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死于李斯有何关系？他真的始在借刀杀人吗？

　　韩非的死于李斯有何关系你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历史屋小编告诉你。

　　李斯本是楚上蔡(今河南上蔡)的一介平民，他拜荀子为师，学成后，观天下大势，认为秦国既有兼并天下之心，也有兼并天下之实力。于是立下宏图大志：助秦王一统天下。

　　李斯到了秦国，先拜在相国吕不韦门下，李斯出众的才华很快得到吕不韦的器重，吕不韦认定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是能辅佐秦王做一番大事业的人，由吕不韦推荐，李斯跟随在秦王嬴政身边，算是他的伴读，平日里他和嬴政谈论分析六国政治军事优劣，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获得了秦王嬴政的赏识和器重。

　　李斯向嬴政谏言：灭六国先灭韩，一是韩国实力最弱小，再有出函谷关就是韩国，它挡住了秦国东进的道路，灭韩可以对其它诸侯国形成压力。嬴政认同李斯的意见，开始筹备发动韩国的战争。

　　在韩国，有一个人叫韩非，他是韩国的宗室子弟，也是战国法家思想的代表，他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学术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他吸收老子学说的精华融入自己的学说，他留下的《韩非子》一书，成为后世历代王朝治国的思想基础之一。

　　在李斯去往兰陵拜荀子为师时，与他相向而行的，正是韩非，他们两人同时拜在荀子门下，也是老师荀子引以为傲的最优秀的两个学生。在共同学习的岁月里，韩国公子韩非和平民出身的李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斯欣赏韩非的渊博与深邃，而韩非，他羡慕李斯的自由和果决。

　　荀子、韩非和李斯，师生三人的思想并不统一，但不影响他们彼此之间深刻的尊重。

　　荀子认为，将以政府强制力为后盾的“法”，用以弥补“礼乐”无法约束人们行为的不足，治天下，必须礼义与刑罚并重，他主张礼法互补。但荀子是有侧重的，他认为治国的根本是礼，法是必要的辅助。

　　李斯反驳他的老师，他说如果礼义是根本，那你什么解释秦国呢?秦国从来不讲礼义，他们永远执行最简便和最实用的治国方略，经过变法和三四代秦王的努力，秦国的实力远超他国。国家富强，才能谈及其他，否则甚至可能要面临灭亡的命运。所以，秦国才是治国的榜样。

　　荀子激烈反对李斯，说表面上秦国很强大，但他与天下为敌，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呢，大家都急功近利，所以世道才如此的混乱，但这不会长久。你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而应该看到问题的根本。

　　相比老师的以礼乐为本，和师兄的实用主义，韩非相对折中，他说：儒家学说主张的礼、德和仁爱固然是好，但平庸的统治者更常见，民众也没有普遍的自觉性。现实是庸君庸臣在治理国家，民众不可能自发地生出大义，所以，治国不能天真地依靠明君贤臣，而是要在庸君庸臣的客观条件下进行制度设计。

　　他们都是正确的，区别在于不同阶段，不同的现实条件，选择最有利的那一个罢了。三人的主张也受到个人认知和诉求的制约。荀子已经年迈，他考虑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荀子当然深刻，中国后来两千余年的历史为他做了最好的证明。

　　李斯第一追求的是个人的成功，他明白，秦国是他实现梦想的地方。有人评价李斯是个自私的人，又说他是个冷血的人。如果单评价一个人，李斯有他的弱点，但李斯后来的选择证明了，他才是那个顺应时代和历史潮流的人，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韩非不同，他是韩国贵族，和李斯相比，他没有个人的自由，他生来就是要为韩国服务的，他来求学，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寻找韩国图强之路。回到韩国的韩非，屡屡上书国君请求变法以让国家富强起来。

　　此时的韩国面积已经非常小了，除了都城，只有十几个城邑，在强邻秦国虎伺之下，韩国根本不具备发展的条件，更无强大的可能。向秦国纳贡也许是苟延残喘的唯一方式。韩非也可能非常明白这一点，但他的身份和使命决定了，明知不可为，也只能为之。这是韩国之悲，对于伟大的思想家韩非来说，更是个人的悲剧。

　　韩非退而著述，十年时间，他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说林》《内储》，十余万言。看过他著作的人无不感慨佩服到无地。一次，嬴政看到了韩非的《孤愤》和《五蠹》，他拍案叫绝，说要是能和此人坐而论道，死而无憾。于是，嬴政请韩国将韩非送到秦国来，嬴政迫切地想要见到韩非。

　　韩非来到了秦国，他不是来和秦王坐而论道的，从身份上来说，他是和韩国生死休戚的国家代表。吊诡的是，韩国的生死存亡系于秦，但真正欣赏他甚至可称之为他知音的，正是他和他的国家最大的敌人——秦王。当然，还有他的同学、好友兼知己——已是秦国公卿的李斯。

