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史学与哲学方面，薛元超有哪些成就与作为？

　　薛元超，本名薛震，字元超，唐朝时期宰相，隋朝内史侍郎薛道衡之孙，太常卿薛收之子。下面历史屋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薛元超出身河东薛氏西祖第三房，袭封汾阴县男，以门荫入仕。历任太子舍人、给事中、中书舍人，迁黄门侍郎，出任饶简二州刺史，入为东台侍郎，进爵汾阴县侯。仪凤元年(676年)，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迁中书令，成为宰相。任相七年，多次辅佐唐中宗监国，以金紫光禄大夫之职致仕。

　　光宅元年十二月(685年1月)，病逝，追赠光禄大夫、秦州刺史，谥号文懿，陪葬于乾陵。家学渊源，精擅文辞，预修《晋书》时“笔削之美，为当时最”。唐高宗朝，有“朝右文宗”之美誉，大力引荐王勃、杨炯、崔融等文士，支持变革龙朔文风，引领初唐文学的发展。

　　主要成就

　　政治成就

　　直言进谏

　　唐高宗到温泉宫狩猎，命诸蕃酋长随从前往。薛元超时为宰相，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上疏极力劝谏。他道：“夷狄之辈，野心勃勃，随从狩猎必然会携带弓箭，恐将不利于陛下的安全。”

　　太子李显在留守长安监国，常出城射猎，以致懈怠政务。薛元超时为留守辅臣，直言劝谏道：“内苑之地，草木茂盛，险陡异常。殿下截擒飞鸟、追逐狡兔，若遭逢变故，如何应对?扈从户奴多是反贼余孽、夷狄残类出身，若心怀逆谋，殿下又如何防范?为人子者，不登高山，不临深渊，就是为了远离危险。殿下又怎能将自己置于险地呢。”

　　建言边略

　　仪凤三年(678年)，吐蕃进犯唐境，李敬玄率军征伐，大败而回。唐高宗召群臣问策，求以“御之之术”。给事中刘景先、皇甫文亮、杨思忠、中书舍人郭正一、刘祎之都建议谨守边境。薛元超却建议以守为攻，积极进取。他道：“敌不可纵，纵敌则边患丛生，边不可守，守边则军威衰竭。应该整顿士卒，一举歼灭吐蕃。”其主张虽未马上被高宗采纳，但对唐朝制定御敌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久，朝廷便任命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统一指挥对蕃战事。

　　文史成就

　　文学

　　薛元超是高宗朝的文坛领袖，杨炯称其为“朝右文宗”，崔融也在墓志中盛赞其文采、学识、词令。学者陶敏认为，薛元超“曾领导并推动过唐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潮流”。在初唐诗文革新运动中，王勃是主将。但薛元超以他文坛领袖的地位，推动扫除颓风的变革，其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薛元超十一岁便入弘文馆学习，入仕后又兼任弘文馆学士，有相当长的文馆经历。他积极参加宫廷的文学唱和活动，是太宗、高宗朝宫廷唱和的主要人物。 据崔融《墓志铭》记载，太宗于玄武内殿夜宴，曾命薛元超咏烛，后又命赋《泛鹢金塘》诗。在当时同辈诗人中，声名最盛者为上官仪和李义府。薛元超与他们关系密切，“词瀚往复”。上官仪有《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直怀友》诗，薛舍人即是薛元超。薛元超完整留存的唯一诗作《奉和同太子监守违恋》可视作他早期诗作的代表，就是典型的应制唱和诗，诗中有当时盛行的“上官体”之风，可见他或多或少受到上官仪的影响。

　　薛元超流贬蜀中十年，其间放旷诗酒，诗歌创作上颇有作为，著有《醉后集》。这部《醉后集》曾远流国外，见于日人藤原佐世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此集虽已散佚，无法深入探究文本面貌，但有学者对其蜀中诗风进行了推测。陶敏指出：“集中诗文具体内容虽不详，但从集名和具体创作环境，可以推断出这是一部抒发贬谪中苦闷和愤懑的作品，初唐诗歌从应制咏物转向个人情志的抒写，薛元超应该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胡可先也推测其蜀中诗风当有较大转变，指出：“这是薛元超在特定环境下对上官体诗风的超越，也是对初唐文学发展进程的推进。”

　　薛元超返回长安后，不但诗歌内容与作风发生了变化，而且成了诗歌革新的积极支持者。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谈到王勃变革龙朔文风的情况时称：“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亚。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峻。”这里的薛令公，就是薛元超。薛元超是身居朝廷高位的文坛宗匠，折节下交王勃，推动了文坛风气的变化。正是得到了薛元超的肯定，王勃和卢照邻、杨炯等人的变革才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形成“积年绮碎，一朝清廓”、“后进之士，翕然景慕”的局面。

　　薛元超文坛领袖的作用还充分表现在赏识和提拔人才方面。据清代学者王鸣盛统计，薛元超举荐过的有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贞、郑祖玄、邓玄挺、崔融、顾彻、沈伯仪、贺顗、颜强等。《唐会要》卷六十四“崇文馆”条载，薛元超还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另据新旧《唐书》列传记载，经薛元超举荐或赞誉提携而做官的，还有徐彦伯、李峤、李乂、田游岩、员半千等人。后来，这些人很多都在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史学

　　薛元超在贞观年间曾以太子舍人的身份预修“贞观八史”之一的《晋书》，并与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上官仪、崔行功、辛玄驭、刘胤之、李延寿、张文恭一同“分功撰录”，负责《晋书》的基本撰写工作。

　　哲学成就

　　易学

　　薛元超深受其父薛收影响，对易学深有研究，流贬蜀中期间“耽味《易》象”。他去世后，“以高宗敕书一轴，孝子忠臣传两卷，周易一部，明镜一匣送终焉。”薛元超不但擅长文学，对史学亦有研究，而独以《周易》一书陪葬，可见对《周易》的情有独钟。另外，据学者宋德熹推测，《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甲部经录著录的薛仁贵撰《周易新注本义》十四卷的记载，当是录入有误，实际作者当为薛元超。

　　佛学

　　薛元超精通佛典，曾与于志宁、许敬宗、来济、杜正伦、李义府等人一同协助玄奘整理已译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