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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迟敬德是如何从降将变成心腹的?有什么资本

作者:必看知识点日期:1970-01-01浏览:26分类:历史

  尉迟敬德是如何从降将变成心腹的你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历史屋小编告诉你。

  唐太宗李世民手下名将云集,谁才是头号心腹?

  按照《西游记》、《隋唐演义》的说法,当然是尉迟敬德、秦叔宝;毕竟涉及到保护自己身家性命的大事,那必须得挑武力、忠诚最过硬的选手;

  正史中,我们可以参照凌烟阁功臣录的排名。在入选的统帅、将领中,尉迟敬德仅次于平定江南的藩王李孝恭、力压军神李靖,排名第七位。要知道,功臣录的确立是在公元643年,而与李靖灭东突厥、击垮吐谷浑的赫赫战功相比,尉迟敬德在贞观年间的表现相对乏善可陈。

  因此,在一众将领里,尉迟敬德毫无疑问是李世民的头号心腹。那么,他的资本,仅仅是在玄武门之变中“论功第一”的表现吗?

  始于能力:苦心收服尉迟敬德,也许是为了锦上添花

  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隋末的乱世,给了各路人才出人头地的机会。无论是出身贵胄的李渊父子、瓦岗李密,还是原隋朝体制内的公务员刘武周、窦建德、薛举之流,起初大家在机会上是均等的,因此并没有道德高下之说。

  因此,在征伐兼并的过程中,随着李唐政权逐渐崭露头角,各路阵营的豪杰纷纷前来投靠,也是人之常情。而站在李氏父子的角度,对于这些人,除非有明显劣迹,都采取了敞开怀抱、任人以长的务实态度。基于这种双向选择的性质,史书对这些人员投李的过程,基本都一笔带过。

  但是,对于尉迟敬德,史书却一反常态,浓墨重彩描绘了李世民对他的拉拢与收服。

  当初,面对李世民的打击,刘武周、宋金刚逃往突厥,尉迟敬德、寻相率领残部固守介休,李世民派李道宗、宇文士及前往劝降,这属于常规操作,没什么问题;

  随后,当寻相等原刘武周部将纷纷叛逃后,独苗尉迟敬德自然引起了唐军诸将的排斥,他们不仅将其囚禁,甚至还力劝李世民将其诛杀、以绝后患。

  站在客观视角而言,这一建议并没有什么毛病,毕竟唐军从来不担心没人才;相反,所谓人心难测,尉迟敬德“勇健非常,絷之又久,既被猜贰,怨望必生”,把他留着,搞不好真会导致不可控的危害。

  但李世民并没有采取这种最“保险”的处理方式,不但释放了尉迟敬德,还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间里推心置腹:“大丈夫当以意气相交,小的误会无需猜疑,我绝不会因谗言加害忠良。”

  紧接着,他对尉迟敬德重加赏赐,并说:“如果你真的想走,那这些钱就权当你的盘缠吧,也不枉你我相识一场。”

  我相信,除了极少量天性狡黠、心怀不轨之辈,面对李世民这种推心置腹、坦诚相待的手段,任何人都毫无抵抗力,尉迟敬德即使原本真的想跑,此时也会变得不好意思。

  对于尉迟敬德当时的反应,史书虽没明文记载,但接下来的举动对其加以了佐证。

  就在这件事发生后的当天,李世民带领500骑兵探察敌情,遭到了王世充万余人的合围。在李世民几乎被单雄信“擒贼先擒王”时,刚刚获得自由的尉迟敬德不仅没落井下石,反而孤身杀出、一枪把单雄信刺落马下,令李世民转危为安。

  事后,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比众人意公必叛,我独保无它,何相报速邪?”刚才众人都说你会叛逃,我之所以担保,只是出于对阁下的信任,并没其他用意,何必这么快地回报我呢?

  此言看似抱怨,实际上是在说:我之所以力排众议,不是功利地看好你的“勇健非常”、让你报恩,而是基于对你这个人的信任,咱俩来日方长。

  这话既深刻、又真切的话,不仅打消了尉迟敬德报恩的念头,更让对方从此拜倒在自己的知遇之恩与人格魅力下。李世民的驭人能力,确实让人佩服。

  对于尉迟敬德,李世民为啥不听从屈突通、殷开山等人的建议,采取人道毁灭这种最稳妥的方式?

