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掩盖惨败真相 美炮制1.3万俘虏被杀新闻

　　1951年11月14日，正当开城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时，侵朝美军第八集团军军法处处长詹姆斯·M·汉莱上校奉命在釜山召集新闻记者，发布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声明称:据可靠情报，共军在朝鲜杀死了5500名美国战俘和290名其他盟国的战俘。

　　隔了一天后的11月16日，汉莱上校又郑重其事地将数字作了调整，使被杀害的美国战俘增加到6270名之多，还有7000名南朝鲜战俘和130名其他盟国的战俘也惨遭杀害(6270+7000+130)。汉莱痛切地说:他之“所以公布共军对美国战俘的野蛮残暴行为，是因为必须让前线的美军知道他们面临的大敌是什么”。

　　第二天下午，美国军事电台就开始连篇连牍地播送所谓屠杀美军俘虏的“暴力事件真相”。与此同时，美联社自东京报道了“联合国军”一位高级军官的谈话，说“共军屠杀了几千名美国战俘一事，揭示了朝鲜和平谈判被中止的秘密。”把破坏停战谈判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了朝中方面

　　美国人很有趣!在此以前，他们一直宣传美军登陆朝鲜半岛后如何英勇善战，所向披靡，斗志高昂，誓死不当俘虏，只是在战术性的一些小小失误中，仅有169名美军官兵由于;病伤等非常原因而被俘。可是到了这个需要渲染“共军暴行”的时候，却又宣称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有12000多人失踪，而且把这12000多人统统算成战俘，并且断言其中半数以上已被共产党杀害云云。

　　共产党数以千计地“残杀美军战俘的暴行”，果然激起了美国朝野的巨大震惊。

　　事态继续扩大。李奇微将军接替因连连战败而被撤销“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的麦克阿瑟将军，为时已七个月，无力回天，于是在汉莱上校刚刚揭开的谎言大合唱的序幕中.及时看到并紧紧抓住了这个上帝恩赐的机会，于11月17日在东京“联合国军”总部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声明中有这样的话:“我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发现上帝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使我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清楚地认识到敌军领袖的道德准则……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人为了摧残自由世界人民，为了摧毁自由世界人民的信仰而使用的手段……”

　　李奇微将军的语言，远远超越了一个军事家的格调，充满了政治家的情怀与传教士的口吻，显得那么义正辞严而又悲天悯人。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就此事件发表谈话。他在凯韦斯特休假期间向报界说:“汉莱所报道的共产党屠杀美国战俘的事件，是本世纪所发生的最野蛮的事件。”

　　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本世纪有过两次世界大战，丧心病狂的法西斯曾经制造过无数灭绝人性的野蛮事件，仅纳粹德国设在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就用毒气和其他手段杀害过四百多万盟军战俘和无辜平民。按照杜鲁门总统的说法，制造本世纪最野蛮事件的罪责，居然摊到了中朝共产党人的头上。换句话说，中朝共产党人制造的(实际并不存在的)“野蛮事件”，比本世纪内法西斯所制造的野蛮事件还要野蛮。

　　美国总统讲话竟是这样信口雌黄!

　　如果说杜鲁门总统的这番谎言是本世纪最荒唐的谎言，下这样的结论，恐怕倒并不过分。

　　将军和总统的谈话，产生了巨大煽动力，西方世界的大批报刊电台一涌而上，推波助澜，顿时把东方共产党人虐杀美国战俘的“野蛮暴力事件”渲染得有声有色。美联社有一条新闻还提供了一组有趣的数字对比:在朝鲜战场上，手执武器的美军官兵与共军作战中，阵亡人数为6194名，而放下武器的美国战俘，被共军杀害的竟然多达6270名，后者比前者还多76名，足见共军是多么“惨无人道”!

