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灭佛的原因是什么 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还不了解：唐代灭佛的读者，下面历史屋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唐武宗为什么要灭佛?灭佛之举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

　　一、大举灭佛的原因

　　1.封建经济受到影响

　　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离不开农业的发展。人口、土地自然是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唐代前期施行“均田制”，对土地管理比较严格，但是对佛教的管理比较宽松。

　　不仅每个僧人可以分得土地，而且寺院还可以拥有自己的田地。然而到了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均田制逐渐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泛滥，使得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于是大量农民流入寺院，寺院因此聚集了众多劳动力，逐步扩张，严重影响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秩序。都去当僧人了，谁来种田?谁来交税?谁来结婚生子?

　　根据《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制》记载，一场会昌灭佛，“毁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人，驱逐游惰之徒10余万人，毁私造寺庙4余万所，收田地数千万顷，收奴婢10余万人为两税户”。

　　当然，有学者指出土地数目有误。武宗时期，全国耕地总数才几百万顷，哪里能没收几千万顷的土地?

　　所以可能是把“十”误写作“千”了，实际数目也许是几十万顷。但无论是几千万或是几十万，都反映了当时佛教妨碍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

　　总而言之，佛教经过初唐历代君主的支持下发展迅速，又因社会发展和均田制的瓦解，促生了寺院大肆侵占民田的现象。这种现象已经危及到封建王权的统治，而这正是武宗灭佛的直接原因。

　　2.宦官与佛教的紧密联系危及皇权

　　历朝历代的君臣之间，向来存在着微妙的权力制衡关系，唐代也不例外。君臣的默契配合不仅能稳定朝政，更能推动国家的发展。

　　在唐代后期式微的趋势下，“会昌中兴”的局面就是君臣配合默契的最好证明。当然，一方势力壮大就会引起另一方的不满，君臣关系失衡就会产生问题。武宗时期佛教与宦官的紧密联系威胁到了皇帝的权力。

　　唐代后期，宦官担任枢密使，掌军权。宦官仇士良当年矫诏拥立武宗登基，统领着皇宫禁军，还担任功德使、管理佛教事务。

　　其气焰之盛，连武宗都得“内实嫌之，阳示尊宠”。功德使这个职位，一边服务于政权，一边管理佛教。按照现在的人际网络理论，这恰好形成了一种“结构洞”。中间人仇士良的位置，具有获取资源的天然优势。

　　和其他宦官一样，仇士良奉佛，同时从功德使这个职位中获利，因此与佛门关系密切。皇帝自然感受到了威胁。

　　为了剪除宦官势力，第一步就要削弱佛教。之后提升仇士良官职，实际上销其兵权。待其致仕后，进一步扩大灭佛行动，以致“会昌法难”。

　　3.巩固皇权

　　唐武宗本不是文宗指定的皇位继承人。文宗驾崩后，当时还是颖王的李炎在宦官仇士良等人的劝说下，赐死二王(皇太子陈王成美、安王李溶)及杨贤妃，登基称帝。

　　所以，为了让自己的皇位更具有说服力，在刚登基没多久，他就立刻颁布诏令，把玄元皇帝(老子李耳)的降生日作为降圣节，全国放假一天。为什么这么急着纪念老子呢?这与老子的身份有关。

　　首先，老子是道家学派创始人，道教奉太上老君为道德天尊，而老子被认为是太上老君的化身。既是道教神仙化身，又是李唐始祖，所以纪念老子就是追念李唐的祖宗，就是巩固皇权。

　　此外，笔者认为于辅仁先生的观点也值得注意。在唐武宗灭佛的这道敕令一出，毁佛寺、收田地等举措不过是浮于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而藏在水面下的真实动机是以灭佛之由，查杀出逃的(唐宣宗)李忱。

　　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宣宗即宪宗第四子,自宪宗崩,便合绍位,乃与侄文宗。文宗崩,武宗虑有他谋,乃密令中常侍四人擒宣宗于永苍,幽之数日,沈于宫厕。宦者仇公武悯之,乃奏武宗曰:‘前者王子,不宜久于宫厕,诛之。’武宗曰:‘唯唯’。仇公武取出,于车中以粪土杂物覆之,将别路归家,密养之……”

　　唐武宗的皇位是靠弑杀太子得来的，他担心叔父李忱也这么干。加上他与李忱的关系并不好，所以想除掉这个潜在的皇位竞争者也是很有可能的。

　　有史料记载，唐宣宗逃出皇宫之后，成为了僧人。与之互为印证的，正是道士上奏唐武宗的一句谶语：“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黑衣”指的正是僧人。