  与此类比,后来,当李世民攻下洛阳后,无视名将李世勣的苦苦求情,执意要杀掉跟尉迟敬德同样骁勇的单雄信。类似的情况,之所以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隐藏着一个共同的因素:对方的可靠性。

  单雄信的特点是:轻于去就。李密杀掉翟让时,单雄信身为瓦岗元老却跪地求饶;李密落难时,单雄信又“勒兵自据”;而对于之前尉迟敬德的为人,史书中只是称其“以武勇称”,曾因军功担任隋朝的朝散大夫。

  因此,李世民之所以力排众议,坚持收用尉迟敬德,自然是依托他前期的缜密调查工作之上。他不单单是要把对方视为自己的工具人,而是要培养成为自己的嫡系。而这样的人,除了能力外,是否可靠也至关重要。毕竟,当时的李唐也许不缺人,但对于李世民本人而言,才能出众,却又履历清白、为人可靠的好苗子,却是稀缺资源。

  其后尉迟敬德的战功不再赘述,作为一名战将,他在李世民心目中能跃居第一,靠的是非常时期的突出表现。

  臻于忠诚:尉迟敬德“论功第一”的背后,是超出期望值的雪中送炭

  李氏兄弟夺嫡之战愈演愈烈时,在战场时常上演于万军丛中取敌将首级表现的尉迟敬德,自然成了李建成一党的拉拢对象。更何况,他曾在公开切磋中,让向来以善使马槊自诩的李元吉输的毫无脾气;有他在李世民身边,李元吉情不自禁少了许多底气。

  为了争取李世民的这位左膀右臂,李建成曾亲笔写信一封,附带一车金器送给尉迟敬德。面对橄榄枝,尉迟敬德却不卑不亢:“我受秦王知遇之恩,自当对其肝脑涂地;对于殿下,却并未立寸功,何敢受禄?如果我是见利忘义之人,殿下您真的敢用吗?”

  当时,面对在长安占据绝对优势、太子之位名正言顺的李建成,尉迟敬德敢于公开表明自己所处的山头,勇气与忠诚让人敬佩,这等同于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与李世民捆绑在了一起。

  既然难以挖墙脚,那就除掉他。不过,凭借尉迟敬德的胆色、李世民的奋力保护,无论是刺杀、还是在李渊面前的诬陷,太子一党最终都未能得逞。

  而在随后玄武门之变,纵观整个过程,尉迟敬德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面对太子的步步紧逼、李世民却举棋不定时,尉迟敬德威胁性地说:“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其后长孙无忌也接话称:“此时若不听敬德的,必败无疑;不仅他会走,我也会离你而去。”正是尉迟敬德的带头作用,秦王府众人才敢赤裸裸地给李世民施加压力;

  李世民仍有疑虑时,尉迟敬德表明平时蓄养的八百勇士已经准备就绪。这说明,这些私兵,很有可能就是由尉迟敬德统领、培训的;

  而当李世民密召房玄龄等人、对方却对他的决心有所怀疑时,正是尉迟敬德带着秦王佩刀前去,才让他们打消了疑虑;

  而在玄武门之变爆发后,带领骑兵进宫埋伏的是尉迟敬德;

  在李世民险些被勒死之际赶来,并且亲手射死齐王李元吉的,也是尉迟敬德;

  在薛万彻等人率领优势兵力猛攻玄武门时,砍下李建成、李元吉首级前去示众,从而彻底击溃对方战斗意志的,还是尉迟敬德;

  其后冒着弑君风险、全副武装前去“宿卫”唐高祖李渊,并“请”对方降下手敕、命令诸军都归秦王指挥的,又是尉迟敬德;

  而当秦王府众人纷纷主张除恶务尽、尽诛建成元吉全部家人党羽时,据理力争、组织滥杀无辜的,仍旧是尉迟敬德。

  所谓患难见真情,当李世民面临人生中最大难关时,尉迟敬德作为一名武将,不仅明确拒绝了太子党的诱惑、坚决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岌岌可危的李世民绑在一起,其后更是既出谋划策、又冲在第一线,成了玄武门之变的头号推动者、落实者。

  因此,当李世民有惊无险渡过劫难后,尉迟敬德毫无异议地与长孙无忌“论功第一”。咱们要知道,长孙无忌可是李世民的大舅子,他有足够的理由拼命;而尉迟敬德只是一名曾经的降将,他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已经突破了一名部下的职责范畴,几乎是冒着道德、生命的风险,把自己困在政变的战车上。从这一层面而言,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李世民的忠实伙伴。

  但在封建历史上,向来有“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传统,可以共患难的,往往难以同富贵。而接下来尉迟敬德的举动,一度把自己推向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困境。

