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腐败真的是因为“汉化”吗？满洲到底有没有汉化？

　　今天历史屋小编就给大家带来满洲到底有没有汉化?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民族融合是世界历史趋势。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民族融合不仅是国家政权稳固的重要条件，更体现着人类共同的发展趋向。

　　清王朝曾是一个空前强大而稳定的国家政权，同时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熔炉。

　　其中，满洲“汉化”则是一个重要现象。尽管当时的满洲统治者讳言此事，后世有的研究者也各执一端，但是历史事实却不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一趋向。

　　清王朝得以崛起东方，占领中原，与学习汉人文化，成功采用“以汉制汉”政策息息相关

　　在清王朝夺取政权、入主中原的历史上，人们往往看到的是满洲八旗的骑射武功，而忽视他们对待汉人的政策及其对汉文化的利用。这显然是重要的缺失。

　　《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战争的基本规律。实际上，满洲在崛起东方之际，人员不多，地域不广。为了发展壮大，他一方面积极与蒙古联姻，取得蒙古贵族的同情与好感，争取了一支颇为强大的同盟军;另一方面则不得不打“汉人”的主意。

　　因为，无论从地域或人数比较，汉人比满人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何况明王朝是在推翻蒙元王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权呢?为了进军和统治中原，清王朝的统治者不得不对他的主要对手采取“模仿”“利用”乃至“学习”的政策。

　　如果说，努尔哈赤在世时，已经感到汉人及其文化的重要，但在政策上还只是一味对汉人奴役、掳掠的话，那么在他的儿子皇太极执政时期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对汉政策。

　　皇太极当政后，开始采用“参汉酌金”“开科取士”，广泛招纳汉人知识分子，“以汉制汉”，协助其研究和制定对汉政策。诸如，翻译汉文化典籍，学习汉人统治经验，逐步改变较为原始的满洲旧习等。

　　当腐朽的明王朝处于人民造反，风雨飘摇之际，清王朝当机立断，采用范文程、洪承畴等汉人谋臣的建议，利用李自成等占领北京、推翻明王朝政权的时机，打着为朱氏明王朝“复仇”的旗号，迅速出兵，占领北京。

　　在一定程度和时机上采纳了缓和满汉矛盾的政策和策略：礼葬明王朝皇帝，暂缓对汉人“剃发”;争取汉人人心，最终打败李自成，出兵西进追剿、南下攻掠，占领南京等江南地区，迅速站稳脚跟。

　　因此，如果正视历史，不难看出：清王朝得以崛起东方，占领中原，与学习汉人文化，成功采用“以汉制汉”政策息息相关。

　　学习与整理汉文化典籍

　　满洲从占据东北一隅到入主汉人为主的中原，以至控制全国;从专事战争掳掠到经邦济世，力求社会稳定;从一个人数不多的部落到成为统治全国的统治集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巨大变革。为稳定政权而应对这种激烈的、全面的巨变，满洲统治者逐步采取汉人可以接受的思想和方式进行统治。

　　在文化方面的重要标志，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及其政治制度采取极为尊崇的态度，将其作为极为重要的“精神武器”和文化“法宝”。

　　清入关前的满洲，长期处于较为原始的生产、生活处境，其统治民众的方式，仍然是以血缘为中心，以家族、部族或出猎队伍的方式进行，远没有中原地区文化建设的长久与深厚，更没有专制统治方式及经验的成熟与完整。

　　因此，当满洲统治者入主中原，取代大明王朝的时候，以明王朝为代表的统治文化和统治方式，就自然成为了他模仿、学习的对象。为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将学习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及其专制制度作为重要课题。

　　早在满洲刚刚成立“金”政权时，统治者已经开始对孔子和汉人文化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据《清实录》记载：崇德年间，皇太极曾遣大学士范文程祭祀孔子，并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表现了对于孔子极大的尊崇。其后，清廷统治者历代不衰。

　　清军入关后，清廷进一步在政权建设、宫廷建设、财政、文化、宗教、民俗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地采用和学习汉人经验和文化，并长期将汉字作为清王朝官方的主要文字，重要文献如奏疏、碑文、档案等一般都要用满汉文字或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足以说明清王朝对汉文化和汉文字的重视。为他在中原站稳脚跟，再向各方扩展打下了基础。

