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司马光是什么结局?宋哲宗为何要砸他的墓碑？

　　大宋王朝中期,思想激荡人物风流,涌现出了一大批名留青史的历史名人,司马光就是其中星光熠熠的一位。“遥望历史的河流，感受历史的沧桑，下面和历史屋小编一起走进了解。

　　对于司马光的了解，大多数人对他的记忆都是来自于司马光幼年时候砸缸的故事，其实在此之后，这位聪明的孩子也非常有出息，成为了北宋时期的宰相。然而相比于名垂青史，司马光在死后的结局却有些惨不忍睹。

　　而这一切，主要归咎于司马光深陷北宋时期无休止的党争漩涡，而无法自拔。

　　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反对新政，宋哲宗亲政后，司马光的谥号被夺回、墓碑被砸烂，甚至险些被鞭尸。

　　后来的宋高宗就将北宋的灭亡，归结为王安石等新党变动祖宗之法，对王安石等人大加贬斥，除了将王安石逐出宋神宗庙庭之外，也将蔡确移出宋哲宗庙庭，而代之以司马光配享哲宗庙庭。若是泉下有知，宋哲宗见到司马光配享自己，一同接受后人祭祀，不知道是何感想。

　　那么，司马光与宋哲宗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还得从司马光所处的时代背景说起。

　　一、司马光何许人也

　　司马光除了是“砸缸”的那个孩子，他还是编纂《资治通鉴》的那个功臣。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人 ，世称涑水先生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宋神宗时，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15年，期间，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司马光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佑(宋哲宗赵煦第一个年号)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列"元佑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

　　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其生平著作有很多，最主要的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司马光之所以在死后被人弹劾，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北宋年间的党争而引发的一次失败变法。其实质，就是新旧党争矛盾的激化与升级。

　　二、高太后临危受命，继刘娥太后之后，北宋再次进入“听政”时期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秋，一次宫宴中，宋神宗赵顼正要提杯祝酒，意外发生了。

　　“暴得风疾，手弱觞侧，余酒沾污御袍”。

　　这种类似脑溢血或脑血栓的病症，彻底摧垮了这位勤于改革的帝王。从这一天开始，神宗的病情愈发严重，逐渐出现口不能言的情况，只能以点头与否来表示圣旨。

　　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病逝，第六子十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改元元佑。继刘娥太后临朝称制后，宋王朝再一次进入特殊的“垂帘听政”时期。一位比刘太后地位更为尊崇的女人即将成为新的“掌舵人”，她就是高滔滔高太后。她听政的对象，不再是那个性格柔和的宋仁宗赵祯，而是一个性格沉闷的少年。

　　其实在哲宗继位前夕，宋廷就已经进入了“听政”时期。元丰八年(1085)正月，宋神宗的病情加重，御医日夜看护，宰执王珪等中枢成员，一方面进言神宗尽快立储，一方面请求皇太后(即神宗的生母，英宗的皇后)权同听政，待皇帝康复后再行归政。

　　高太后的本意是不想在年过半百之时，再一次涉足朝政，但在宰执们的再三推请下，才决定听政。

　　神宗已经病危，主政的高太后面对这样的时局，显得力不从心。她面临的首要大事就是立储。当时，神宗还有同胞兄弟赵颢、赵頵两个亲王，都是主政的年龄，都年富力强，而且高太后还发现，这兄弟二人经常打探神宗的病情，其心事可谓叵测，高太后随即下令，禁止二王随意出入禁中，特别是神宗的居殿。与此同时，她正秘密安排着另外一件大事。

　　宋神宗赵顼画像

　　元丰八年三月初一日，赵佣被立为太子(后改名赵煦)。初五日，神宗驾崩，赵佣在父亲的灵柩旁，穿上祖母早已准备妥当的黄袍，遵照神宗的遗诏，成为宋王朝第七位皇帝。宋哲宗即位，高太后顺理成章的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

　　三、司马光在高太后面前恃宠而骄，却忽略了她身后的小皇帝

　　宋神宗一贯主张革新，熙宁、元丰年间的“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成效不大，但却让北宋走向岌岌可危的边缘。直接体现在朝廷内外形成了两大派别：新党和旧党。两大派别之间，互相倾轧，搅乱时局。这种局面一直随着元丰年间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逐渐失势才放缓。

　　高太后一向对新法变革不满，对反对新法的老臣十分器重，尤其是对司马光。神宗去世，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卫士见到他，都致敬行礼。老百姓在道路两旁欢迎他。他们高喊：