　　顶顶扣人心弦的宣传，还不在于枯燥的数字游戏，而在于形象化的历史比拟。他们说，中共军队对付美国战俘最残忍的一招，莫过于重演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故技———强迫战俘进行“死亡行军”。

　　霎时间，大量传播媒介都争先恐后地描绘起“死亡行军”的故事来了，竟闹得沸沸扬扬，让读者和听众怵目惊心，毛骨悚然。

　　所谓“死亡行军”，典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菲律宾群岛。1942年夏季，日军相继猛攻巴丹半岛和哥黎希律岛。由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担任总指挥的美菲联军大败，麦克阿瑟携夫人和四岁的儿子，还有一位祖籍广东的中国保姆，一同乘潜艇逃出战场，到了澳大利亚。扼守巴丹的9300名美国军人和65700名菲律宾军人向日军缴械投降。接替麦克阿瑟上将指挥菲律宾战局的美军温赖特少将遵照白宫旨意，认为坚持抵抗只会造成无谓伤亡，便通过马尼拉电台公开下达命令，命令哥黎希律岛全部美菲军队无条件投降，拒绝投降者以逃兵论处。全部守军36000人中，29000名菲律宾军队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带着武器进入丛林打游击，另外以美军占大多数的7000名守军服从命令，在温赖特将军亲自带领下向日军投降。

　　日本侵菲派遣军最高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派人把温赖特押送到被日军占领的中国沈阳，关入监狱;同时下令美菲两军的所有被俘人员作长距离徒步行军，从巴丹半岛的马利维尔斯奔向位于圣费南多的俘虏营，两地间的行程长达1000多公里。此时正值炎夏，病疫流行，粮食又缺乏，日军对战俘更是恣意虐杀，等战俘到达目的地时，死伤人数竟达25000余人。

　　几个月后，有三名美国士兵从日军战俘营中侥幸逃出，越海到达澳洲布利斯坦，揭开了这次“死亡行军”的秘密。

　　麦克阿瑟将军得悉详情后，义愤填膺，下令立刻向新闻界公布全部细节，并附上一份准备以他个人名义发表的声明。声明中说:“这种野蛮残忍对付战俘的暴行记录，使我感到无法形容的痛恶。这种行为违反了最神圣的军人荣誉典范，且永久玷污丁日本军人的信条。任何其他的近代交战国都不曾如此贬低这种荣誉。我的神圣责任，将在适当时间要求对这些野蛮危害所有正义的人予以公平审判。

　　万能正义的上帝，必将对那些以可怖罪行加诸被俘官兵的人们予以严惩。”

　　当时，华盛顿最高当局为了掩盖太平洋战场的败迹，也顾虑公布“死亡行军”的全部细节会引起军人和军人亲属的恐慌，影响士气，便决定禁止发布这一暴行的详细记录，同时也扣发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声明。为这件事，麦克阿瑟毕生耿耿于怀，到了晚年写回忆录时，还公然抨击政府当局:“不管理由如何，这就是一种新闻检查的形式，而且很容易变成对新闻自由的威胁，以及对自由人民的自由权利的威胁。”但是，在美国毕竟没有遮得住新闻记者眼睛的屏障，“死亡行军”的内幕还是逐渐地传播开来，弄得家喻户晓。

　　当时事态的发展，证明了华盛顿决策人的忧虑是多余的。公开“死亡行军”的内幕，不但没有影响美军的士气，反而激起美国军人、美国人民以至世界人民的同仇敌忾，成为埋葬法西斯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这使麦克阿瑟感到欣慰和振奋，也使美国政府感到意外和庆幸。三年后，麦克阿瑟重整旗鼓，再度率领美国远征军杀回菲律宾，歼灭日军达450000人，击沉日本军舰68艘，击毁日本飞机7000架，使日本的海空军遭到毁灭性打击，完全切断了日本掠夺南方资源的海上运输线。随着这一胜利之后，盟军便越过日本用重兵防守的台湾岛，直叩日本国本土的大门。