　　特别重要的是，存留至今，保存完好的汉字文化典籍——《四库全书》等，是清代满洲最高统治者——皇帝亲自组织搜集、编撰和刊行的。这无疑体现了清代最高统治者的文化导向。

　　适应中原生活环境

　　就满洲族群整体而言，入关以后，生存、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尽管满洲统治者进入北京，将原来居住的汉人等赶走，自己单独居住;

　　尽管清王朝在全国军事要地设置八旗驻军，对各地民众，特别是汉人予以监视;

　　尽管清王朝统治者费尽心机在各地将“满洲”与汉人居住区实行区域隔绝，建设“满城”。

　　特别是满洲统治者不仅强调要将满洲民众与汉人隔离，并一再宣称要满洲保持“满语骑射”的传统。但是，历史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实际上，满洲民众是生活在中原“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入主中原，需要汉人的理解和帮助，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

　　为此，他们不得不了解和熟悉汉人传统习俗和文化、加强与汉人的交流。

　　例如，他们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依靠汉人，也要逐渐懂得“农耕”。这就迫使他们逐步抛弃以往的所谓渔猎、抢掠等“传统”习惯，学习和熟悉农业，采取中原汉人的生活和管理方式。尽管当时清统治者对满洲和八旗人口采用“国家”供给制度，予以“豢养”，但事实证明终归不是长久之计。

　　此外，满洲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时时刻刻不得不同汉人打交道。从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粮食、蔬菜乃至柴米油盐，到实现统治所需要的汉语、文字，再到军事装备所需的各类军用物资，几乎都需要汉人。

　　因此，汉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服装、观念、宗教信仰等等，无一不在影响着入主中原的满洲。他们依据自己的需要，择善而从，也就不断调整和改变着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乃至观念、习俗等。

　　尽管统治者一再强调并费尽心机要保持满洲的“满语骑射”等传统，但是在现实生活面前，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趋势

　　以上记述，展示了一种趋势。尽管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想用各种权势及方法反对、阻止，但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满洲”仍然在“潜移默化”中汉化。有些人企图抗拒、阻止乃至否认这种变化，是不符合实际的。

　　事实上，清朝统治期间，正是中国各民族加强了解、沟通，相互影响、渗透、加强融合的时期。期间，清王朝依靠强大的军事、政治实力，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当时，各民族之间，不排除有矛盾、冲突甚至征战，但是在清王朝控制和主导下，民族融合还是主流。

　　其中，满洲统治者，极力想保持自己的传统，强调“满语骑射”，强迫广大汉族民众剃发、易服乃至要求汉族官员学习满文，适应“满洲”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使不少汉人“满化”;

　　另一方面，广大满洲民众也在积极、主动、普遍地学习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满洲汉化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各族民众整体上是走向新的融合。

　　在这种民族融合中，民众“择善而从”，其中中原地区“汉族”文化则占有巨大优势。尽管“满洲”统治者一再强调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企图以此保持政权的稳定和长久，但是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则是不以某一民族或统治者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

　　马克思在1853年7月22日撰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预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满洲汉化的过程，再次呈现和验证了这条规律。

　　民族融合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双向的或多向的。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借鉴和学习。其结果，一般是较为先进的文明取得优势，得到较多的共识和采纳。事实上，清代满洲汉化的同时，汉人也在汲取满洲文化。同样，其他的民族也在这个民族熔炉中得到熏陶。

　　应当指出，在“满洲”“汉化”过程中，其统治阶层及其统治的支柱——八旗确实在逐步“腐化”，逐渐失去往日的“朝气”。他们日益贪图权势、追逐声色犬马和骄奢淫逸的生活享受，加深了与广大民众的矛盾，日益失去民心，特别是广大汉人的信任。

　　尽管有的满洲统治者，如早期的努尔哈赤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一再将满洲统治阶层的腐败、无能，归罪于满洲的“汉化”;否认专制体制和专制权力造成“腐化”的作用。他们实际上是将满洲“汉化”与“腐化”混为一谈。既不符合事实，也极欠公允。

　　应当看到，正是满洲统治者的腐化、堕落，加深和激化了官民矛盾，最终导致了人民起义，埋葬了清王朝。这是在研究满洲“汉化”时应当予以分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