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不知道分封制度的弊端吗 朱元璋为什么还要分封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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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个年份，因为就在这年奋六世之余烈的秦始皇终于消灭了山东六国中坚持到最后的齐国，古老的华夏大地迎来了崭新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始皇废除了分封制，转而在全国推广郡县制。秦朝的郡县制为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地方行政制度奠定了主流基调。尽管郡县制是自秦朝以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主流，不过在漫长的两千多年间也时不时会出现一些特例。

　　秦以后有三个王朝部分重启了分封制，然而重启分封制的三个王朝都出了乱子：汉高祖推行郡国并行制为汉景帝年间的七国之乱埋下了伏笔;西晋一统天下后大封同姓宗室子弟为王酿成了八王之乱;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藩王成为了日后朱允炆、朱棣叔侄的皇位争夺战最早的导火索。按说有汉朝和西晋的例子在前应当会使朱元璋有所警惕才是，可为什么他还是执意要分封藩王呢?

　　既然在朱元璋之前汉、晋也曾部分恢复分封制，那么重启分封制就绝非朱元璋心血来潮的独创。朱元璋之所以要分封藩王与汉、晋等朝代有共同的原因，但也与朱元璋当时所面临的客观环境有关，因此明代分封藩王也有不同于汉、晋之处。首先我们说说汉、晋、明分封藩王的共同原因。古代王朝实行分封制其实一般是从政治需求和皇帝的私信两方面来考虑的。

　　当年汉高祖刘邦铲除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后大封刘姓子弟为王就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意。毕竟自己好不容易才当上了皇帝，那么总得让自家人多少跟着沾点光嘛。朱元璋作为中国历史上出身起点最低的皇帝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思想更为强烈。朱元璋称帝后对待大臣和对待自己的家人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尽管封建皇朝的皇帝大多把天下看作是家天下，不过有明一代对宗室子弟的优待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朱元璋给明代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皇族子弟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明代皇族宗室的爵位一共分为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八级。明代给这些爵位的禄米分别是：10000石、2000石、1000石、800石、600石、400石、300石、200石。爵位最高的亲王除了每年1万石的禄米之外还会赐予一百顷以上的田地。

　　即使是爵位最低的奉国中尉每年也能领到200石粮食(合2400斤)。奉国中尉的禄米如果按每人每天吃一斤粮测算足够一个六口之家吃上一整年还富余。况且每季爵位对应的收入除了禄米之外还有银钱、田地。如此优厚的待遇使朱元璋的子孙后代都能充分享受到太祖爷的“革命胜利果实”。话说回来朱元璋毕竟是一个政治家，所以他最优先考虑的一定是王朝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

　　朱元璋之所以要分封藩王也不是单纯只为了满足自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私心——事实上朱元璋决定分封诸王是经过充分政治考量的。秦以后郡县制确实成为了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主流，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恐怕不能简单一言蔽之。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优劣还是要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秦朝就不搞分封制，可结果却是二世而亡。

　　汉高祖刘邦总结秦亡的经验教训时就认为秦朝缺乏强有力的同姓宗室力量支撑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刘邦得天下后就推行郡国并行制：在原属秦国的关中地区实行郡县制，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关东地区推行分封制。汉朝的分封尽管闹出了七国之乱，但汉王朝却成功摆脱了二世而亡的命运。汉朝之后的曹魏政权也不搞分封，可结果立国不到30年就被司马氏给架空了。

　　司马氏能以士族力量为基础篡权上位在相当程度上也有赖于曹魏宗族势力的薄弱。司马义称帝后对比周、汉的长寿与秦、魏的短命决定吸取经验教训：以宗室掌兵抑制各地不断膨胀的士族。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其实也同样有从大臣手中收权的考虑。众所周知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因此他为了强化集权硬是废掉了自秦朝以来沿袭1600余年的丞相制度。

