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李煦与其家族的一生

　　初秋的昌邑城东隅社区姜家大湾北埃,翠草的绿意开始褪去,碧树在秋风的凉意中微黄。

　　300年前,在此居住的昌邑人,被历史裹挟着沉浮,出走九州,为后人唏嘘凭吊。其中,李煦家族便是代表。

　　这个家族,有着层层叠叠的《红楼梦》影子:李煦的生母文氏与曹雪芹祖父曹寅生母孙氏均为康熙帝保姆;李煦与曹寅共事多年,同为康熙帝耳目近臣;李曹两人还有着葭莩之戚的亲密关系——李煦之妹,即为曹寅之妻、曹雪芹之祖母。

　　李煦的经历,连同他的“虚白”斋号,被拆乱打碎,融进红楼梦中。

　　苏州李府半红楼

　　台湾学者皮述民先生提出“苏州李府半红楼”,他认为《红楼梦》的史事素材有很大一部分是取自于苏州织造李家。可以肯定,取自于江宁曹家和苏州李家这两家的史事素材加到一起,恐怕也只占《红楼梦》素材的一小部分,而更多部分还是曹雪芹从他所接触的现实生活及传统文化中所汲取得到的。

　　皮述民先生在分析《红楼梦》处理史事素材时说,“可知雪芹不是要把许多史事写到像,他是有意要把它们写到不像”,但“在不像之中,有其象征的意义和影射的痕迹”。

　　正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在真实的历史中,苏州李府的顶梁柱李煦,却真切地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留下一串串足迹,也为那个时代的宦海风云留下清晰缩影。

　　“李煦,本姓姜。他的父亲是李士桢。”昌邑市博物馆研究员王伟波先生介绍道。

　　昌邑姜氏,始于北宋靖康年间。姜氏始祖姜喜为避金乱,自东牟宁海彤岭迁入昌邑北岔河庄(今高戈庄)。昌邑姜氏数百年来一贯秉持耕读传统,尤以医术见长。

　　自元末姜叔宝为地方医官,家族医声大盛,入明以后更是数代御医。自六世姜镗始,家族以科举入仕;九世姜默若,即李士桢祖父,习科举之道。姜默若生三子,姜沱、姜淘、姜演,姜演即为李士桢父亲。

　　本可安心耕读的姜氏族人,在历史浪潮中,亦如一叶扁舟,飘荡难定。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第二次攻入河南、山东等地。腊月初八,昌邑城被数万清兵围困,城内书生在寒冬中换上铁甲,在城头誓死抵抗。十六日晨,清兵架木梯攻破昌邑城,城头官绅士子烈烈而死者70余人。

　　23岁的姜士桢与他的父亲姜演在守昌邑城东南角时,城陷被清军掳去。而他的族兄姜士枟、族人姜自茂、姜惺法、姜恂法、姜鲤等皆壮烈殉难,姜自茂之孙姜侗守东城,一家二十余人并死,可谓惨烈。

　　血雨腥风后,崇祯十六年(1643年)初,清军班师。姜士桢随军来到辽东,被正白旗佐领李西泉认为义子,遂由姜氏改姓李氏。

　　转眼到了大清朝的顺治四年(1647年),清廷在八旗中选举人才,李士桢以贡生的资格参加廷对,中取第十六名,授长芦(沧州)盐运判官。自此,开启了他的宦海生涯。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李士桢调任广东巡抚。他提出了励官方、肃武备、端士习、清钱粮、慎刑狱、革火耗、禁私派、除私税、严保甲、弭盗贼、厘盐法、饬海防、省讼词、劝输将、汰冗役、省差扰十六条为政方针,对整顿三藩之乱后的广东起到积极作用。

　　康熙二十六年,李士桢举荐了潮州知府林杭学。因林杭学曾投效吴三桂,故此事受到了左都御史王鸿绪的弹劾,李士桢乃引咎辞职。另李士桢与权臣鳌拜交往过密,则是此次被参辞职的幕后原因。

