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宋朝有名的谏官，揭秘其生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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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襄19岁即以开封府乡试第一的成绩考取进士，名动京师，历任西京留守推官、知谏院、知制诰等职，以正直端方、敢于言事的特点孑然独立于士林，不入时流。景祐三年(1036年)冬，范仲淹因弹劾宰相吕夷简获罪，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县)，欧阳修、余靖、尹洙三人轮救，结果都步范仲淹后尘被贬出京城。当时，蔡襄还只是个小小的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资历尚浅的他却公开站出来仗义执言，作组诗《四贤一不肖》，称颂范、欧、余、尹为“四贤”，臭骂在范仲淹贬官时推波助澜的谏官为“不肖”。蔡襄这一组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京城内外，士人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

　　庆历三年(1043年)，蔡襄与欧阳修、余靖、王素等四人，被宋仁宗任命为知谏院，出任谏官，这给了正直无私的蔡襄一个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平台，他更加执著于上书言事，匡时济世。蔡襄生活的时代，北宋王朝已经有了七八十年的发展，朝廷承平日久，许多旧的制度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积弊丛生，危机四伏。当时灾情频发，京东旱灾、江淮蝗灾、秦州地震，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忧心如焚的蔡襄向宋仁宗上奏，认为灾害连连，是因循守旧、人事不修的结果，他要求宋仁宗自我反省，更加勤政务实，树立朝廷威信。此奏一出，闻者悚然，把当时朝廷内外的大臣们吓出一身冷汗。

　　庆历四年，开宝寺发生火灾，安奉佛牙舍利的灵感塔被毁，朝野震惊，许多宫人甚至烧炙手臂，剃去头发，表示对佛的崇敬归命。宋仁宗也信佛，深感惋惜，他安排人把灵感塔地宫中所藏佛牙塔移入内宫供养，并计划重新建塔安奉。蔡襄听说后，极力反对，他上书说舍利若真有灵性的话，那它为什么连自己居住的房子都保护不了呢?他不但把宋仁宗重修佛塔的想法嘲笑了一番，还认为不修人事、专信佛法，那是以人力逆天意，本末倒置，劳民伤财。蔡襄的话，掷地有声。好在宋仁宗心怀仁慈，除了继续潜心佛法、关爱舍利之外，对蔡襄的话，倒也没怎么计较。

　　蔡襄生性刚直，不仅敢说，而且敢做，不管是在谏官任上，还是在其他岗位上，“忤旨”、“抗上”，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蔡襄工于书法，为当时第一，深得宋仁宗的喜欢。皇祐六年(1054年)，宋仁宗最宠幸的妃子张贵妃病逝，宋仁宗悲痛不已，随即高规格为其治丧，比如追封她为温成皇后，立忌、酌献、立庙、建陵、立志等。后来，要在墓前立“温成皇后碑”，碑文已经拟好，需要找一位书法高手来执笔，宋仁宗立马想到了蔡襄。蔡襄本来就对宋仁宗高规格为张贵妃治丧心怀不满，曾多次上疏谏阻，当皇帝让他书写墓碑的旨意下达后，他便以“此待诏职也”为由，一口回绝了宋仁宗，让本身处于悲痛之中的宋仁宗更加不快。

　　后来，蔡襄出任知制诰，当上了宋仁宗的秘书，负责起草诏令。历代秘书岗位都是前途无量的美差，只要顺从了领导的旨意，出将入相几乎指日可待。蔡襄却一点也不懂得珍惜岗位资源。参知政事梁适，因结交内侍当上了宰相，遭到御史的多次弹劾，梁适的追随者上书宋仁宗，说如今御史滥用职权，而宰相却动辄得咎，以后谁还敢当宰相?左右为难的宋仁宗，一面听从御史谏言，把梁适罢相，又以弹劾材料中有风闻之词为由，把御史贬出京城。当宋仁宗安排蔡襄起草贬御史的诏书时，蔡襄却认为风闻之言也可参考，御史不必担责，竟然拒绝起草诏书，致使宋仁宗作出决定后，却无法完成诰命手续。不过，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处处作对、常常让皇帝不快的人，宋仁宗非但没有贬他的官，降他的职，反而对他格外厚遇，曾感叹说“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主动给蔡襄母亲赏赐帽子、披肩之类的珍贵服饰，亲笔书写“君谟”二字，安排特使拿着诏书，专程送达蔡襄家里。嘉祐五年(1060年)，宋仁宗还提拔他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大权，可见宋仁宗对他的赏识。

　　遗憾的是，嘉祐八年，试图振兴国家的宋仁宗因病去世，宋英宗继位。按宋朝的用人习惯，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是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热门人选，像后来的宰相丁谓，就是由权三司使、参知政事而至宰相高位的，若无意外，蔡襄是极有可能成为宰执大臣的。事实也接近可能，当时蔡襄与欧阳修齐名，都以刚正不阿著称于士林，宰相韩琦极力向宋英宗推荐欧阳修和蔡襄为参政大臣。然而，宋英宗毕竟不同于宋仁宗，他用了欧阳修为参知政事，却没有提拔蔡襄，因为蔡襄太敢说太敢做，作为权力通天的皇帝，怎么会愿意在自己身边安置一个“火药桶”呢?怎么会放弃至高无上的权力来主动接受下级的监督呢?除了那个希望有所作为、争当中兴之主的宋仁宗。当蔡襄意识到说话的环境已经大不如前时，不禁心灰意冷，他向宋英宗请求外调杭州，宋英宗立刻就批准了。韩琦觉得非常奇怪，对宋英宗说，以往翰林们请求外调，必须请求数次才予以准许，蔡襄怎么一请即允呢?礼数是否过于简单?宋英宗却反问道：“倘若蔡襄不继续请求外调，怎么办呢?”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蔡襄出知杭州，两年后便在任上抑郁而终，年仅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