　　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对大臣们是极不放心的。朱元璋晚年正是在这种心态的促使下大肆杀戮开国功臣。朱元璋分封诸王的初衷首先就是为了屏藩王室：通过分封诸子到各地将军权由开国名将逐步回收到诸子手中。朱元璋登基称帝之初面临的内外形势其实不容乐观：这时元代残部虽已退居漠北草原，但仍始终对中原虎视眈眈。与此同时志在集权的朱元璋与开国功臣集团的矛盾正在潜移默化滋长着。

　　自从靖康之变以后长城以南、秦岭淮河以北的中原汉地在金、元等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统治下已经历了两百多年。长时间的南北分裂状态导致明代初年南北方汉人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不小的隔阂。朱元璋时代的都城南京位于江南地区，因此对北方地区的治理以及防御北元残部的国防需求相对不利。朱元璋也曾考虑过迁都西安、洛阳、开封等地，不过迁都这样的大事必须通盘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

　　在正式迁都以前通过委派儿子们镇守边关以分封暂代迁都似乎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在朱元璋的设想中诸王可以协助天子加强对天下的统治。分布在边塞的诸位藩王可以节制诸军镇守边疆，同时藩王掌兵也在无形中将开国功臣手中的军权收了回来。朱元璋在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时间里先后三次分封诸子为王。朱元璋一共封了二十二位亲王和一位郡王，从而初步奠定了明王朝的藩王格局。

　　朱元璋把辽、宁、燕、谷、代、晋、庆、肃诸王分封在九边扼守边境要塞直面外患，把秦、周、鲁、齐、楚诸王分封在二线。内外两线藩王之间刻意拉开几百里的距离。如果北方蒙古势力南下首先要过外线藩王这一关，即使外线藩王这一关被突破后还有二线屏障。这样中央就有充足的时间调兵遣将。不至于像宋代一样北方防线形同虚设，因此只要外敌入侵就能杀至京城附近。

　　内外两道屏障的设置其实对藩王本身也是一种制衡：如果外线藩王造反首先得突破内线藩王这道屏障;如果内线藩王造反就会遭到中央政府和外线藩王两面夹击。汉、晋、明恢复分封制其实都只是部分恢复，因为汉、晋、明等朝代分封的藩王早已没昔日周天子分封的诸侯王那样大的权力。尤其是明代在吸取了汉、晋的经验教训后对地方藩王采取了诸多限制性措施。

　　《明史》记载“太祖大封宗籓，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由此可以看出明代分封宗室不会给予宗室藩王任何的实权官职。但朱姓宗室子弟世世代代皆受到朝廷的供养。理论上明代的藩王除了王府之外没自己的封地，除了王府的护军之外不能拥兵。藩王在没地盘、没兵权的情况下实际地位只相当于总兵(他们与总兵的唯一差别只在于他们是皇子)。

　　按说没自己的地盘就不可能征税，那么自然也就没自己的收入，所以只能靠朝廷财政养着。藩王们手里没钱没大军又如何能造反呢?看起来这样似乎是不应该出问题的，但请注意这只是理论上的一般情况。既然是一般情况，那么自然就有特殊情况。燕王朱棣恰恰就是一个例外情况：理论上除了燕王府的护军之外朱棣无权调动一兵一卒。朱棣在与蒙古人的战争中所指挥的大军严格意义上其实是朝廷的大军。

　　这些大军只是在战时朝廷许可的前提下由朱棣作为将领指挥，可并不代表这些大军就是朱棣的私人武装。问题在于这仅仅只是从制度设计层面是如此，但朱棣这个人在大军中的威信事实上相当于把他指挥的部队变成私人武装了。等到朱允炆削藩时如果直接派人逮捕朱棣可能就没后来的靖难之役了，但朱允炆偏偏要采纳黄子澄的建议先削周王等内线藩王。

　　这样做造成了几个后果：首先是打草惊蛇使朱棣这个主要对手有所防备，其次在与朱棣正式翻脸之前先把内线藩王们得罪了。等到朱棣起兵靖难时北平与南京之间已缺乏内线藩王拱卫，所以燕军就像进菜园子一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等到朱棣登基称帝后意识到了分封诸王制度设计上的bug，所以对地方藩王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限制措施。在朱棣以后明代再没第二个藩王能掌握军权的。