  终于妥协:识时务者为俊杰,本质是主动体现自己的受控性

  贞观年间,对大唐、对李世民本人都居功至伟的尉迟敬德,逐渐开始变得骄傲自大。

  他一向性格耿直,但这种特点,在军旅生涯也许很可贵,但在朝堂上却会显得并不合时宜。更何况,一直以来,在他这种久经沙场、用命博来功劳的将领眼中,那些貌似动动嘴皮子就能官居宰辅的文人,往往会被瞧不起。

  因此,这期间的尉迟敬德,依仗自己立下的功劳,经常跟文官们过不去,他尤其不爽与自己享受同等待遇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三位,甚至“廷质大臣得失,与宰相不平”,即当面怼这三位宰相,文武之间逐渐势同水火;

  更夸张的是,他不仅动口,还敢公然动手。在一次宫廷宴会上,他因不满有人坐在他的上位,当众发飙:“尔何功,坐我上?”在他下位的藩王李道宗试图充当和事老,却遭到了他的一番老拳,眼睛几乎都被打瞎。

  李道宗不仅仅是李世民的堂弟,更是为大唐立下无数战功的名将,李靖灭东突厥之战中,正是他逼得颉利可汗走投无路。这件事终于激起了李世民的愤怒。

  李世民之前的忍让,也许是顾及尉迟敬德曾经做出的贡献,但此时这位功臣的所作所为,不仅有损朝廷的稳定,甚至已经显示出不受控制的苗头。后面这一点,是所有帝王的警钟。

  因此,李世民随即找尉迟敬德谈了一番话,内容比较长,咱们就不再赘述,只挑出核心字眼:“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即:韩信、彭越被杀,看来并不是汉高祖刘邦一个人的过错;你最好自我约束,不然后悔都来不及。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一残酷规律的背后,体现的不仅仅是君主的过河拆桥,也有创业元勋不受新时期规则束缚、对草创政权带来隐患的现实矛盾。

  因此,为了政权稳定,在如何对待功臣方面,同为明君,刘邦、朱元璋大肆屠杀,刘秀、赵匡胤剥夺权力,李世民则继续使用,既体现出帝王驾驭能力的高下,也说明了功臣个人对封建政治生态的领悟。

  初唐元勋大多出于隋王朝体制内,其觉悟自然比汉、宋、明之初众人高得多;而对于尉迟敬德这位例外,李世民的一番话,既是威胁,也称得上是保护,毕竟他给对方多了一次机会。

  充分了解李世民性格的尉迟敬德,从此几乎换了个人,他的应对主要有三点:

  第一,闭门谢客,“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这招在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下班后不与同僚打交道,意味着不会结党营私,也不会沽名钓誉。

  而结党与沽名,则是所有帝王眼中的头号大忌,即使英明如李世民,在得知魏征曾与侯君集交往甚密,而且还曾炫耀自己的谏书(搏取贤臣名声)后,立即让人推倒了亲自为其撰写的墓碑;

  第二,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即我们寻常概念中的道家养生之术。在医疗条件有限的古代,这是帝王们最喜欢的延年益寿之道,信奉道家的李唐历代帝王都未能免俗,李世民更是一位忠实爱好者。

  而领导拉近关系的最好方法,莫过于与其保持同样的私人爱好(如今国内外屡见不鲜的“高尔夫交际”、“牌桌友谊”,大都是这个概念)。尉迟敬德突然对道家养生之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其用意不言自明。

  第三,享受生活,“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在帝王眼中,部下喜欢享受,往往意味着真实、有弱点;没有吃喝玩乐、爱好酒色等“低级趣味”,搞不好就有收买人心、阴怀异志等高级追求。

  因此,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对于有功高震主嫌疑的臣子而言,以酒色自娱、甚至不惜自污,都是无奈而实用的保命手段。

  李世民与尉迟敬德,联手贡献了封建时代君主与名将关系的模板。《新唐书》赞叹:“君臣相遇,古人谓之千载,顾不谅哉!”这一状态的达成,既体现了李世民的高超驭人之术,也彰显出尉迟敬德知进退、识时务的难得素质。

  “识时务者为俊杰”,处在封建时代,这句话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贬义词。专制制度下,无论君王英明还是昏庸,政权的本质都是“家天下”;帝王的个人意志,往往决定着臣下的生死、政事的成败。在安定时期,如果没有帝王的支持,任何大臣想要做成一件事,几乎毫无可能。

  因此,臣僚如果身在其位、就应当谋其政;而越是希望有所作为的人臣,越应该寻求合适的方式,以提高自己理想付诸现实的可行性。从这一层面来讲,“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是时代局限下不得已的处世之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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