　　李士桢离任之日,士民罢市,奔走相告,夹道送行,并为他立祠于五仙门外,又入祀省城名宦祠。致仕后,李士桢定居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栽花置草,作文读书,过着简朴的生活。后康熙帝南巡北归,曾驾临李士桢宅第,慰劳再三。康熙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卒,年75岁,葬于通州红果园。

　　“李士桢虽改姓李氏,但他始终未忘昌邑姜氏家族,并为团结宗族,倡修族谱,促进姜氏家族的发展作出努力。”王伟波介绍道。

　　《昌邑姜氏族谱》由六世祖明凤阳府通判姜镗创修,再修于九世的姜默若、姜默钝,清兵围城时毁于战火。康熙十七年,姜扬波与姜士楧主持重修族谱,得到李士桢的大力支持。

　　李士桢在《昌邑姜氏族谱·序》中说:“一日以从兄扬波所集宗谱相视,遂各抚然挥涕,知所本源……迨调抚粤东,适弟士楧、侄孙舜龄省余于署,复将前编出而会同,遂逐一考订,方厘然称可观也。”

　　李士桢在关注姜氏家族发展的同时,时刻不忘教育儿女不忘本,至其子李煦时与姜氏家族交往更为密切。

　　康熙三十六年,李煦遵父亲遗愿,于苏州织造府刊刻《姜氏族谱》,并请著名文学家尤侗及同乡进士、江西巡抚张志栋作序,李煦也亲为作序。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李煦生于1655年,自幼受到李士桢的良好教育,母文氏为李士桢的第二房夫人。”王伟波介绍道。

　　康熙九年,16岁的李煦以父荫入国子监读书。在国子监的浓厚氛围中,李煦开拓了视野,学识也得以精进。

　　康熙十三年,期满学成后,李煦即被授任为内阁中书,步入仕途。之后,在广东韶州、浙江宁波任知府,颇显政治才能。此时,李煦即引《庄子·人间世》中“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意,给自己取“虚白”之斋号。

　　康熙二十七年,李煦返京充任畅春园总管。由于他做事干练,谨慎敏捷,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

　　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由苏州织造调任江宁织造,李煦出任苏州织造,任职达30年之久,其间四迎圣驾,是康熙皇帝的耳目近臣。

　　彼时,两淮盐税收入是清廷的主要财源之一,需得力的官员整顿主持。以往巡盐御史每年一更替,任期过短,不能尽职尽责,康熙帝特命李煦与曹寅兼监察御史管理两淮盐政,并令他们交替管理,以十年为期。

　　曹寅、李煦更替巡盐,要想对付狡猾的盐商,不能各行一套,政策上必须相互衔接,“同事一体”,否则将“一损俱损”。李煦常以兄长的身份诫勉曹寅,小心从事,以免陷入深潭。不管怎样,在巡盐任上,共同的利益使他们“既以共答君恩,而至亲骨肉亦且永以为好”。

　　“李煦与曹寅的交往是李、曹两大家族交往的延续。康熙时,曹寅的父亲曹玺便出任江宁织造,李士桢任广东巡抚。而此时,李士桢的妻子文氏与曹玺的妻子孙氏同为康熙帝的乳母,李煦的妹妹又嫁于曹寅,这使李、曹两家的交往更为密切了。”王伟波介绍道。

　　以前学者研究曹雪芹祖母李氏的家族,总围绕李煦进行。李家与曹家世代交好,正如《红楼梦》所述,两家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关系。李氏的生活背景也与《红楼梦》中的史太夫人相仿。李煦奏折里说“闻臣妹曹寅之妻李氏”,曹頫也说“奴才母舅李煦”。因此,红学家往往想通过考察李煦的生平来了解一些李氏的情况。

　　一直以来,很多学者认为,曹雪芹祖母李氏为李煦的胞妹、广东巡抚李士桢之女,是山东昌邑人。那么,李氏是不是李煦的亲妹妹呢?

　　在《李士桢墓志铭》记载得很清楚,李士桢有六子一女,长即李煦,一女嫁的却不是曹寅,而是周承诏。文献中没有记载李士桢有女嫁于曹寅,那么嫁给曹寅的这位李煦之妹又是谁的女儿呢?