　　唐武宗毁佛寺、严查寺院僧人等灭佛之举，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找到宣宗，除掉“黑衣天子”。

　　二、灭佛的影响

　　1.恢复经济

　　武宗下令灭佛的直接原因是，佛教的发展已严重影响封建经济社会的运行秩序。根据《旧唐书·本纪·卷十八》记载，“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 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

　　在唐武宗灭佛行动中，收回被寺院侵占的田地竟有几十万顷。寺院掌握了大量土地，再租给农民耕种。打破了朝廷对土地的直接管理。

　　经过整顿，“毁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人，驱逐游惰之徒10余万人，毁私造寺庙4余万所，收田地数千万顷，收奴婢10余万人为两税户”会昌灭佛，使朝廷加强了土地管理，也增加了维持封建经济社会发展的劳动力。

　　分给还俗的僧尼、奴婢等流民以土地，将其重新编入农籍，成为两税户。另外，武宗下令拆毁寺院，将建材回收利用。拆毁定觉寺，将寺院中的合抱之木用在新修建的昭武庙上。这些措施确实使社会的经济问题得到了缓解。

　　2.削弱宦官势力 借兴道教巩固皇权

　　此次灭佛行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限制佛教与大举灭佛，其转折点就在仇士良的失势。上文提到，宦官仇士良拥立了武宗登基。

　　不但管理佛教事务，暗中对佛教进行保护，还统领着神策军。唐武宗表面尊宠仇士良，实际早已心生不满。

　　出于对宦官掌握兵权的忌惮，前期行动只是限制佛教。当仇士良失势，新任宦官杨钦义掌握兵权后，灭佛行动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根据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录，会昌三年，“京兆府尹投新裹头僧于府中，打杀三百余人”。

　　拆毁佛寺、强制僧尼还俗，甚至连没有祠部牒的外国僧人都强制还俗，驱逐出境。同时大兴道教，巩固了皇权。

　　3.佛教遭遇重创

　　佛教经此一难，遭到了重创。首先僧尼数量大幅减少，佛寺、佛经、佛像受到了严重毁坏。

　　虽然朝廷允许少量僧人保留，但在文化集中地区长安、洛阳，佛教已大不如前。但是藩镇割据的地区受到的影响较小，使得佛教势力在边远地区有所保存。《资治通鉴》卷二四八：“五台僧多亡奔幽州。”

　　三、武宗因何而死

　　据《旧唐书·本纪·卷十八》记载：“三月壬寅，上不豫，制改御名炎。帝重方士，颇服食修摄，亲受法箓。至是药 躁，喜怒失常，疾既笃，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等请见，不许。中外莫知安否， 人情危惧。是月二十三日，宣遗诏，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们。是日崩，时年三十三。 谥曰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武宗，其年八月，葬于端陵，德妃王氏祔焉。”

　　唐代皇帝信奉道教，唐宪宗、唐穆宗都因为想追求长生不死，结果服用丹药中毒身亡。所以长期服用丹药是武宗死亡的直接原因。宰相李德裕也信奉道教，曾经担任浙西观察使时，自称茅山道教弟子。

　　但是李德裕对于道教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在敬宗时就曾以《谏敬宗搜访道士疏》直言，劝皇上可以向道士询问养生方法，但是对于丹药的功效，不可全信。他本人也服食饵药，但是只用来养生。

　　根据圆仁记录，唐武宗不仅下令修建筑仙台，还令道士“飞炼仙丹”。修建仙台需要挖土，看到土坑太深，甚至想要用僧人头颅填土坑(还好没有实行)。

　　可见唐武宗对道教的痴迷程度。《旧唐书》记载武宗病重后不许李德裕拜见，这一点其实很让人怀疑。

　　因为在仇士良之后，当时掌握兵权的正是宦官杨钦义，他之前与唐武宗关于兵权的问题上有过一触即发的矛盾。所以，很有可能是在宦官的控制下，“不许”李德裕拜见。

　　综上所述，唐武宗大举灭佛的原因在于：当时佛教的发展已严重妨碍了封建社会的经济秩序。为了稳固皇权，发展经济，武宗一边推行尊崇道教之风，一边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

　　另外，还有政治因素。朝中以仇士良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强盛，而宦官与佛教联系密切，使皇上感到了危机。

　　为了剪除宦官势力，他以灭佛之举削弱宦官的经济、政治势力，最终迫使仇士良辞官致仕。从此灭佛举措愈演愈烈，导致“会昌法难”。

　　灭佛确实使国家经济得以恢复，促进了“会昌中兴”的局面。佛教在两京地区遭遇了重创。而迷恋道教的武宗，也没能改变因服丹而中毒身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