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脉络,炎黄五帝是怎么走到商周之变的?

　　华夏文明脉络,炎黄五帝是怎么走到商周之变的?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历史屋小编一起看下去。

　　中国古称“华夏”，也称“诸夏”、“诸华”，是古代史料记载中第一个朝代(夏朝)的自称，以此来区别与之敌对的四方蛮夷。

　　自夏朝以降，中原大地上经历了商朝、周朝，到了秦汉之后，方才逐渐形成中原大一统体系，并诞生了汉族概念，并以中华文明之名延续“华夏”衣钵。人们将秦朝之前的历史时代称之为“先秦”。那么，先秦时代的中国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呢?由于殷墟的发掘，对商朝的记载和佐证明显要强于前代，因此我们以商汤灭夏桀作为时间节点，分两部分来释析先秦社会发展变迁。

　　一、从五帝时期到夏后专权

　　1、仰韶、龙山、华夏

　　明代著名小说《西游记》的开篇便有一句曰：“盘古开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说的是传说中国古代盘古开天辟地、三皇治理整顿世间、五帝定下人间社会伦理制度的故事。历史上关于是否有盘古这个人或部落已经无从考究，但依据考古出土文物，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在距今5000年至7000年的漫长年代中，中原大地曾出现了众多文明火种，我们依据今日地名，称之为“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等。而这其中，仰韶文化对华夏文明的发展影响最为深远，基本可以断定为夏文明的直系传承。

　　然而夏文明并不只有仰韶文化一个来源，地处黄土高原山侧地带的仰韶文化只是长江黄河流域众多文化发源地中的一个。长江流域的大溪-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山东丘陵的大汶口文化，幽燕地区的红山文化等，均与仰韶文化频繁互动交流，最终进入了龙山文化阶段。

　　龙山文化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它涵盖了早期黄土高原上的仰韶文化和覆盖山东丘陵的大汶口文化，显示出此时的仰韶先民已经与居住在山东丘陵的东夷族群频繁联系，甚至很可能在此时就已经出现了东夷臣服仰韶夏人的情况。只是这样的局面，遭到了南方河姆渡-良渚文化(长江下游)、大溪-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以及北方红山文化(幽燕地区)的冲击。最终爆发了传说中的那两场传奇大战。

　　2、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

　　龙山文化的出土遗址虽然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但基本分为原仰韶文化区域(推测为夏人)和原大汶口文化区域(推测为东夷人)。当南方长江中游流域的三苗部族逐渐从屈家岭文化过渡到更为先进的石家河文化时，其北上山东丘陵的步伐随之加快，并同此地的龙山文化族群发生激烈冲突。

　　正当龙山文化族群与三苗族群在山东丘陵产生冲突之时，北边的红山文化族群(推测与黄土高原一样属于夏人)同样开始南下，与黄土高原上的夏人同胞争夺其华北地区的霸主地位。传说中，将继承自仰韶文化的龙山文化集团的霸主，位于黄土高原上的夏人部族称之为炎帝部落联盟，而将北边同属夏人的红山文化集团称之为黄帝部落联盟。关于炎帝的称呼，很可能是龙山文化族群内部的一个尊称，类似于后来的“皇帝”。红山文化族群首领很可能是在南下争霸的过程中，给自己取了一个类似的尊称。

　　最终这三股势力之间爆发了两次大战，分别是涿鹿之战战和阪泉之战。关于这两次战争的先后顺序，存在两种说法。但由于逐鹿之战是炎黄联手对抗三苗且以炎帝为主导，今人大多推崇涿鹿之战在前、阪泉之战在后的提法，即炎黄二帝先将三苗排挤出黄河流域，再进行内部霸主竞逐。