　　周汝昌先生依据杜臻作的《李士桢墓志铭》分析,曹寅之妻李氏并非是李士桢之女、李煦胞妹,这点他在《红楼梦新证》里已有论证。后来,有学者在朱彝尊的《竹垞文稿》发现了一篇墓志铭,墓主人叫李月桂,历官光禄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参政、广西按察使,而这正是曹寅真正的老岳丈。

　　李月桂的墓志铭中说:“公讳月桂,字含馨,别字仙崴,沈阳中卫人。女五人:一嫁涂中坦,荫生;一嫁张益,贡监生;一嫁曹寅,官内户部,督理苏州等处织造府……”

　　墓志铭中明确记载了李月桂的三女儿嫁给了苏州织造曹寅,说明曹寅之妻李氏并非李煦本家的姜姓之女,更非其胞妹,而是李月桂的女儿。曹寅之妻李氏与李煦同姓李,并以兄妹相称,却又非同族兄妹,那么只有一种情况,李士桢的义父李西泉和李氏的父亲李月桂有某种尚待考证的亲缘关系。

　　据墓志记载,李月桂有文焕、文炳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大概没什么风雅,所以我们见不到曹寅和他们交往的史料。“反倒是和隔得远一房的李煦关系甚密。所以李煦说的‘臣妹’,实际上是堂妹。”王伟波分析说。

　　老江湖与多孩气

　　虽然是亲戚,可在工作中,尤其是对整饬盐法、惩治私枭的态度上,李煦与曹寅有时意见相左。李煦写信给曹寅道:“吾两人蒙皇上特恩,视盐两淮,各欲黾勉供职,以仰报朝廷,而所行之事,未免彼此殊途。”

　　在官场上,性格亦能决定命运。比曹寅长三岁的李煦,之所以与曹寅难以步调一致,是因为他们的行事风格不同。李煦富于老练,内心追求虚白,可处理问题时却能宽严相济,相时而动。这与他平生复杂的为官经历有关,他是官场老江湖,所到之处无不“颂声大作”,甚至立碑建祠,以“佛子”称之于世。

　　曹寅则不同,他是承袭父业而任江宁织造的,没有做地方官的经历,且秉性耿直,处事不擅圆滑,正像李煦所说的“性情行事每多孩气”。李煦常以老大哥的身份,提醒曹寅为人臣之道。

　　有清一代,织造府是内务府广储司的下属,主要负责为皇室提供丝织品及江南珍稀物品,一般由五品的郎中或员外郎管理。在苏州、江宁这些江南中心城市,知府都是从四品,与织造同级别的官员就多如牛毛了,他们职小位卑,一般不具备直接向皇帝上递奏折的资格。

　　李煦与曹寅虽官为织造,可他们的特殊身份有着皇家因子。李煦生母文氏与曹寅生母孙氏均为康熙帝保姆;曹寅年轻时曾担任过康熙的伴读及侍卫。康熙与曹寅不仅是君臣关系,而且有总角之交。康熙帝曾对李煦说“曹寅与尔同事一体”。

　　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作为织造的李煦与曹寅的奏折比封疆大吏都要多,且内容多涉及民情风俗、官员贪廉等,皆非本身的职责。李煦、曹寅作为中层官吏,不仅可以向康熙帝直接上奏折,还有密折专奏的权利。

　　李煦于康熙三十一年接替曹寅出任苏州织造。上任后,他并不习惯向康熙帝奏报本职之外的事情,所以在奏折中说:臣无地方之责,不应渎陈。康熙帝给其批复说:秋收之后,还写奏帖来。

　　自此以后,李煦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康熙帝上密折,上奏的内容从天气变化、粮食价格这些琐碎的事情到地方政治、官员隐私等。

　　“从现存的李煦奏折来看,李煦自己除经常有密折外,还会同地方总督、巡抚将军、提督及漕总等会疏具题,与江宁织造、杭州织造共同会议也由李煦具题;甚至地方巡抚的密折都由李煦代呈。”王伟波分析道。

