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除了喜欢游山玩水的爱好外，还有别的爱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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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和七年，杜牧担任监察御史里行之职，同时为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手下，居住在扬州，及其喜好饮宴游玩;大和九年八月，杜牧在东都洛阳上任，因职务清闲，四处凭吊古迹，游山玩水，并留下大量诗篇……

　　除了喜欢游山玩水这些无伤大雅的爱好之外，杜牧还有很多为当时之人所不齿的爱好，比如时任太学博士的吴武陵向崔郾推荐杜牧时，就有同僚在旁边接茬：“杜牧这人确实才名远扬，只是恐怕品行不太好，传言说他喜好烟花风月之地，总出入于青楼。”

　　然而，他配啊。甚至很多情况下，杜牧也是空有满腔热血，却无力扶大厦之将倾，游山玩水、吟诗作画也不过是排遣烦闷的一个途径而已。

　　关于杜牧创作《泊秦淮》的具体年代并没有确定的说法，不过推测应该是大和七年杜牧从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途中所作。此时牛僧孺、李德裕等人虽尚未进入中央担任官职，朝臣已然分出两大派系，各地藩镇节度使纷纷站队。

　　杜牧在其中的位置却十分尴尬：李杜两家为世交，杜牧却自认为处处受李德裕排挤;与牛僧孺来往频繁，又被牛僧孺忌惮。因此，无论杜牧身居何职，话语权以及进京谋职的可能性都被两党之人操纵着。

　　杜牧晚年的时候，甚至数次上奏请求外放。名义上是“京官俸禄低”，其实何尝不是为了避开乌烟瘴气的朝廷?毕竟宣宗大中四年，杜牧再次请求外放时，已被升为吏部员外郎。杜牧自知在朝中难以有所作为，干脆去做一个地方官，至少可以与民同乐。

　　唐宋时期的诗人似乎都很有魏晋遗风，适应性很强，能做到随遇而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或者像欧阳修那样与民同乐。韩愈被贬能写出《鳄鱼文》为民除害，苏轼被贬也能做“东坡肉”与民共享。

　　杜牧是为了生计、为了生平抱负从江西一路奔波去往淮南，夜间不得不停靠在秦淮江边。杜牧的游玩宴饮也是有时的，全做怀才不遇、闲职之外的消遣;而那些身居要职的官员却在为蝇头小利明争暗斗，沉浸在温柔富贵乡里夜夜笙歌。

　　杜牧岂看不出盛唐气数将近?岂不为天下太平而忧心?也只是不逢时罢了。

　　靡靡之音若是就这样广为流传，甚至是统治阶级中，那朝政也不会有指望了，国力倾颓也只是时间问题。就像《隐秘的角落》中，《小白船》一旦响起，也就预示着有人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