　　从朱棣以后明代的藩王们已安心远离政治了。除了正德年间的宁王朱宸濠之外再也没出现过藩王谋反的现象。这时藩王已不再对中央构成政治上的威胁，但却成为了朝廷财政上的沉重负担。有明代一朝光是郡王就册封了924个，郡王之下的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都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公元1595年明代宗人府户籍人口档案记载：朱氏皇族共有人数157000多人。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山西巡抚杨澄筹向朝廷奏报：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在这年8月已生育子女94名，从而一举刷新了朱姓皇族的生育纪录。洪武年间山西一省只有一位晋王，然而到了嘉靖年间山西全省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增长到1851位。洪武年间的河南省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然而到了万历年间河南已有5000多个皇族后代。后来明代为供养庞大的皇族宗室就把大量土地划为皇室直接经营的皇庄。

　　明代的藩王们除了需要耗费国家财政大量资金之外还会在朝廷制度许可之外利用自己的优势盘剥百姓：各地的藩王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法律特权开始强占田地。万历时年间成都府十一州县中王府占地十分之七、军屯占地十分之二、民田仅有十分之一。藩王的家眷连同家丁佣人加起来固然数量庞大，但再大也不可能比民间百姓的数量更多。

　　一家一姓就占了地方上十分之七的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百姓只占十分之一。如此剧烈的土地兼并现象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是朝廷可征的田赋收入大为减少，二是失地农民的数量大为增加。一边是失去土地后生计无着而只能造反的农民，一边是拿不出钱来镇压或安抚起义的朝廷。这种现象的持续发展实际上就已注定了明王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

　　明代的藩王们除了土地之外还有其它搞钱的路子：历代明代皇帝将一些地区的商税、鱼刻岁米恩赐诸王。藩王们则往往在水陆要津私设税关向过往商贾征税。此外他们还开设店铺经营各种垄断商品。以前历朝历代由朝廷直接专卖的食盐在明代逐渐成为地方藩王既搞乱了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从而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同时又影响到了国家财政收入。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三镇之军需、九边之储饷无所措办”。

　　据《明实录》记载：河南地区在万历六年时以福王为首的九位宗室藩王大概占有河南田地的十分之一。这其中福王由于颇受万历皇帝宠爱得以拥有田地3万顷，而且还获得了河南部分地区的盐铁专卖权。明代万历年间全国财政支出1854万两白银。这其中光花在皇族宗室身上的费用就高达552万两(占国家财政开支总数近三分之一)。要了解同时期万历三大征一共只花费了1280万两白银。

　　换句话说明代供养王爷们两年的财政开支几乎就相当于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花销。到了明代末期面对农民起义军和关外清军的双重打击时崇祯皇帝已很难再拿出钱来发展军备了。这时明代每年需要供给皇族藩王的钱粮已超过了全国田赋收入的总和。这意味着朝廷的财政收入光是拿来供养这些王爷们都已相当勉强，更不要说这时内忧外患的明代还需要大量资金救济饥民、充当军费。

　　崇祯曾试图向自己那些皇亲国戚们募集资金，然而这些皇亲国戚们一个个哭穷不给。最终崇祯只得通过加征辽饷、练饷、剿饷的方式筹措军费，然而这样做反而激起了民间更大的反抗情绪。朱元璋生前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子孙后代所需俸禄会膨胀到比明代一年田赋税收还多，他也不会想不到自己的子孙后代会通过兼并土地、经营食盐等方式使朝廷收入锐减、百姓生计无着。

　　朱元璋更不会想到这些王爷们作为明代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却在朝廷危难之际选择袖手旁观、醉生梦死。直到明代灭亡前夕皇亲国戚们仍在享受着末日来临前最后的狂欢。直到农民军抵达河南时福王朱常洵依然不肯捐出一分钱给朝廷筹备军费。当李自成攻陷洛阳后福王朱常洵被烹杀。蜀王和楚王家里钱财堆积如山，却不肯为国家出半分力，最终万贯家财全都落入了张献忠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