　　李煦在江南是康熙帝的耳目,也是他的心腹。一些不便公开传达的事情,康熙帝会交予李煦处理,如康熙四十五年三月给李煦的朱批中说:“另有上谕一封,尔使人密送到巡抚处去,不可迟误。”

　　而李煦对政局的看法也可左右康熙帝的决定。康熙五十年,江南科场案发生,年末朝廷派钦差大臣来扬州会审,次年十月结束。在这期间,李煦十次密奏会审进程和江南民意,最终康熙帝抛开会审结论,依李煦的意见处理了此事。

　　除去政事,李煦与康熙帝还通过密折进行私人交流。如康熙帝在三十一年七月李煦的请安折中说:“朕五月间,偶感时气,后变疟疾,至二十九日方痊。今已大安,如平时一样。”

　　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因家人途中遗失进折,自请处分并补缮折,康熙朱批道:“凡尔所奏,不过密折奏闻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将尔家人一并宽免了罢,外人听见,亦不甚好。”这两件事即充分说明了康熙之与李煦,实非“外人”,而是视为心腹。

　　康熙帝不仅会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李煦,甚至连作为皇家机密的起居,也会告诉李煦。康熙五十六年六月十二日给李煦的批复中便提前告诉了自己的行程计划:“七月尽间,即哨鹿起身。”

　　四次“万嘱”难救曹寅

　　君臣的蜜月期,总无定数。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初六,李煦在请安折子之中,附奏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讯息。奏折中说:“恭请万岁万安。窃提督江南全省军务臣张云翼,于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患腰痈,医治不痊,于七月初三日巳时身故,年五十八岁,理合奏闻。苏州六月晴雨册进呈,伏乞圣鉴。”

　　这种通报大臣去世的消息必须另折奏报,决不可混在一起,否则有咒诅皇帝死亡的含义。李煦这个奏折犯了基本的忌讳,十分糊涂。

　　康熙见了这大不吉利的奏折,自然很不高兴,但申斥的语气中还带几分幽默。朱批:“请安折子,不该与此事一起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个臭字,不知哪去了?”李煦见到御批,自然吓得魂飞魄散,急忙上奏谢罪,痛自忏悔。康熙批:“知道了。”

　　“从现存的曹寅奏折看,曹寅给康熙帝奏报的内容也与李煦有相似之处,多是关于地方天气变化、农业收成、粮食价格或是地方官员情况等。”王伟波介绍说。

　　李煦、曹寅与康熙的密切关系在曹寅重病这件事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曹寅奉命到扬州办理刻印《佩文韵府》事宜,染上疟疾,病势甚重。李煦前往探病,曹寅请他上奏,向康熙讨药。

　　事不宜迟,七月十八日,李煦的密奏便到达康熙帝手中:“江宁织造曹寅于六月十六日自江宁来至扬州书局料理刻工,于七月初一感受风寒,卧病数日转而成疟,虽服药调理日渐虚弱……曹寅向臣言:我病时来时去,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但我儿子年小,今若打发他求主子去,目下我身边又无看视之人。求你替我启奏,如同我自己一样。若得赐药,则尚可起死回生,实蒙天恩再造等语。”

　　康熙得奏之后,立即朱批:“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赚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奎宁(原文用满文)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

　　康熙连写四次“万嘱”,又差驿马赶急将药送去扬州,限九日赶到,可见对曹寅十分爱护关心。奎宁原是治疟疾的对症药物,但曹寅可能有其他并发症,不治逝世。

　　五大无底洞巨款亏空

　　康熙帝对李家和曹家的照顾是看在李煦与曹寅的情分。苏州和江宁作为江南重镇,一品、二品大员的衙门不在少数,康熙帝六次南巡,四次驻跸苏州织造府和江宁织造府,极少住在那些大员的衙门中。这当然是康熙帝对李、曹两家的格外恩典。

　　恩典有时如枷锁一般,让人难以招架。康熙数次南巡,江南织造府为了应酬、逢迎,动支库银,亏空很大。尤以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为甚,李煦计亏空库银五十余万两。