　　涿鹿之战爆发之前，山东丘陵的东夷部族已经被三苗之中的一个强势部落消灭。据《史记》记载，这个被称作九黎的三苗部落是由一位勇武过人的首领统帅名叫蚩尤。在他的率领下，三苗的势力甚至一度跨过山东丘陵、直抵红山族群的边缘，这可能是导致炎黄二帝联手抵抗的关键原因。史书中对九黎部落的表述极其神异，传说他们各个铜头铁臂、牛头人身，可见其战斗力有多么强悍。

　　炎帝集团长期占据龙山文化霸主地位，底蕴丰厚，但军队实力远不及九黎部落。然而从河北平原边缘南下的黄帝集团作战经验要丰富的多，并且他们的军队之中存在大量的车辆军械，在科技层面占据优势。涿鹿之战，蚩尤败北被杀、九黎部落崩溃，三苗族群一部分融入东夷，另外一部分则退回长江以南或北遁到了东北，成为日后东胡族的组成部分。

　　三苗的威胁消散之后，红山文化黄帝集团和龙山文化炎帝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双方在阪泉(学界目前一般认可是在距离涿鹿不远的保定、延庆一带)发生大战，战争毫无悬念，最终黄帝取代了炎帝，华夏族群集团诞生了。然而，从本质上来说此时的华夏族群依然是部落联盟的形式。但此时的夏人文化已经占据了东亚大陆上绝对优势。

　　3、充满迷雾的五帝时代

　　关于五帝的提法有许多，但依据历史断代工程计算的年代，五帝时代起自公元前30世纪初神农氏炎帝魁隗(伊耆石年)，终自公元前2070年大禹代替商均，共历23帝，延续1047年。只是不同于炎帝时期一脉相承的10位神农氏君王，黄帝时期的君王分属有熊氏、金天氏、青阳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和有虞氏等不同氏族，说明了当时新封氏族增多，社会结构变动加剧。颛顼、帝喾、帝舜等皆被归位黄帝时期的13位帝王序列。

　　如若认定夏商周断代工程准确无误，则末代炎帝姜榆罔、开朝黄帝姬伯荼(号轩辕) 便是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的当事人，其中的黄帝亦属于通常所述的“五帝”行列。至于另外四位“五帝”君王，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则可能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阵营。

　　颛顼传为黄帝之孙，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击败了与之争位的共工氏，但这已经显现出华夏部落联盟内部，政权更迭的不稳定。此后帝喾、帝尧、帝舜时期，天下共主的权力更迭均出现过不同程度的震荡。天下局势的日益恶化，促使华夏社会模式开始从松散的部落联盟逐步进入一个新的政权形态。

　　4、关于尧舜禹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传说

　　依据《史记》的记载，帝尧传位帝舜、帝舜传位帝禹，皆是一种晚年退位让贤的举措。居于此，人们因此得出当时的政权更迭模式是禅让制的结论，将其作为一种固化制度来看待。然而根据1981年方诗铭等学者对于各种关于竹书纪年古籍的整理取舍，编纂出来的较为可信的《竹书纪年》中的记载，“尧幽囚，舜野死”，这两任华夏的禅让举措皆源于政变。

　　如若按照《史记》等传统史书记载，则后来大禹之子夏启的开朝行为，属于社会政治形态发生变迁的开端。如若按照《竹书纪年》等战国竹简的记载，则早在尧舜之时，华夏部落联盟的权力中枢就已经无力完全掌控各个部落势力了。但不论以何种史料作为凭据，夏朝的建立都是社会结构发展的必然，当时的华夏部落联盟急需一个稳固的中央政权维持诸夏体系的延续。

　　5、关于夏朝建立的几点迷思

　　根据史料记载，夏朝的祖先是有崇氏部落。这个部落曾在帝舜时期治水，当时的部落首领是鲧。按照《史记》中的说法，鲧治水不利，被帝舜下令诛杀。但在《山海经》和其他典籍中，却有一段记载：“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于羽郊”，“息壤者，言土自长，故可堙水也”。从中推断出另外一个版本故事，即鲧在治水期间不奉帝舜号令，且即将治水成功。但不论按照哪一版本，终究有崇氏功亏一篑，最终洪水再度泛滥，帝舜只得继续任命由大禹接管的，治水经验丰富的有崇氏部落，继续治理水患。