　　“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

　　从高太后主政的情形来看，虽然她喊出的政治口号是“子继父业，其分当然!”都知道，这只是为了稳定朝堂，神宗去世当月，旧党领袖司马光就被高太后召回京，授门下侍郎。可见高太后是非常反对新党的，其中心思想无外乎就是“废新法”。司马光与高太后可谓一拍即合，他仍然对新党和新法全盘否定，而且现在得到了太后的默默支持，司马光更是挺直了腰板。但高太后仍面临一个问题。

　　首先，变法是在先帝的支持下开展的，现在要予以否定，神宗的脸往哪搁;其次，废除新法，必须师出有名，如何冠冕堂皇地废除?司马光此时说，新法都是王安石、吕惠卿所为，神宗与新法并无关联。这种说法无异于“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如何废除新法呢，司马光又提出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口号：“以母改子”。当时就有新党人士反对：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这是不是又在将高太后陷于不仁不义。所以，司马光“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这偷换概念的政治口号根本禁不住推敲。而且还给人一种高太后大权独揽的感觉。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最真切的感受者莫过于高太后身后的哲宗皇帝，这也给后来绍圣年间的政治清算埋下伏笔。

　　不管怎样，司马光“以母改子”还算冠冕堂皇，高太后觉得“师出有名”，所以一大批在熙丰年间被贬黜的旧党成员陆续被召回京，刘挚、范纯仁、苏轼、苏辙、文彦博、吕公著等相继被朝廷委以重任。旧党的联骈入朝，在与新党的力量对比上形成极大反差。

　　旧党翻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新党成员，在司马光的领导下，大批的台谏官将矛头直指蔡确、章惇，在不遗余力地声讨下，蔡确罢相，章惇罢知枢密院，司马光与吕公著先后拜相，宰执大权转入旧党的掌握之中。

　　一时间天下法令颓废，新旧法令交织在一起。从中央到地方整个行政体系纷乱如麻，旧党逐渐掌权。伴随着新旧党派斗争的白热化，从最初对法例的争论，逐渐演化成对异己的迫害，被贬死在岭南的新党前宰执蔡确，就是双方斗争的最高潮。

　　王夫之：“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行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

　　旧党如此如火如荼大肆压制新党的背后，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高太后身后的小皇帝：宋哲宗。当朝的宰执心中只有高太后，已经忘了后面还有一个小皇帝，殊不知这个小皇帝迟早是要亲政的。

　　四、哲宗亲政，司马光等旧党集体风光不再

　　哲宗早慧，年少时便自觉抄写佛经，为父皇祈祷早日康复。登基时，便有其父神宗一样的锐气，也决定了他不是一个耽于享乐的皇帝。高太后按照司马光“以母改子”的口号，废除新法的时候，无形中已经否定了神宗皇帝的历史功绩，而这一切哲宗都看在眼里。从内心深处来说，哲宗很敬仰自己的父亲，包括其推行的新法。但是高太后以及旧党，对新党中人以及新法的诋毁，在年幼的哲宗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一旦开枝散叶，就是旧党覆灭的时间。

　　对于司马光等人，哲宗可以没有感情地随意处置，但对于自己的奶奶高太后，哲宗心里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但从高太后的种种做法上来看，祖孙之间的裂痕，是难以弥补的。

　　高太后：每天那些大臣来奏事, 你心中有什么想法吗?为何一句话也不说呢?

　　宋哲宗：娘娘(高太后)已处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显而易见，哲宗平日里的沉默不语，其实是对奶奶高太后的无声反抗。这种与年龄不相宜的沉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躲避开了一些打击，但是对于一个十余岁的少年来讲，必然会对他的身心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着哲宗的成长和手中权力的不断扩大，而愈加严重。

　　转眼间，哲宗到了婚配的年龄，元佑七年(1092年)，高太后为十七岁的哲宗选了一个大他三岁的孟氏为皇后。哲宗对这名女子没有丝毫兴趣，更谈不上喜爱，不几年，宋哲宗移情于刘婕妤。按例，婚后哲宗要祭祀天地，宰执们就天地合祭与分别祭祀展开了争论，哲宗一反常态，据理力争，要求此后祭祀，一律按照神宗元丰六年之例分别祭祀，这一小小的争论，多少都流露出哲宗对神宗种种施政的尊重。