　　哲人早就说过这样的话:昨日的成功经验，照搬到今日，很可能是失败。美国军方显然没有从这一条带有普遍意义的法则中得到启示，他们想抄袭自己以往的成功，企望再来一次同样的成功。“朝鲜半岛的‘死亡行军”，便在这样的拙劣动机支配下，从“巴丹半岛的，死亡行军”’中复制而出。

　　艰难的战俘转运

　　1950年10月25日至12月24日，入朝参战的志愿军相继发动了两次战役，歼灭“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5.18万人，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发动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初步扭转了朝鲜战局。这两次战役中一共俘虏敌人14211名，其中有美军3781名，英法军147名。任何战争，都应努力避免将敌方的被俘人员置于战线附近，这是起码的军事常识。志愿军俘获的大批西方战俘，只有尽快地转运到朝鲜北部的后方战俘营，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必然要产生一个战俘长途转运的问题。

　　当时，美军虽然在地面战场遭受惨败，却拥有巨大的海空军优势，多达1600架的各类作战飞机，从空中封锁着志愿军的交通运输线，每天要投下数以万吨的炸弹，任何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都不放过。这种焦土政策，才是造成“联合国军”被俘人员无法安全及时地转运后方的根本原因。

　　志愿军九兵团某团政治处朝语翻译李炳云，讲述了他参加初期转运美俘的艰难经历

　　第二次战役结束，他所在的团在东线咸兴一带，抓了114名美国俘虏，必须及时转运到位于鸭绿江边的碧潼战俘营。部队特地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指派一名团政治处的司务长任队长，一名懂英语的文化教员任英语翻译，一名卫生员照顾伤病战俘，让李炳云担任朝语翻译，另外还配了六名警卫战士，负责转运途中的安全保卫工作。队伍出发前，团政委召集小分队十名干部战士开会，说明这次俘虏转运工作的重要性，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好各项政策，包括宽待俘虏的政策。小分队的成员联名向团党委写了决心书，保证像参加作战任务一样，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完成任务。

　　这114名美国战俘，是打扫战场时零星集中起来的，且都是东躲西藏忍饥耐寒苟活下来的幸存者，多半带有不同程度的病伤，情绪特别颓丧，有的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为避轰炸，转运队从傍晚五点钟出发，13个小时走走停停，只向北移动了24公里，可付出的代价却是惊人的：一名警卫战士为了寻找两名掉队的美俘坠崖身亡;三名重伤战俘因防空时受颠簸伤势恶化死去;还有六名战俘失踪，属于蓄意逃跑。他们又改为白天行进，速度有所提高，可在一次空袭中，四架野马式战斗机飞掠过来，当场炸死了七名战俘，重伤四名，小分队成员中，卫生员中弹身亡，司务长和一位警卫战士负轻伤。

　　无数的困难中，最熬煎人的困难是缺粮。所带的上百斤炒面，当作上等口粮，只够调成糊糊给病伤战俘做“营养餐”，且所剩无几。李炳云为筹粮弄得心力交瘁。每到一处宿营地，别人可以一屁股坐下来休息，他除了到处号房子，还得找粮食。令人为难的是，村民们可以把活命的粮食匀给志愿军，却坚持不肯分给美国俘虏兵。

　　面对严酷的现实，许多战俘越来越感到绝望。一天晚上，在一个小山村，夜间空袭的飞机刚刚飞走，突然，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美军上士突然扑向左臂负伤的警卫战士，夺下连发卡宾枪，奇怪的是，他不朝志愿军开枪，却对着俘虏群哒哒地扫射起来。他一边扫射，一边狂喊：“我以上帝的名义，拯救你们，解脱你们……”这一下，打死了美俘五人，伤十七人;我一名警卫战士重伤，半小时后死去。司务长额角负伤，鲜血直流。