　　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六,两江总督噶礼参奏曹寅、李煦,密报康熙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康熙把李煦、曹寅看成是“家人”,自然不会同意噶礼公开弹劾。

　　可事关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谆谆告诫曹寅和李煦,需设法补上亏空。江南亏空案暴露后,康熙深知其中情由,一面私下谕令李煦、曹寅设法补完,一面派张鹏翮审查此案。

　　同时,康熙帝还千方百计为曹寅、李煦开脱。他谕大学士:“亏空之由,皆因南巡费用所致,若不声明,反属不宜。”此后又命巡盐御史李陈常代赔亏空。

　　康熙在谕旨中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故将伊所欠银廿四万两,令李陈常以两淮盐课羡余之银代赔。”然后他又复命李煦巡盐,以利于完补亏空。巡盐是获取重利的肥差,李煦用从中获得的部分余资以弥补织造任上的花费,这一点他心知肚明。

　　曹寅死后,康熙为保全曹家的江南家产,免遭搬迁的损毁,特命曹寅之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两年后曹颙病故,康熙又命李煦亲自主持将曹寅的侄子曹頫过继过来,接任了江宁织造的职务。彼时,曹頫年幼,李煦明里暗里帮了很多忙。可以说在曹寅这棵大树倒了之后,是李煦帮着撑起曹家的天。

　　康熙五十六年,李煦亏空补完,使康熙去了一块心病,他非常高兴,加升李煦户部右侍郎衔。李煦感激无比,在谢恩折中说:“知蒙万岁垂念亏空补完,特敕议叙,授奴才户部右侍郎之衔,闻自天命,感恩无地矣……”

　　李煦之所以亏空如此巨款,概由如下几个无底洞导致:一是盐商们亏欠;二是织造任上织户预支钱款;三是接驾开销;四是“打点”之费;五是家庭开支过大。

　　剜兄之肉,以补弟疮

　　在家庭开支中,除李煦自家之外,还来自他在京中的弟弟们。据李士桢墓志铭中记载,李煦为李士桢长子,其下有异母弟五人,分别为李燿、李炘、李灿、李炆、李祎。

　　这些弟弟没一个是省油的灯,皆不听管教,任意妄为。京中诸弟不仅把祖产王瓜园土地分尽,还不断向李煦索要财物,让他不堪其扰。

　　康熙四十八年前后,李炘向李煦索要银两,李煦措银五百两交人带回。他感叹道:“剜兄之肉,以补弟之疮,想用银之时亦当三叹也。”

　　李煦的坐京家人还常受八旗王爷们的索诈,家人们不敢不应,导致李煦债务繁重。李煦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此后他归于“穷织造衙门,分厘无出”,已经谕令京中管事之人,不许再应京中爷们。

　　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此时,李煦再次管理两淮盐政,貌似重新风光了。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这次管理盐政,纯粹是为了弥补亏空,清欠钱粮,心头之焦虑可想而知。

　　饶是如此,李炘仍看不到李煦的艰难处境,张嘴问李煦要钱度日。李煦只得筹集一百两给他,同时告诫不得再以他的名义去借债。可见,李炘不仅派仆人不断向李煦要银子,而且还假借李煦名头借钱。

　　李煦诸弟仰赖李煦过着奢靡的生活,连康熙都知道。康熙还知道李煦诸弟的种种表现是导致李煦债务深重的原因之一。康熙五十五年李煦再理盐政之时,他严令李煦不得再“以银钱馈送亲朋,分给兄弟,以致钱粮积欠不能补完,罪不容于死,决不饶恕”。

　　此时李煦已60多岁,亏空几十万两,而诸弟似乎不念兄长之难,仍然想从其身上盘剥,真令人气愤而又无奈。

　　除了兄弟的拖累,李煦的孩子李鼎也让他操碎了心。李鼎是康熙三十三年李煦40岁所生之子,比曹雪芹年长20余岁,青少年时期曾身历过繁华富贵的生活;从曹、李两家的关系来说,他可算是曹雪芹的叔辈。他从小在家庭的娇宠中长大,养成了奢华靡费的性气,虽不乏聪敏,但却是个典型的纨绔公子。

