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李炎登基后，在政治方面有哪些作为与成就？

　　李炎，即唐武宗，唐穆宗李恒第五子，唐敬宗李湛与唐文宗李昂异母弟，生母为宣懿皇后韦氏，唐朝第十五位皇帝，在位共6年，下面历史屋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开成五年(840年)文宗病重时，李炎被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矫诏拥立为皇太弟，文宗驾崩后即位为帝。在位期间，知人善用、正风肃纪、限制门荫特权、平定昭义之乱，革除了一些后唐弊端，使唐朝在形式上获得了统一，史称“会昌中兴”。公元846年，李炎驾崩，年仅三十三岁，庙号武宗，葬于端陵。

　　主要成就——政治

　　削弱宦官势力

　　武宗在位期间，任用宰相李德裕，在执政期间，中书省的职能作用发挥较好，因而宦官的势力被削弱了。在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四月，大宦官头子仇士良见武宗日益亲重李德裕，仇士良更加恐惧，便散布流言蜚语，称“宰相作赦书，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欲以此激怒禁军闹事。李德裕闻讯后立即向武宗面奏此事。唐武宗遣使者到神策军(禁军)去宣布御旨：“赦令是朕的意思，一切都是朕的安排，无关宰相之事，你们敢这样?”将士们被震慑住了，恢复了平静。仇士良惶惑不自安。

　　仇士良的阴谋被揭穿以后，只好惶恐地向武宗谢罪。在仇士良的阴谋被挫败后，唐武宗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以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对他的态度，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妙，以退为进，以身体有疾提出了辞职。唐武宗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辞呈，将他改任为内侍监。内侍监没做多久，基于大势已去，无东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致仕。仇士良退职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

　　会昌元年唐武宗前往泾阳县围猎。乙卯(二十五日)，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在紫宸殿劝阻武宗说：“陛下近来游猎逐渐频繁，出离京城也太远，早出晚归，荒废了朝政。”武宗脸色一变，承认错误。高少逸等人退出后，武宗对宰相们说：“朝廷设置谏官的本意，就是让他们直言朝政得失，朕愿常常听到。”李德裕等宰相齐声祝贺。己未(二十九日)，唐武宗擢拔高少逸为给事中，郑郎为左谏议大夫。公元843年(会昌三年)唐武宗派人以贪渎罪为由在仇士良家中检查，发现几千件兵器。于是，武宗下诏，削除仇士良的官爵，籍没其家。

　　严刑峻法

　　唐武宗继位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严刑峻法为中心，对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进行严惩，并且在会昌四年对冗官进行了裁减。公元844年(会昌四年)，唐武宗听从李德裕之言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本着“治理乱世，使用重刑”，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绝不姑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贪污纳贿乃官僚队伍腐丵败现象中最为人们痛恨的行为。公元840年(开成五年)正月，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在开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除了十恶不赦、背叛国家、故意杀人、官员贪赃枉法，这些人不予释放，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轻重，全部释放。”李德裕入相后，肃贪廉政建设就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

　　公元841年(会昌元年)正月，武宗下诏：“朝廷刑罚，理当一视同仁，官吏贪赃枉法，不应该有特殊待遇，内外文武官如果收入脏物丝绢三十匹，全部处以极刑。”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即处以死刑。这样以诏敕的形式，规定严惩贪污的标准，不难看出武宗君相对廉政建设的决心。考诸史籍，会昌一朝对官吏贪污的惩治，始终没有放松，而是一贯严惩不贷，保持肃贪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四月，武宗加尊号后，又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公元845年(会昌五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对官吏犯赃依然不予宽宥，并说，“除去恶人，进贤纳士，将命令执行起来，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与罪犯，这好比天降神灵，廉政建设也有所成效”。显然是对会昌年间严惩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誉。

　　关于会昌时期的廉政建设，举措值得称赞的尚有以下事，公元841年(会昌元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请调整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丧葬事，以为官员大办丧事，难免借机变相受贿行贿，堕败政风，对此进行限制，无疑有助于政风的廉洁。唐代官俸不高，许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养家糊口，还有许多地方薪俸发放不及时，这样就难免心生他念，转而刻剥于民以自奉。另外唐人重内轻外，多个愿到外地为官，特别是不愿到边鄙之乡或气候等条件恶劣之地任职，结果造成了京师及一些繁华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则缺官少吏。为解决这个问题，开成五年三月，武宗即位不久，就下制调整百官俸料。李德裕入相后，这项工作就具体展开了。会昌元年中书门下上奏：“河东、陇右、鄜坊、邠州等离的较远，给他们多加俸禄。自后听访闻户部所给零碎俸禄，也不及时，观察使私吞部分，都用到别处，加了俸禄，却给不了远方的官吏。臣等商议，希望今日以后，命令户部以实物仍及时支遣，每个地方都派观察判官专判这项工作，按月分放，不能用在别处，如果有违规，观察判官会被远贬。”保证官员的薪水及其按时发放，乃是稳定官吏队伍至关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偏僻之地，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官员能否安心于本职工作。会昌时期严格薪俸发放的管理，就是试图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来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

