很显然，真宗本人把抵御外敌的任务甩给了子孙。

　　但是子孙们能不能为祖宗还愿，还得看国策，澶渊之盟后，宋朝的皇帝们已经不具备这个能力，原因还是要归结到真宗。

　　“澶渊之盟”以极小的代价换来了宋辽之间长久的和平。本身算得上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但它背后所带来的影响，却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

　　太祖太宗两朝，辽国都是假想敌，宋朝在边境集结重兵，严加防备。

　　澶渊之盟后，情况就变了。在盟约里有这么一条，“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也就是说，只能维持现有的军事设施，不得再有修筑城池，加固堡垒，挖掘河沟等动作。

　　如果只是这样，北宋在边境保留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说能确保万无一失，至少能进行有效防御，那也不算太离谱。

　　问题在于，合约达成后，宋朝的战略目标就变味了。辽宋是兄弟之国，友好邻邦，驻扎那么多军队干嘛，还不如撤回来，既节省军费，又能在内地机动，也就是成了“外虚内守”，收缩了战线。

　　战略上的变化带来了军事制度上的变化。

　　之前北宋执行良好的马政逐渐失效了，不管是官方养马还是民间养马，逐渐都被荒废。后人一再说宋朝缺少战马，其实在北宋初期是不缺的，只是从澶渊之后马政荒废才真正开始缺少战马。

　　军队则无事可干，游手好闲，流连于瓦舍勾栏，并且以经商为主业，带来的后果是：

　　“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挝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 ,披坚执锐之士 , 化为行商坐贾者 , 不知其几。”

　　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就可想而知。北宋后期除了西北边军因为要防备西夏还有点战斗力，其他就没法看了，被金军一路横扫也就不奇怪了。

　　澶渊之盟取得的和平被宋朝不少君臣所肯定，“太祖开万世之基 ,太宗定四海之难 ,而和戎戢兵以致太平者真宗也”。

　　于是子孙们都想效仿，金国攻宋以来，徽宗钦宗不断派出使者想再来一次，并在在靖康元年和金国达成合约，代价是每年交纳岁币费“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

　　至于结果，所有人都知道了，第二年金人就撕毁合约再次攻宋，靖康之耻成为中国历史上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疤。

　　您看，澶渊之盟成为一个样板，后世官家们遇到战和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哪怕已经碰得头破血流还要抬出澶渊来说事，可以说它影响到了国策。

　　所以，不要说宋太祖、宋太宗重文轻武，在赵大赵二执政时期，武人地位虽不见得多高，却是实打实受到重用的，只是从真宗澶渊之后的国策调整，武人地位一路下滑，受制于文官而不得复有掌兵之实，强如狄青也只能郁郁而终。

　　真宗心心念念的“数十年后 , 当有御之者”，结果是范雍、韩琦之流虽称名臣，经略西北却被李元昊打得落花流水，若要追究原因，赵恒实在是逃不掉。

　　不管是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赵恒之后，北宋官家们都失去了进取心，失去进取心不算，还失去了警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国家失去了忧患意识，结果是啥呢?北宋的灭亡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句话，虽然出自东周时期的《左传》，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非常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