　　后人传唱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经典传奇，但这恰恰彰显出大禹当时任务的紧迫，至于是治水紧迫还是创立反对帝舜统治，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由于治理水患需要经常游走各处，且水患治理成功之后会惠及各路部族，因而最终大禹利用治水的功绩，笼络了不少部落。这为后来夏启继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前面提到帝舜传位大禹的两个版本，如若确实是在禅让制下的一次让贤行为，则夏朝应当是以夏启作为开朝君主。但如若帝舜是在大禹专权的情况下，被逼无奈禅让的，那么大禹就应当是夏朝的真正创立者，而夏启开创的所谓“家天下”时代，也不过是恢复了帝尧之前的华夏秩序。

　　不同于炎帝时代和黄帝时代天下共主的称号，大禹继位之后，因为治水深得民心，政权稳固，所以将部落名称从有崇氏改成了夏后氏，这也是夏朝名字的来源。“后”这个词，有着掌管的意思，所以在夏朝被用来作为首领称谓，只是到了商代之后，称谓了君主妻子的专属称呼，演变为了掌管后宫和母仪天下的意义了。

　　6、夏朝的兴亡

　　禹王在确立华夏共主地位之后，又继续征伐三苗，并在取得“夏后”名誉之后，沿着颍水南下至涂山(安徽蚌埠西郊怀远县境)，与诸夏、东夷各部族首领会盟，史称“涂山之会”，这被认为是夏朝建立的标志。

　　涂山之会前，大禹曾在夏后氏所在地建立都城，名曰阳城，并举行过郊祀之礼。在祭典上大禹明言日后必将让贤于皋陶，然而当时皋陶年事已高、老病垂危，所以各个部落首领颇为不满，其中尤其以东方和南方的部落离去最多。所以大禹此后大禹前往东南方向，在涂山再度举行会盟之礼。可见夏朝建立前后，大禹对中原的统治并不完全稳固。

　　然而当大禹年老之时，召集天下部落首领前往会稽山(浙江绍兴一带，同样位于东南方向)朝见自己时，权势已经十分强大了。早年间鲧和禹的治水区域，主要活动于西方和北方，所以相比其他地区稳固。而会稽朝会之时，东方和南方的部落也已经臣服夏后氏的号令了。在这次集会上，最晚赶到的会稽附近部落防风氏首领被杀，彰显出此时的大禹势力足够强大的时候威慑各路氏族首领，到了可以轻易弑杀部落首领的地步。根据史料记载，后来大禹得知防风氏是因为路途遭遇洪水阻塞，为了抗洪和救援百姓，才耽误了会期。于是大禹十分自责，并设立了一系列祭奠防风氏的祀典。不过作为主要活跃在南方和东方的治水部落，防风氏或许早已上了大禹的必杀名单。

　　夏后氏权势的增长，使得即便大禹设立了伯益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天下部落首领依旧前往夏后氏朝拜夏启，几乎没人真的跑去朝拜伯益，最终伯益让国。等到夏启之后的第三位君王太康之时，因为昏聩荒诞而遭到东方有穷氏部落的驱逐，史称“太康失国”。夏朝初年的这场动乱，可以看做是五帝末期政权不稳的延续。但随着少康不断的宣传大禹和启的功绩和威望，获得了大量部落氏族的支持，最终趁有穷氏内乱之时，重夺宝座并创下“少康中兴”的盛世。

　　少康死后的夏朝，再度陷入君王碌碌无为的境地，到了孔甲在位之时，又一次肆意淫乱、不修朝政，使得夏朝国势迅速走向糜烂，史称“孔甲乱夏”。此后的夏朝已经失去了对天下部落的掌控，到了夏后姒发执政之时，虽然破格提拔了养马的老者关龙逄为相，二人携手在短短七年内，就稳定了朝局、恢复了经济，却难以再现禹、启和少康时的夏后氏鼎盛局面了。当夏桀继位之后，不仅东方的商部落持续剪除掉夏后氏的羽翼，甚至贤相关龙逄也遭到夏桀的杀害，夏朝内部已经出现“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状态。