　　又据史载，武宗君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赴京赶考的的官人都有债务，上任是才还债，以至于他们贪赃，罔不如此。……债务的积累，古时便亦是这样，和现在的也都差不多”。单靠严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决的。既然贪污的产生与俸禄的产生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就必须从他们的实情出发解决其实际的困难，如为解决官吏的京债问题，会昌时增加了他们的薪俸，同时国家借款给他们以偿债，“月选官允许借钱，可加给两月俸料，待遇优厚”，给官吏养廉银以促使其奉公守法，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赃枉法问题，但一定有其积极的作用，历史上有许多王朝都曾采用过给养廉银以杜绝贪污这个办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会昌年间的吏治建设，虽然没能最终扼制李唐王朝渐近衰落的趋势，但会昌朝局在整个中后期，还算相对景气的一个时期，其间所以能取得对回鹘战争的胜利，并平定了泽潞镇，与此都不无关系。王士禛谓“武宗的时期，几乎恢复开元、元和的盛世”，虽稍嫌溢美，但会昌朝政确有可取之处，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顿与建设方面，则断然无疑。

　　加强相权

　　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封建国家的中枢体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力，“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宰相辅佐的好坏，其权力行使充分与否，对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治影响很大，直接关系到朝政的优劣。

　　因此，皇甫湜在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就曾上书直谏，指出时政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宰相之进见亦有数，侍从之臣皆失其职，……股肱不得而接，爪牙不足以卫，其危甚矣”，也就是说，宰相及侍从官的失职与不得实权，乃是朝政日堕的原因，基于此，他建议宪宗应该“日延宰相与论义理”，即经常同宰相商议国事，保证他们能真正拥有辅弼的实权。

　　我们知道，随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安史乱后，唐初那种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政务中枢的体制逐渐解体，终至被翰林院、枢密院和“中书门下”(政事堂)组成的新中枢所取代，相权随而渐遭削弱。特别是“甘露之变”以后，“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文宗开成时期的宰相更是近乎宦官专权的附属品。

　　因此，会昌时期李德裕加强相权的做法，对于抑制宦官权力扩张，提高朝官的声威，保证政令统一出自宰相府，就有很明显的积极作用，至少客观上有这个效果。

　　公元840年(开成五年)九月，李德裕入相不久，即向武宗进言为政之要，其中很重要的两点就同相权有关。他认为应该政归中书，保证宰相确有辅弼之权，但同时他又建议限制宰相的任期，宰相在位时间不宜过长。

　　他说，“政去宰相则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节宰相惟奉行诏书，所与国事者，李齐运、裴延龄、韦渠牟等，迄今谓之乱政。夫辅相有欺罔不忠，当亟免，忠而材者属任之。政无它门，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积纤微以至诛贬。诚使小过必知而改之，君臣无猜，则谗邪不干其间矣。……开元初，辅相率三考辄去，虽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权乃十九年，遂及祸败。是知亟进罢宰相，使政在中书，诚治本也。”通过这种既切实保证相权，又加以一定限制的做法，就可以使宰相很好地行使自己的参政大权，干好统率百官的工作。加强相权的另一重要举措是，恢复了中书舍人参与台阁常务的权力，“会昌末，宰相李德裕建议：台阁常务，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

　　清理入仕门径

　　唐末人刘允章曾上言，陈述唐后期的弊政，指责仕途太滥;范祖禹也认为唐末仕途太滥，实系当时一大弊端，其祸不在割据之藩镇和专权的宦官之下。因此，整顿吏治就必须追根溯源，找出腐丵败的根由，然后施以救治之方。会昌期间，对选拔官吏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控制，企图从官吏来源入手，加强官僚队伍建设。为此，李德裕主要采取了以下对策。

　　首先是严格进士覆试制度，提高铨选质量，选拔真才实学。进士科是唐代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门径，曾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随时间的流转，“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其弊端也日趋明显。

　　有鉴于此，公元843年(会昌三年)正月下敕文，“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自今已后，但据才堪即与，不要限人数，每年止于二十五人”，这样做，虽难免依权弄法，徇私舞弊现象的存在，但不拘一格、选拔真才实学确也收到一定效果，史言“李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即此谓也。

　　又如，公元844年(会昌四年)，王起知贡举，放及第二十五人，续奏五人才堪及第，结果由于覆试，只录取一人;五年二月，谏议大夫陈商知贡举，放及第三十七人，三月白敏中奉敕覆试，结果覆落七人。这样严格选举，自然有助于官僚队伍素质的改善。

　　其次是对新科进士的实授，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四月，武宗下敕：“准太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进士初合格，并令授诸州府参军，及紧县尉，未经两考，不许奏职。盖以科第之一，必宏理化，黎元之弊，欲使谙详。近者诸州长史，渐不遵承。虽注县寮，多糜使职。苟从知己，不念蒸民，流例寝成，供费不少。公元842年(会昌二年)选格，改更新条，许本郡奏官，便当府充职一人，从事两请，料钱虚占。吏曹正员，不亲本任公事，其进士宜至合选举，许诸道依资奏授，试官充职，如奏授州县官，即不在兼职之限。”

