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生活习俗和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 和当时的情况有一定的关系

　　今天历史屋小编给大家带来宋朝的生活和文化，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宋朝在历史长卷中所表现出的影响力，不仅具有无法比拟的代表性，同时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宋太祖赵匡胤创国之初，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藩镇割据局面，同时也为宋朝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处于中国历史转型和变革时期的宋朝，对古代中国历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朝建立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表现，不仅为宋朝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也为民间形成具有独特风格，以及符合百姓发展需求的，生活习俗及文化做好了铺垫。

　　宋朝民间生活习俗和文化的形成，与当时宽松的政治环境、繁荣的经济基础，以及城市发展逐渐走向成熟都有一定关系。

　　笔者认为无论是习俗还是文化，想要得到发展和传承，除了应该具有一定自发性之外，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政治稳定、经济基础牢固。

　　相比较于唐朝对贸易的严格限制来说，宋朝的经济发展可以用“不舍昼夜”来形容。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夜市”，人们即使在晚上也可以去逛街和购物。北宋时期出现“夜市”，既说明了经济活动不受限制，也证明了宋朝人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这段文字所描述的是，当时北宋都城汁京的商业繁荣景象。

　　即使是在偏安一隅的南宋时期，商业活动和经济行为也络绎不绝。据《都城纪胜》记载：“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

　　北宋的汁京和南宋的临安，都是当时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按照现代人的看法这两座城市，应该就是宋朝的现代化“大都市”。这两座大城市的繁荣昌盛，也从另一个侧面彰显了宋朝时期的经济实力。

　　笔者认为宋朝出现的“大都市”，不仅可以反映当时的市容市貌以及经济发展，其实究其根源还可以反映出，宋朝普通市民的生活情景。尤其是在勾栏瓦肆、百戏艺术的繁荣，更能体现出经济繁荣之下的生活习俗和文化。

　　从客观角度来分析，这种以国家政治为导向、以经济基础为依托，衍生出来的生活习俗与文化，不仅丰富了民间的文化形式，同时也为宋朝民俗文化的发展，开辟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发展之路。

　　宋朝时期人们的生活习俗

　　宋朝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首先从宋朝的建立来看，可以称得上是“兵不血刃”，就从后周的手中“拿”到了江山。这也为后期“杯酒释兵权”和“文人治国”埋下了伏笔。

　　正是因为宋朝的江山并未沾染鲜血，而且在治国方针上又充满了文人气质，才为政治宽松、经济繁荣，以及人民安居乐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其实是宋朝时生活习俗与文化形成的大背景。

　　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宋朝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乱象，而且也建立了一个相对统一的国家政权。但是宋朝统治者并未重新“开宗立派”，而是继承并发展了唐朝时期，以汉文化为主的统治思想。

　　上至国家政权下至百姓生活，几乎都无一例外的“恢复”了汉制。从这个方面来看，宋朝时期的生活习俗以及文化，在继承了大唐遗风的基础上，因其高度发达的经济和城市化进程，还将这种生活习俗与文化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1. 服饰习俗之官服

　　宋朝时无论是皇帝、贵族还是来百姓，基本的穿衣风格都是“宽袍大袖”。在保留汉民族服饰风格的同时，宋朝的服饰还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这主要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

　　宋朝从政治上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但五代十国时期的服饰文化，以及其他生活习俗并为消亡。尤其是与宋朝并存的辽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他们在与宋朝交流的过程中，也将其本民族的服饰文化传入了宋朝。

　　所以在大宋的国境之内，既有穿传统汉族服饰的人，同时也有身披“胡服”的“异邦”之人。如果从种类上来分宋朝的服饰，大体上可以分为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个款式。

　　官服也就是宋朝政府的制式服装，最大的特点就是“君臣通服”。布料选择上多以“罗”为主，但皇帝和贵族可以使用锦缎袍料。

　　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都可以穿样式差不多的衣服，风格多以“大袖长袍”为主。

　　君臣头上都可以戴“平翅”乌纱帽或“直脚幞头”。

　　唯一的区别就是皇帝的龙袍有“专用色”，而且纹饰方面也多以龙纹为主。贵族或大臣虽然可以刺绣“蟒”，但是衣服的颜色绝对不能与皇帝同款。

　　笔者认为宋朝的官服与唐朝时期基本雷同，只不过颜色、样式或华丽程度上要逊色一些。宋朝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着紫服，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穿朱服。其他不入流的小官则“穿青着绿”。从宋朝官服的样式、颜色、风格上不难看出，宋太祖赵匡胤是在可以恢复“中国”风。

　　2.百姓服饰习俗

　　(1)宋朝男装

　　生活在宋朝时期的男性服装，日常生活中的主要服饰特点就是穿“交领或圆领”长袍。而这种穿衣风格与唐朝男子相差无几。

　　衣服的颜色多以黑、白两种为主。士大夫阶层或文人喜欢穿“直裰”，类似于一种对襟长衫。但这种长衫的袖子特别肥大，同时在袖口、领口还会镶上黑边，远远看去就像“道士袍”。