　　清人顾公燮的《顾丹五笔记》记载说:织造李煦莅苏三十年,管理浒关税务,兼司扬州盐政,恭逢圣祖南巡四次;克己办公,工匠经纪,均沾其惠,称为李佛。公子性奢华,好串戏,延名师以教习梨园;演《长生殿》传奇,衣装费至数万。以致亏空若干万。吴民深感公之德,惜其子之不类也。

　　据皮述民先生推断,李鼎在品德上似有重大缺失,以致李煦和妻子韩氏多次卖老脸,想给李鼎弄个一官半职,却均遭康熙这个在其他方面处处破格关照李煦的“老主子”的婉拒。

　　从康熙对同样是耳目之臣的江宁织造曹寅的子、侄曹頫的破格安排来看,康熙多次婉拒李鼎确似颇有深意。

　　报应远在儿孙近在身

　　食尽鸟投林,总有秋后算账时。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崩。知道了太多秘密的李煦,被雍正帝纳入“杀鸡儆猴”的名单中。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十,即令两江总督查弼纳复查李煦亏空一案,并借李煦奏请不合,罢官免职。

　　查弼纳在江南的烟花春色中,鼓捣了一阵子后,跟皇帝打起太极,于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上了一折。雍正帝看后,极为不满:“奉旨:朕览查弼纳查抄李煦家产一折,殊为不严。其家人应用刑者亦未用刑。如今其管家汤踩柱、郭茂虽死,但其子弟等家产,并无详加追究。此辈皆为富户要人,理应严查。李煦乃行止不端之人,在织造多年,又曾在两淮任事五年,亏空皇上钱粮三十八万余两。今查抄苏州、京城家产折银十二万余两,尚欠二十五万余两。将此折发回,著其再行严加查访,必须查出其家人、商人内所藏家产、货物,一并归入所欠钱粮项内。”

　　此旨一下,大狱遂起。据初步统计,李煦家除217名仆人被变卖外,被审讯、夹讯、拷打者,竟有54人之多。除李煦父子外,尚有与李煦有瓜葛的幕僚、家人、朋友、商人,甚至对李煦家人郭茂之妾舒氏也进行夹讯并严刑拷打。

　　如是折腾了两年,“除京城所查出李煦家产外,其苏州先后查出之家产等项银两,赔补其亏空后,尚余银六万六千八百零五两,制钱一千四百。”这样看来,李煦亏空罪名其实已不复存在。

　　好不容易消停下来的李家,紧接着挨了致命一棍。雍正五年二月,李煦再次入狱,交刑部议处。身陷囹圄的理由是,早在康熙五十二年,他曾受两江总督赫寿之托,为雍正的政敌、康熙第八子胤禩买过侍女五人。刑部议斩,雍正念其前劳,特恩从宽发遣到打牲乌拉。

　　就这样,李煦在两个佣工的陪伴下,牛车出关,霜风白草,弥望几千里。打牲乌拉在今吉林省,当时发配到此处的人无屋栖身,无资耕种,又困于徭役苦寒,远离乡土,音信不通,多半有去无回。李煦发往此处,实与斩首无太多差别。

　　在此千里无人烟的地方,李煦仅与佣工相依为命,敝衣破帽,食不得饱。可他恒诵圣天子不杀之恩,安之怡然。二子远隔京师,亲人无一在侧,孤苦之情,难以名状。

　　雍正七年,东北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李煦溘然长逝,时年75岁。

　　11年后,李煦的堂弟、曾任徐州知府的姜焯,在昌邑老家隐居。鉴于李煦被抄家的惨痛教训,82高龄的他作《群生自造化说》。他说“目前亲睹报应之远在儿孙,近在身者,指不胜屈”,所暗指的即是其堂兄李煦家族的衰败。鉴于前事,姜焯提出了“自造化”三个字作为对家族子孙的告诫,并书刻板,谨悬祠堂之侧,垂示子孙,要求后人以此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