　　韩非向秦王嬴政递上自己的请求《存韩》。这和李斯灭六国第一先灭韩的战略背道而驰。以嬴政的做事风格，韩非秒秒钟将成为刀下之鬼。但嬴政很犹豫，他太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了，他甚至希望韩非能与李斯一起助自己平定天下。也许李斯也曾经有这样的念头。但当二人都明白韩非不可能为秦所用时，韩非其实也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死。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了李斯向嬴政的进言：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他只会为韩国效忠而不可能为秦国效力，大王爱惜人才舍不得杀他，又没办法重用他，终究还要放他回韩国的，这是在为自己留下隐患，从长计议不如杀了他。秦王同意了李斯的意见，于是李斯令人给韩非送去了毒酒。后来秦王后悔了，急忙令人去赦免韩非，可是韩非已经中毒身亡了。

　　后世依据这段故事，认为李斯这是在借刀杀人，他杀韩非是因为深知自己不如韩非，是嫉妒他。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理由有三。

　　一、李斯和韩非二人地位悬殊，李斯根本没有必要置韩非于死地。

　　韩非来到秦国时，李斯已经是最强大国家的重臣，是秦王最倚重和信任的大臣。而韩非说白了不过一使者，也可以说是韩国送来的人质。二人地位形势相差是巨大的。李斯根本没有必要除掉一个对自己毫无威胁之人。

　　二、李斯和韩非互为知己，无论是现实还是感情，李斯都更希望韩非能为秦王所用。

　　李斯对韩非是敬重的，对于老同学的到来，李斯甚至是激动的，这体现在他亲自出城去迎接自己的同学的行动上。时移世易，二人当下的身份已经完全颠倒了，二人也都是和自己的国家命运紧密相系，成了无法统一的矛盾体。这不禁令人感到悲怆，却又无可奈何。对这一点，韩非是，李斯又何尝不是呢?

　　李斯笃定秦国终将荡平六国，完成中华版图之大一统。这个大势无人可以抵挡。而韩非应该也是明白的，笔者猜想李斯或许会冒出一个念头，那就是韩非可以为秦王所用，摒除自己的家国概念，以天下为任，完成天下统一。

　　两人过往的友谊和信任基础，尤其是彼此欣赏的基础，一个人存有这样的想法，是人之常情。

　　三、李斯的第一身份是个政治家，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感情面前，李斯当然要做出和他身份相匹配的选择。

　　韩非郑重向秦王上书，提出“存韩”，李斯明白，韩非是自己的敌人。而敌人是应该被消灭的。李斯是秦国的重臣，在他的价值链上，国家的利益是第一利益，不要说是个人的感情，就算是家人的性命，一方一隅的利益，该牺牲的时候也是要牺牲的，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汗牛充栋，随便就能举出一大堆来。

　　所谓的妒贤嫉能说，不是没有，但在李斯和韩非之间，应该不存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土壤。遗憾、无奈、痛惜，是韩非悲剧结局，所以当事人更真实的感情。尤其是以无情著称的秦王。秦王对韩非的态度，也注定了对待韩非，李斯不可能独断专行。

　　我们猜想一下韩非临死时，他该有怎样的心境呢?

　　对于自己欣赏的老同学李斯，尚在李斯一文不名时，韩非就是羡慕他的，最羡慕他的，就是他的自由，羡慕他能无牵无碍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他自己，只能回到韩国，去履行自己的职责。韩非是伟大的思想家，他是那个时代极少有的能将法、术、道、儒等学说杂糅到一起，取其精华，找出非常客观和切实可行治国方略的人。韩非在某种程度上，总结并完善了前人的学说，我们今天将韩非的学说看做是法家，其实，称他为春秋战国思想集大成者才更为恰当。

　　韩非的思想在他活着时无法被韩国所用，更无法在他国所用，这是韩非的悲剧。可是，秦国要走的路，秦国的战略，韩非是认同的，他更加明白，他的同学、好友和知己李斯，是最有可能将他的思想发扬光大的。如果二人的地位和情势倒过来，韩非会饶恕李斯吗?

　　我敬重你，佩服你，可是，你是我的敌人，你和我都不仅仅只代表我们自己，杀了你，是我必须要做的。

　　我敬重你，佩服你，可是，我只能是你的敌人，你杀了我，我完全理解，你做得对，如果反过来，可能我也只能如此。

　　笔者更倾向于二人是这样的的内心世界吧!

　　韩非死后，李斯协助嬴政完成大一统的帝国基本的建设，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同驰道同轨。秦在一统天下的过程里和后来对于国家的治理模式上，很多地方继承了韩非的思想，韩非的理想算是实现了，不能不说，这算是从另一个方面对韩非的告慰。

　　甚至，就连秦国的一统之路，也是先灭了赵国，再回头灭韩的，这个举动，不知道是不是嬴政多少受了《存韩》的影响和触动?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李斯有一段盖棺定论性的总结，笔者认为是比较客观的：

　　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司马迁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阿谀奉承、曲意附和。所以最后才落得个被腰斩、夷三族的下场。若他没有这个问题，那么李斯历史地位就可以和周公、召公并列了。

　　这令人不免想起他的老师荀子曾经告诫他的，说你看问题要看本质，不能只看表象。而李斯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晚年太留恋自己的高官厚禄了，畏于赵高和胡亥联合起来的绝对优势，而屈从他们的驱使，昧着良心杀扶苏，杀蒙恬、蒙毅等国之柱梁，终究因为倒行逆施，逆问题的本质，天道轮回，李斯自己终于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