　　按，进士中举以前，由于经年苦读，无暇过问闾里疾苦，故对民情并不谙熟，像从前那样辄及第即除授正职，就难免出现“苟从知己，不念蒸民”的情况。当然，这不是举子们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有门荫可以依靠，惟以伏案经年才有跻身仕途的机会，他们的不谙民情，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乃是社会制度造成。

　　针对这个实情，规定须经两考，方可实授，则多少可以避免敕文所说的弊端。另外，从敕文中可以看出，对诸道奏授官也作了一定的限制，关于这一点尚有更为详备的规定，“近日诸道奏官，其数至广，非惟有侵选部，实亦颇启幸门。向后淮南、两浙、宣、鄂、洪、潭、荆、襄等道，并不得奏请。其三川边镇、河南北地远官，无选人肯去，阙员稍多处，即任量切奏请，仍每道一岁不得过七员”。诸道奏授官过多，不仅造成“料钱虚占”，“供费不少”，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同时也“颇启幸门”，使得恩非出于朝廷，权则归于私门，容易形成地方集团势力，影响朝廷威信。对此加以限制，不仅可以避免上述情况，也可以增强中央政丵府的凝聚力。

　　对策之二是，对官宦的门荫特权进行了限制，并严格控制官员的兼职范围，防止堕政害民，提高官吏队伍的素质。唐人入仕之途甚多，除通过科考以外，利用门荫特权入仕者，其数亦不在少，详情见诸《新唐书·选举志》。

　　科举取仕固不免流弊，但较门荫取仕，则其优点十分显明，因为凡参加科选者，必然要经过多年寒窗苦读，不似有门荫特权的子弟，可以不学无术而凭父祖的功勋劳绩，直接获得禄位!他们之中虽不乏杰出英才，但较之纨裤子弟，则实为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四月，武宗下敕，其中云：“今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今日已后，只放正身一人差使，其家下并不在影庇限。……高秩峻级，荣荫子孙，盖宠劳能，著存令式。近者渐寡廉朴，多补名身。不独假荫近房，兼有规求厚利。选曹既阙磨勘，长吏不闻纠绳。此弊公行，吏途太滥，自今后并须准格用荫，人数年限，不得逾越。委吏部及御史台严加宽察。据其选授官列本道本州，须审磨勘，稍疑渝滥，及察知冒卖资荫，便收禁牒报有司。”

　　从中可知，门荫特权，尤其是滥用、冒用门荫特权，已成为中晚唐社会一大弊病，因为那些豪门子弟往往是“自幼授官，多不求学，未详典法，颇有愆违”，不仅造成“吏途太滥”，而且还由于“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使许多人得免差役赋税，这样势必影响政丵府的财政收入。

　　因此对门荫特权加以限制，不但能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还可以扩大国家的财源，增加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会昌时期人口有显著的增长，恐怕与限制官宦的荫庇权，使许多人口重入国家户籍，也不无关系。因此，可以说，会昌年间明令限制门荫特权，规定必须严格执行用荫标准，对于避免或减少“其中亦有影庇，真伪难分”，肃净官吏队伍有着积极的意义。

　　正风肃纪，加强监督

　　为整肃政风，会昌时期严禁官员无节制的游宴，并取缔了进士曲江集宴。我们先来看武宗公元841年(会昌元年)三月所下的一道诏书，“州县官，比闻纵情杯酒之间，施行喜怒之际，致使簿书停废，狱讼滞冤。其县令每月暇日，不得辄会宾客游宴。其刺史除暇日外，有宾客须申宴钱者听之，仍须简省。诸道观察使任居廉察，表率一方，宜自励清规，以为程法。”唐代官吏按规定都有宴会钱，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不正常的消费活动，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官员往往游宴无度，如此不仅造成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也助长了奢侈之风，堕败社会风气，在民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而更重要的是，官吏因嗜酒贪杯，耽误办公，严重影响了政丵府机构的办事效能!诏书所谓“致使簿书停废，狱讼滞冤”，史不绝书，兹举一例，“王源中为户部侍郎、翰林承旨学士，性颇嗜酒。尝召对源中，方沉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怀忧，殊无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终不得大任，以眼病求免所职。”以如此醉生梦死之人掌握政权，国家何以得治?因此，武宗下诏禁止官员游宴，其意旨就在于促进政风的廉洁和政丵府形象的改善。

　　关于罢进士曲江集宴，史书载之甚详，“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其制，序立西阶下，北上东向;主人席东阶下，西向;诸生拜，主司答拜;乃叙齿，谢恩，遂升阶，与公卿观者皆坐;酒数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会，题名席，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有人认为李德裕是出于“尤恶进士”才罢曲江宴会的，唐末五代的笔记小说更是众口一辞，以为纯系出于一己之好恶而为之，我以为此说不正确。德裕确实说过进士浮华，根艺不实之类的话，但奏罢曲江宴，“尤恶进士”并非主要原因，德裕的根本目的和主要动机，还是为了防止官僚小集团的形成。若非如此，他完全可以利用独掌朝政之机，控制科举选士，使恩出己门，组成自己的势力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