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的形象为何没有被毁掉 古代皇帝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样的

　　今天历史屋小编就给大家带来李世民形象的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人”与“坏人”，似乎是我们评判一个人最基本的划分了，在中国尤其是这样，2000多年儒家文化的浸染让中国人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更加强调人的道德品行，并以此来评判人的好与坏。

　　“仁义礼信智忠孝节悌”，这些成为了对人的评判准则，但是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历代的皇帝似乎都并不在这个规范之内，或者换句话说，皇帝的好坏从来就不是以道德水平的高低来评价的，他们自有一套区别于世人的独有的评判标准，而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说到李世民，那么玄武门之变绝对是逃不脱的一个话题，而玄武门之变的前因后果也被翻来覆去的解读了一遍又一遍，但是无论怎么说，从结果来看李世民就是篡权夺位、弑兄杀弟，甚至连自己的弟妹都不放过的收入宫中，如果从忠孝节悌这几个字看来他完全就是一个十足十的“坏人”“恶人”，但这些却并不妨碍李世民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帝王之一，那么中国人对皇帝的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呢?玄武门之变为何又没能毁掉李世民的风评呢?

　　文治武功——功业是皇帝的唯一评判标准

　　权力的正当性，并不来自于它获取权力的方式，而在于权力者如何使用他手中的权力。

　　对中国人来说，事实正义是远远大于程序正义的，对于政治人物的评判，私德也是远远小于功业的，就连孔老夫子也是这样认为的。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论语·宪问》

　　齐桓公杀了他的哥哥公子纠即位，同作为公子纠家臣的召忽自杀，而管仲却做了桓公的丞相，这如果从“事君以忠”的角度来看，管仲实在是称不上仁义，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管仲帮助桓公不用武力就实现了诸侯会盟的霸业，这就是仁德，而将之带入到李世民身上也是如此，虽然李世民在皇位的夺取上私德有亏，但是他在文治武功上的成就才是支撑他成为千古一帝的基石。

　　我们来看李世民作为皇帝所取得的成就：

　　首先，政治上李世民自己就强调“君舟民水”的施政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彻底完成三省六部制和郡县制，并继续发展科举制度，并创立死刑复奏制度和五花判事。

　　经济上李世民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重视商业，丝绸之路成为世界的经济动脉，而中国也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的最中心。

　　文化上开放的盛唐气象做到了对全世界的文化输出。

　　军事上，一改以往中原政权对游牧民族的长期劣势，灭东突厥，吐谷浑，薛延陀，高昌，龟兹并击败吐蕃和天竺，极大的扩充了从隋朝继承的疆域版图。

　　外交上李世民“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真正做到了万国来朝。

　　而这些被统称为“贞观之治”的一切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单以“文治武功”来讲，中国历代的皇帝也仅仅只有始皇帝能够凭借着“先手”的优势压唐太宗一头。

　　事实上如果要给唐太宗打分的话，玄武门之变并没有被成功的“洗白”，杀兄弑弟最少减去100分，收拢兄弟的女人怎么也要减去80分，另外逼父退位也要减去200分，渭水之盟减去300分，但是这些在“贞观之治”50000的保底分面前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就算是孔夫子在世肯定也会像为管仲那样为李世民辩解，“微太宗，我辈为突厥人呼?”。

　　玄武门之变是属于皇帝的“大仁大义”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去看当时的历史，似乎觉得李世民作为二皇子去争夺皇位就有些不够厚道，作为长子的李建成就应该理所应当的继承皇位，作为儿子的李世民就应该毫无违逆的听从李渊的吩咐与安置，但我们往往会忽略的是当时并不是和平年代的正常皇位交接，而是隋末乱世中的帝位争夺。

　　李世民是谁?是李氏一族“反贼”血液的继承者，是李氏造反事业的“实干家”，而在初唐建立以后，李世民所代表的便也不仅仅是自身，而是一个野心勃勃、实力雄厚的功勋政治集团，而李世民作为有名有份的帝位争夺者，他的成败又关乎着他所在集团的生死命运。

　　正如《君主论》中的所述的那样：

　　一位君主，他并不能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所以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定，然而，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需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

　　而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比起千年后朱棣那场差点打翻了半个国家的清君侧，玄武门之变简直是政变的典范了，它高效、简洁，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一针见血，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做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用人伦惨剧换取家国和平，毕竟在当初李世民的处境之下，他的抉择绝不仅仅是逼宫造反一种。

　　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兵甲，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

　　当初李世民与李建成的皇位争夺中，李世民其实已经把大部分的力量转移到了洛阳，对他来说想办法离开长安之后直接发动内战似乎比起逼宫来更加稳妥，但那样对于一个刚刚统一的脆弱国家来说消耗实在是太大，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李世民高尚到可以为了家国大义牺牲自己的地步，只是李世民的当时的抉择对国家来说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了最大的和平，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君王对天下最大的仁慈，也是属于皇帝的大仁大义。

　　“虚心纳谏”是臣子心中理想君王的模板属性

　　在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当中，对历史人物评判的权力只存在于文人或者说是官僚群体当中，而在这其中，太宗和他所代表的贞观之治一直是历代文人的盛世典范，太宗也是他们心中最为理想的君主模板，这其中不仅仅是因为太宗皇帝所取得的成就，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太宗的施政作风更接近于儒家纳谏爱民的政治理想。

　　在君臣关系诞生的初期，君主与臣子的关系并不像是父与子的关系那般完全是单向控制的， “君君臣臣”的本意是“君为君，臣为臣”，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君臣之间责任与义务统一的双向约束关系。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关系在早期更像是一种契约关系，臣子也对君主抱有要求与期许，但随着中国大一统进程的演进，臣子在面对君主的时候愈发的处于被单方面控制的劣势处境，作为臣子需要时刻为了随时会到来的清洗忧虑，而再回顾历史，像魏征—李世民这种良好而坦率的君臣关系就显得愈发令人向往了。

　　某种程度上来讲，唐太宗是古代文人心中的帝王典范与政治理想，一方面精明而谨慎的君主牢牢的掌握住国家，另一方面他又会虚心的接纳那些作为卓越人物的大臣们的意见，而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之下，国家推行的仁政致使政治清明、国家富强、百姓兴旺，而这在后世臣子的眼中就是如同尧舜禹时代一样的政治神话了。

　　最后总结，历代的皇帝们是中国历史中最特殊的一个群体了，一方面他们明显不被世俗的规则所约束着，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因为自身皇帝的属性而被求全责备，而这也导致了对皇帝的评判标准与对普通世人的评判标准有着显著差异，但究其根本，能在乱世之时戡平战乱，一统家国;能在百姓流离失所之时让百姓免于刀兵、生活富足;能在外敌入侵之时守土保家、开疆拓土，这样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满足人民的理想与期许的皇帝，应该就是好皇帝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