　　7、二里头文化和夏朝

　　一般来说，大家比较公认夏朝就是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早期这段时间。二里头文化本身应当算作是龙山文化的继承者，但并未出土类似商朝殷墟那样成规模的、可以提供强有力佐证的遗址。正因如此，学界部分学派并未将夏朝算作华夏文明第一个朝代。

　　通过对夏朝发展脉络的梳理，我们会发现它与先前的五帝时期(即部分学界冠名为“唐、虞”的时期)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同时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夏朝相较于唐、虞，夏后氏的权势和地位明显提升，后期对继承人的话语权加强，实质上已经进入到了具备部落首领共治关系的王国统治模式时期。

　　二、商周之变奠定华夏文明精神基石

　　1、青铜器和甲骨文的时代

　　夏朝末年，夏桀残暴荒诞，这给了东方商部落以契机。最终鸣条之战，商汤击败夏桀，建立了商朝。从本质上说，商朝和夏朝并无太大不同，在政治上均属于保持部落联盟形态下的王权至上政权。然而从文化层面，商朝对华夏文明的贡献要深刻的多。青铜器和甲骨文的出现，极大的刺激和丰富了商朝社会的发展。

　　商部落位于东方，疑似是山东丘陵东夷族群的一员，十分擅长经商，长期游走于中原各个部落之间交换货物。经商领域发达产生了两个后果，一个是商部落的人脉关系十分广泛和持久，另一个则是“文字”的产生。二里头文化早期还是以石器和陶器为主，后来进入商朝阶段后迅速发展到了青铜器时代。

　　2、母系印记和游牧印记的消逝

　　五帝时代和夏朝时期，华夏帝王的姓中通常都需要带上“女”字，如“姜”、“姬”“姚”、“嬴”、“姒”等，这是母系社会的遗留印记。但从夏朝晚期，新出现的姓基本不再遵循这一规律，而商朝的王族自身，以子为姓，已经脱去了母系社会的印记。

　　在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之前，商部落是一个商业十分发达，并且以畜牧业为主的势力。高流动性是商人的特征，因此相较于夏后氏，存在更多游牧印记而非农耕印记。游牧部落首领需要通过强大的个人实力去维系部落内部的关系，因此“兄终弟及”成为首领的主要继承方式，这与定居部落“父终子及”的继承关系存在极大差异。定居部落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政权更迭机制，首领个人的实力反而是次要的。

　　正因为这两种继承模式的差异，当商部落入主中原，演变为以定居为主的生活方式之后，宗室内部围绕政权的争夺长期不得停息。自商王仲丁后，连续发生王位纷争，又屡次迁都，使王朝中衰、诸侯离叛，史称“九世之乱”。后来盘庚迁殷之后，权力中枢坐落在远离水患的农耕区域，政权得到稳固，嫡长子继承模式开始出现。

　　3、殷商的兴衰

　　盘庚迁殷之后，商朝重新稳固下来，到了武丁时期全面崛起，史称“武丁中兴”。武丁与后世西汉武帝的情况非常类似，他继位之后励精图治，将殷商大业重新奋起，并且四处征伐，对周围的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虽然抓获了大量俘虏，却也有穷兵黩武之嫌。

　　武丁去世之后，殷商事业随之出现下滑，连续几代商王，都需要应对东南方向的方国叛乱。到了商王帝辛之时，他派遣部下东征莱夷，自己南下攻打九苗，将商朝的版图扩张至东海和长江流域。此后帝辛继续攻打东夷部族另外一股势力淮夷，并取得一系列胜利。然而国库空虚、兵力不足，使得商朝面对西部鬼方再度壮大威胁之时，只得依赖和扶持周部落，并给予周部落首领以西伯称号。