　　司务长迅速安排了几个人为伤俘包扎，一边命令全体战俘就地坐下，一边安排人手掩埋死者。另外，派人火速找上级报告情况，请求支援。

　　取得战俘的信任

　　第二天上午，全体战俘集中到村后的密林中，一边防空，一边开大会。

　　额头包着绷带的司务长脸容瘦削，身上的棉军衣又脏又破。他将近40岁年纪，为人敦厚，平时不爱多说话，不料这一回对美国战俘说起话来却滔滔不绝：“这一路来，大家都很苦，这我懂……”他的眼圈忽然红了，“两年多以前，我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上士班长，在战场上给共产党军队解放了，也就是当了俘虏。开头我怕得要命，可是很快就相信了事实——共产党军队是尊重俘虏宽待俘虏的，把俘虏看成人，看成解放了的兄弟……”

　　文化教员的英语水平不高，越翻越吃力，简直要哭出来。就在这时，战俘群里有一个上尉战俘站了起来，严肃地向司务长敬了一个军礼：“我懂汉语，请允许我替你们翻译。”上尉转过身，面向战俘们，流利地将司务长的话译成了英语。

　　一片静寂，战俘们听得专注极了。

　　有几名战俘大声提了几个问题：“听说把我们送到后方，是要慢慢杀死我们，或者是去当劳工，是这样吗?”

　　“唉，哪有的事啊!”司务长叹息道，“跟我一起当俘虏的，有成千上万的人，开头谣言也很多，大家也很担心，后来不少人领到路费回家了，我自愿留下，还当上了干部。这段经历我平常不爱跟别人说，可是跟你们说了，这是因为我把你们也看成‘解放兄弟’，我请你们一定要相信志愿军的俘虏政策。眼前的闲难，都是美军的空中封锁造成的。只要大家好好合作，我相信一定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上尉译完司务长的话，又告诉俘虏们，说他二次大战时期在中国呆过很长的时间，相信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希望大家鼓起信心，遵守纪律，千万不要再做蠢事。文化教员也作了翻译。

　　会后，战俘们一致推选上尉当战俘联络代表，配合小分队一起工作。上尉还找司务长单独谈话，转达许多战俘伙伴的共同心情，对连续发生的不幸事件，都愿意进行深深的反省……

　　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天晚上，后方领导接到报告，派一辆卡车开到了山村，带来两袋大米、一包咸鱼和许多食品罐头。后半夜，卡车接走了二十多名病伤严重的战俘，直奔战俘收容站。一周后，其余的战俘也比较顺利地到了目的地。

　　这次战俘转运行军，比起从“三八线”出发的千里辗转，也许并不是最典型的一次。听说有一支战俘转运队伍遇上B-29重型轰炸机的“大把抓”轰炸，同时投下十几吨的炸弹，构成“地毯式”爆炸效果，使得一支数十人的战俘队伍连同志愿军押运人员，霎时化为乌有。如果朝鲜半岛上真的存在战俘“死亡行军”的话，那是指挥战争的美军将领为西方战俘们制造了死亡。

　　正直的西方记者

　　要感谢西方那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和敢于说真话的人们，是他们用良知揭开了“朝鲜半岛‘死亡行军’”的谜底。

　　最先向美国官方发难的是美国自由派报纸《华盛顿邮报》、保守派刊物《夜星》，他们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对汉莱上校提供的数字表示了怀疑。接着，《时代先驱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来自东京的快讯，还附加编者按语称：“五角大楼的一位权威人士断言说，陆军司令部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朝鲜战争中干下了屠杀战俘或其他野蛮行为。”

　　汉莱被新闻界逼得走投无路时，亮出了他的救命符：“我当然是得到高级官员的批准才发表讲话的。”他所使用的材料“是总参谋处经过正常的途径发下来的”，“我从总部新闻处得到许可以后才发表了数字。”而他的上司——“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当然不好把责任再推给他的上司——美国总统，于是，李奇微窘态百出，先是发表声明，表示对汉莱讲话“毫无所知”，说要“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又对汉莱“遽尔发表”谈话表示“非常遗憾”，后又说“目前仅仅可以证明有365人被杀”。可这个数字本身也还是虚假的。

　　李奇微将军如此出尔反尔，自然贻笑大方。从此，再也无人理睬“朝鲜半岛的‘死亡行军’”之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