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从什么时候开始,与中原彻底成为了一家人?还得感谢这个国家

　　巴蜀从什么时候开始,与中原彻底成为了一家人?还得感谢这个国家 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历史屋小编一起看下去。

　　巴蜀，是指四川盆地及其附近地区，地处中国西南地区，大致范围包括川、渝及其附近地区，即今四川省中东部和重庆大部及陕南、鄂西等地。主要居民为汉族，也是汉地的一部份。历史上，巴蜀地区、汉中地区和关中地区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必争之地。

　　常璩在其作品《华阳国志》中，是这样描述秦对巴蜀的“移民”：“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可以说，该政策对秦巩固其政权“功不可没”。

　　在公元前三一六年，秦灭掉巴蜀后，着手对巴蜀进行“改造”。

　　政治上，采用分封制和郡县制并用，虽三立三杀蜀侯：王子通国、公子恽、公子绾，但是，巴蜀汉中三郡三十一县在不到三十年间，扩大至四十一个县。为进一步加强对蜀地的控制，秦便仿照咸阳在当地修建了成都城、郫城和临邛城。

　　其他史料中，还记载了江州(今重庆)城和阆中城的修筑。这些城市中都修有高大的城墙，上有观楼和射阑，下设粮仓，街道、府舍、市肆与民宅样样俱全，为秦提供了驻守和掌控此地政权的便利，同时，还促进了当地盐铁行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尽管，派了军队，任命了官员，秦王朝的统治者依旧心里不安，于公元前314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如果，按一户最少“三人”计算，这次“入蜀”的秦民人数，应不下于三万人。目的地多是成都，也有不少人沿途“就地扎根”。

　　这次的行动，只是一个开始，到了嬴政时代，“移民”依旧在继续。

　　对于这些“移民”而言，这次的迁徙，等于是“永别故里”，而对秦统治者而言，这只是他们要“征服”天下的一个“举措”而已。惟有当地的民众都融入了秦，这才是真正的“融为一体”，而“移民”则可以加快这一进程。

　　另外，蜀地的开明王朝灭亡后，王朝后人及部族散落于西南各地，其中，王子安阳王带着部将及其家属三万人，一路南迁来到交趾之地，自建安阳王国。再加上，战争中伤亡人数不少，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蜀地人口的迅速下降。

　　秦王朝自然考虑到了这些因素，而“移民”则是快速补充人口的最佳选择。上文提及的“实之”，就有“补充人口”之意。并且，就连大名鼎鼎的“吕不韦”，也成了其中一员。一个曾权倾一时的宰相，后被贬居蜀中，心中悲愤难平，最终，他在途中饮鸠自尽。

　　《汉书》记载“秦法，有罪，迁涉之于蜀汉。”“流放”成了一个独特的惩罚罪人的刑罚。由相国、达官贵人、老百姓、犯人组成的，似乎是一支支近乎天方夜谭的队伍，然而，对汉中至蜀地沿途的百姓来说，这早已不是一个希罕的景象了。

　　自公元前314年以来，这条蜀道上几乎终日都可以看到这样迁徙的队伍，原本人烟稀少的蜀道，此时成了一条繁忙的交通要道。近年来，考古学上大量的“移民墓”被发现，证实了四川各地当时的“移民潮”。

　　并且，秦国统一六国后，为了瓦解六国当地的残余势力，会将其中的富商大贾们迁往此地。这样，既断了他们“生事”的机会，又补充了蜀地的人口数量。而这些人，也并非不愿意来到此地，与其留在故土整日被秦人“看着”，还不如，换个环境再谋发展。

　　在这些人中，擅长铸造的，带来了中原的铁器铸造技术以及农耕方法，极大改善和促进了当地的农业技术，推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客观上，这些人也加速了该区域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赵国的卓氏就是主动要求“进蜀”，《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 ...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 ...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卓氏来到临邛(今邛崃)，见这里山中产铁矿，却没有人开采，大喜，立刻招人采矿，再让人铸铁。

　　当时采矿，只需缴给政府少许银钱即可，于是，卓氏就成了当地的“大富豪”，生活之享受，不亚于“君王”。

　　史书还记载了另一位“大富商”——程郑，鲁国人，同样靠挖铁矿发家，比卓氏还有钱。当时，铁器在当地并不普及，他们开矿冶炼，生产的各种铁器，极受当地百姓的欢迎，自己也“富绛公室，豪过田文。”这里的田文，就是战国时期齐国孟尝君，有门客三千。

　　渐渐的，这些“移民”就和当地人相处和谐，熟悉彼此的语言和文字。这时，秦国又开始了在当地推行“小篆”，进一步废除巴蜀文化，让巴蜀彻底和秦成为了一家人。

　　常璩还描述了这些“移民”发家致富后的“奢华生活”，“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 ...”

　　对普通人而言，“迁涉”除了远离故土外，生活上并不会出现太多的改变。而对于有“专长”的人来说，这倒成了一次机会，原来在家乡难以施展拳脚，来到此地后，却成了“专家”，生活质量也会立马提升。

　　“移民”除了帮助当朝统治者维护政权之外，伴随它一起的是民俗文化及带过去的文字，同样对当地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自然，这也包括奢华之风，《华阳国志》就流露出作者对此的“批判”——“奢侈不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