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的一个决定，为何让北魏陷入连年征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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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军事上，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意味着其在对南朝的军事上，拥有了更多主动权。元恪之所以被称为“宣武帝”，是因为他在任期间，不停的发动战争。虽然，北魏的疆域在不断的扩大，但是，整个帝国却是沉浸于日复一日的战争之中。

　　没有迁都前，其南部边境有广阔的中原地区做为缓冲带，南北朝相对来说，彼此不会有太多的冲突。即使北魏要南伐，所制定的目标也不会太远，一般都不会越过淮河，否则，即使自己拿下了此地，也无法巩固其在当地的政权。

　　与此同时，南朝如果要北伐，就会在北部边防布置足够的兵力，所以，他们的动机，是容易被发现和制约的。但是，迁都之后，北魏很快就拿下了淮河以南的很多重镇，并且，建立了自己稳固的统治权。可以说，这种“胜利”是南朝无法忍受的。

　　如果，此时的南朝还视而不见，那么，就会让自己的北部防线退缩到长江一线，若真这样，南朝就会非常被动，二者的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紧张。所以，尝到一系列的胜利后，北朝继续向南挺进，南朝则会想尽一切办法收回自己丢失的土地。

　　于是，在北魏迁都后，双方大规模的战争，几乎就没有消停过。从某种层面上说，这也是消耗北魏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自然就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另外，迁都后，朝廷对北部边疆地区的掌控，渐渐弱化了，这也导致了当地的政治局面越来越恶化，叛乱此起彼伏。

　　举例来说：如果不迁都，北部边疆出现任何突发情况时，如自然灾害等，朝廷政府会第一时间察觉，并能给出积极的解决措施。如果，出现更加严重的情况，朝廷政府更会“严防死守”。但是，迁都后，受到当时交通和通信的限制，很多问题不可能得到第一时间的“关注”，时间一长，自然就容易掉以轻心，待情况恶化后再来解决，此时已经是“回天乏术”了。

　　还有就是，迁都对北魏的影响，在于洛阳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关键时刻，没法做出大的战略调整。只要北方发生战争，洛阳就会成为“鸡肋”，历史上的很多案例都证明了这一点，到了最后，都会放弃它。如：刘聪/">刘聪、刘曜、石勒、苻健、高欢、宇文泰这些实力派人物，他们都不会在此“安营扎寨”。

　　所以说，如果不迁都，南部边疆即使出了问题，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南朝占领了中原，北魏退守黄河以北而已。就算整个中原地区都丢了，北魏国家还在，也不能说明南朝就能掌控了中原，两者的实力还是相当的。因为，在二者的对恃过程中，中原一直就起着缓冲作用，他可以选择好好守着北方，全力经营。

　　但是，迁都后，都城在黄河以南，这时的国家则必须严防死守黄河以南地区，所以，无法将精力放在经营北方上。这个时候，如果，黄河以北出现状况，北魏就面临着解体的危机。这时的北魏已经无法凭借“地利”，来控制北方了。于是，北方的叛乱不断消耗国力，南方又面对南朝的不断渗透，两者的并存状态发展一定阶段后，必然就“掏空”的这个帝国。

　　在北魏政权由胡太后把持之后，“河阴之变”中，尔朱荣集中屠杀洛阳朝廷的官员之时，整个帝国居然集体“失声”。据记载，死难朝臣人数极多，据《北史》、《魏书》记载有一千三百多人，《资治通鉴》记载有两千多，反正是上至丞相高阳王元雍、司空元钦、义阳王元略，下至正居丧在家的黄门郎王遵业兄弟，包括孝庄帝的兄弟，不分良奸，全部杀个精光。

　　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北魏已经只有一个躯壳了。

　　所以说，迁都，对北魏自身而言，弊端不少。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此举却是有着积极的影响。它促进了南北民族之间的融和，也促进了中国疆域的统一。此次事件，让胡、汉民族的界限变得“模糊化”，之后的南北战争期间的“民族因素”也就“淡化”了。最终，等杨坚父子率军南下之时，已很难再看出汉民族被“征服”时的痛苦了。

　　总体来说，迁都洛阳，对于北魏有两大好处：

　　首先，其对南朝的军事优势得到加强，便于其南伐。改变了过去对中原遥控的形势，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控制和政策的继续进行，也摆脱了一百多年来鲜卑贵族保守势力在平城形成的羁绊和干扰。当然，无休止的战争，也让这个帝国尝到苦果，最终解体。

　　其二，迁都本身虽不属于制度的改革，但却是孝文帝改革总体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迁都成功，北魏的皇族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但是，历史也证明，皇族势力强大并不代表帝国政权稳定。两晋南北时朝，北魏和东晋，皇族势力相对较弱，而帝国的寿命却是相对较长的。

　　这正如吕思勉先生说的：“南迁之计，于虏为损乎?为益乎?”其南迁，其用意也是想“称霸”中原，但是，最终北魏的军事力量被牵制在南方一线，常年的战争让帝国疲惫不堪，北方一旦“叛乱分离”，自身就无暇顾及了，最终，陷入进退两难之间，结果自然也就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