　　帝辛对东南方向的持续征伐，引发三个后果。一方面大量淮夷部落族人成为俘虏，这些不满商朝的奴隶后来在牧野之战中倒戈一击;一方面商朝对南方的侵袭，促使南方影响力颇大的夏朝芈姓遗民开始和周联络灭商;最后周部落持续做大，并且作为夏朝姬姓遗民的他们，传承自华夏文明黄帝一系，对战车的使用出神入化。最终经过了一系列的筹备，武王伐商、血流浮杵，商朝国都之内的军队尽灭，商朝灭亡。

　　4、商周之变

　　如果说夏人加强了华夏集团政治体制联系，商人贡献了青铜器和文字等文明结晶，那么周人最突出的成就在于信仰。同夏后氏一样，商人认为自己能得到政权是天命所授。为了让上天能够永远的保佑自己，商人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并使用活人作为祭品。这些被用来献祭的活人通常都是战争中获得的俘虏，甚至只要是商人以外的人都会被计算在内。

　　商朝实行的是内外服方国制度，对外服和内服方国采取不同的待遇和制度。而不论是倒戈奴隶所在的淮夷、发动灭商战争的周部落还是南方的芈姓楚人，均遭到商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天命观的歧视。当周人灭商之后，曾在观念层面上有过争论，究竟是天命降于周人还是天命降于周王，最终争论的结果是天命降于周王。

　　正因为周人这样的天命观，刺激了华夏社会发生了商周之变。周人的天命观看似将载体变成了个人，更为狭隘了。然而这种褪去统治族群特殊性的观念具备极强的普世性，使得被周人统治的族群反抗力度大减，不同文化的部落之间开始出现较大程度的融合交流。这也是周人能够号令各路诸侯同心同德，共同伐商的主要原因。

　　5、分封制下的中原社会

　　周人灭商，将天命观变成了更为普世的形态，但同时也继承了商人嫡长子继承模式，并将其更加细化和制度化。可见周朝建立之后，不断的借鉴商朝的经验和教训，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政治体制。

　　商朝九世之乱后，几代商王均对宗室进行打击，导致武王伐商之时，商王帝辛的叔父和庶兄都倒向了周这一边。这个教训促使周朝前两任君王都大肆分封天下，并将商朝原有的外服内服方国制度改革成为周天子朝贡制度，特别是分封了大量姬姓诸侯，意图以他们来拱卫中央。

　　但是经过几代繁衍之后，即便是姬姓诸侯也与周天子血缘疏远了。西周中后期，周室已经开始出现衰微的迹象，到了周厉王时期开始发布一系列改革，意图加强中央统治 ，史称“厉始革典”。然而当国人、贵族阶层和地方诸侯利益受损之后，周厉王在“国人暴动”中被赶走了。此后的周天子威望，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周幽王时期，甚至受制于镐京附近的小诸侯申国国君申侯的约束。最终申侯引犬戎攻镐京，导致平王东迁。

　　平王东迁之后，周室威望继续下降，当时曾有一段时间周平王和西边的周携王并立，导致诸侯不知应该朝贡哪位天子，出现了对周天子礼制法章的疏离感，成为礼崩乐坏的开端。此后又经历了周郑交质等一系列时间，春秋诸侯争霸的序幕由此拉开。春秋时期，诸侯们尚且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只有南方灭商有功却只被周朝封为子爵的楚国频频挑衅周室，甚至问鼎中原。但到了战国时期，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周朝的礼法更多的成为了强国诸侯称王称霸的工具，当时的人们愈发不将蜷居洛东的周天子放在眼里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先秦时期的华夏文明，经历了部落联盟共治模式向王权模式的转变、狭隘天命观向普世天命观的转变以及社会文化和继承制度的发展。从五帝定伦到商周之变，塑造了华夏文明的脉象特征，同时也奠定了此后秦汉时期中华文明蓬勃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