　　(2)宋朝女装

　　生活在宋朝的女性其实非常幸运，因为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之下，女性的地位要比其他封建王朝高很多。所以宋朝女性的穿衣风格，相对来说也会更具“时尚”色彩。宋代女性的日常服饰以“裙装”为主，但裙子的长度以不遮足为宜。

　　一些社会底层的女性，由于需要参加劳动，所以大多数人都会穿长裤。这种长裤与现代女性穿的长裤类似。但宋朝女性的裤子形式非常特别，她们除了要穿一条贴身长裤之外，还要在外面加上很多层“套裤”。

　　宋朝女性的上衣特点为“窄袖短衣”，这与男性的宽袍大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穿这种上衣的时候还需要外加对襟长袖小褙子。这个所谓的“褙子”类似于今天的“坎肩”。这种外加的小褙子领口和前襟要绣上花边，主要就是起装饰或美化作用。

　　3.生活中的节日习俗

　　(1)春节

　　“春节”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是在宋朝的时候兴盛起来的。宋朝人过春节的时候庆祝活动非常多，无论是官府还是普通人家，在过春节的时候都会举办各种活动。

　　春节虽然一种民俗节日，但是在过春节的时候，也可以体现出老百姓的生活习俗。

　　据《水龙吟·除夕》记载：“小童教写桃符，道人还了常年例。神前灶下，祓除清净，献花酌水。祷告些儿，也都不是，求名求利。但吟诗写字，分数上面，略精进、尽足矣。饮量添教不醉。好时节、逢场作戏。驱傩爆竹，软饧酥豆，通宵不睡。四海皆兄弟，阿鹊也、同添一岁。愿家家户户，和和顺顺，乐升平世”。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节日以及生活习俗之外，在过春节的时候放爆竹，也是宋朝时期一项非常隆重的习俗活动。用纸包火药做成的爆竹在宋朝时十分流行。《东京梦华录》夹在：“是夜，禁中爆竹山呼，闻声于外”。描述的就是当时人们放爆竹时的情景。

　　(2)祭灶

　　腊月二十四被古人称为“祭灶”日，在这一天人们会打扫灶台，期盼“灶君朝天欲言事”。据《礼记·礼器疏》记载：“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这里面所说的火神就是宋朝老百姓祭祀的“灶神”。这种生活习俗体现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3)三月三踏青

　　《三月三日上忠襄坟因之行散得十绝句》“骑驴担酒祭祖坟，一路春光满眼新。道旁关扑掷得顺，竿挑利物好夸人”。这是南宋时期比较盛行的“踏青活动”，这种活动由祭祀亲人，逐渐演变为一种郊游习俗。

　　宋朝时期生活习俗和文化形成的原因

　　笔者认为从古至今习俗和文化的形成、发展与传承，都离不开“政治、经济”这两个必要条件。

　　宋朝建立之后社会矛盾虽然依然存在，但统治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实行了很多改革。并最终形成了“政治宽松、重视文化、经济繁荣”的利好局面。

　　在这种大环境或利好局面之下，宋朝的商业、贸易活动频繁。除了陆路经济发达之外，宋朝的海上贸易也欣欣向荣。这就为巩固政权、国家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宋朝作为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定型时期，各项体制已经基本发展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会让宋朝的生活习俗以及文化得到长足发展。这其实也是历朝历代，生活习俗与文化发展的相同之处。

　　笔者认为虽然宋朝统治时期，也受到了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但从整体角度来看，当时的宋朝已经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之下社会经济繁荣兴盛就是必然因素。

　　尤其是城市化进程发展速度较快，也促进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对市民生活习俗以及文化形成，都提供了十分必要的社会基础。

　　宋朝“城市工商化”的形成与发展，也带动了不同阶层的发展。尤其是庶民阶层的力量逐渐壮大，他们在吃饱穿暖之后也十分渴望精神生活。勾栏瓦肆和百戏艺术，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应运而生。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宋朝事时期的生活习俗与文化发展，绝对离不开“文人治国”体制的影响。

　　因为“文人治国”所以读书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大诗人、大画家在这个阶段层出不穷。这其实也为宋朝的生活习俗与文化，相互融合做出了很大贡献。

　　结 语

　　笔者认为宋朝时期人们的生活习俗和文化，既有时代背景的影响，同时也是宋朝统治者的“有意为之”。

　　生活习俗与文化的形成，既需要漫长的时间沉淀，同时也需要把握舆论主动权的统治者支持。这二者不仅缺一不可同时也互为因果。

　　我们不得不承认宋朝统治者，为当时社会的生活习俗与文化形成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而文人士大夫阶层通过文化渲染，促进了宋朝生活习俗与文化的发展。作为生活习俗与文化的载体，宋朝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承人。

　　【参考文献】

　　1.刘若斌《宋代民俗文化审美研究》

　　2.王盈盈《美学——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

　　3. 娄倩倩《多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哈尔滨都市民俗流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