　　元佑八年(1093年)，高太后仙逝，在高太后去世前，她就已经察觉到哲宗对于新旧党争的态度，而且有预感，哲宗皇帝很有可能会进行政治清洗，而一旦开始政治清算，自己将是首当其冲。所以在弥留之际，高太后对范纯仁哀言道：

　　“老身受神宗顾命，临朝听政，诸卿试言，九年间，可曾施恩于高氏一族?我一心为公，一儿一女病死，都未曾得见。”

　　高太后说罢掩面痛哭。

　　高太后去世后，哲宗正式开始亲政，没有了高太后的压制，哲宗的话也开始变的多了，臣僚们不止一次的听到，哲宗回忆高太后垂帘时的情景，怨言道：“朕只见臀背。”可见哲宗对高太后的独意专行、宰执大臣唯高太后之命是从的情况，心怀不满已久。

　　旧党已经觉察到时局即将开始震荡，便积极上疏哲宗皇帝，他们很委婉地提出，即使哲宗对某些事要恢复，要重新起用某些人，一是要看是否对国家有利，二是要学习宋仁宗对待刘皇后的做法, 凡是刘娥垂帘时的一切政事，不许随便进言，而招致政局动荡。

　　对于旧党的上疏，哲宗置若罔闻。待到高太后的灵柩落葬后，新党人抓住时机，马上就有人上疏，希望哲宗继承先帝之政，哲宗随即起复章惇、安焘、李清臣等新党中人，到了这一年的三月，李清臣在殿试中直接否定元佑政治，绍述之意呼之欲出。正是因为准确得把握了哲宗的心理，新党一方才能在绍圣初年就抢占了先机，而剩下的就是章惇等人的表演了。

　　绍圣(宋哲宗的第二个年号)元年(1094年)，一大批从前不入流的新党官员被宰执章惇召回京任职，准备对元祐群臣进行大规模报复，最先“中枪”的不是别人，正是司马光。

　　五、古代封建王朝党争背后的思考

　　旧党曾经制造了北宋立国以来最大的文字狱-——车盖亭诗案。而此时此刻，新党强势回归之后，旧党代表司马光一时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先有台谏官张商英因元祐时没能受到重用而积怨在心，开始猛烈抨击司马光、文彦博误国;后有章惇效法旧党对新党开具名单，逐一迫害的方式，将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等十一人安上“挟奸妄上”的罪名，不管元佑群臣是死是活，一概贬谪。

　　御史中丞黄履：“前宰相司马光，昨自先帝识拔，进位枢庭。光以不用其言，请归修史，先帝盛德优容，曲从其欲。……迨垂帘初，朝庭起光执政，当时士论翕然称之，以为光真能弼成圣德，上报先帝。不谓光深藏祸戾，追忿先朝，凡有所行，皆为非是。”

　　宋哲宗于是下诏，对司马光“夺赠谥，仆所立碑”，“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崖州司户参军”。

　　司马光拥有的的太师、温国公的追赠和“文正”的美谥全部被收回，哲宗御赐的“忠清粹德”碑也对推倒，更是不断被追贬。

　　活着的范纯仁被安置永州(今湖南零陵)，苏轼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剩下的元佑旧臣几乎都走了蔡确的老路，被贬谪岭南。

　　而与旧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高太后也被新党作为口诛笔伐的对象。历经“同文馆之狱”后，加上哲宗生母的苦劝，哲宗这才怒斥章惇与蔡卞，是否还让他有脸跨进英宗的祖庙。一场追废高太后的政治闹剧才草草收场。而章惇、蔡卞此前更是利用宋哲宗的报复心理，他们怂恿哲宗“发冢斫棺”，要将司马光挖坟掘墓，好在宋哲宗并没有失去理智，没有容许。

　　同文馆之狱后，绍述政治到了末期，哲宗的锐气早已在党争中被消磨殆尽，加之哲宗身体孱弱，伴有咯血的宿疾。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影响，使他在政治领域很难有所作为。元符三年正月(1100年)，在位十五年的宋哲宗病逝，年仅二十四岁。

　　宋哲宗死后，宋徽宗继位，新党继续控制朝政，最终新党以蔡确配享哲宗庙庭。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宋高宗南渡建立南宋。宋高宗对新党却嗤之以鼻，对王安石等人大加贬斥，除了将王安石逐出宋神宗庙庭之外，也将蔡确移出宋哲宗庙庭，代之以司马光配享哲宗庙庭。这戏剧性的变化，若司马光泉下有知，也是始料不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