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将在泰山举行封禅，为何武则天要改至嵩山举行？

　　说到武则天，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历史屋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

　　说起武则天来，大家都不陌生，她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她不惜标新立异，变革宗庙、明堂、封禅诸多传统礼制。她称帝前后，曾对封禅礼制多次变革：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正月初一，唐高宗封禅泰山。这是大唐立国48年后，皇帝第一次行封禅泰山礼。武则天虽以皇后身份随从，但她才是这次封禅礼真正的幕后推动者和获益者：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唐高宗很痛快，也很“感动”地允准行“禅”礼时，武则天、王太妃可以以亚献、终献身份，真正参与祭礼。

　　武则天称帝后，更是毅然变更封禅礼的举行地点，将在泰山举行的封禅礼，改至嵩山举行。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腊月十一、十四日，武则天率李氏、武周宗室、文武百官、蕃夷酋使，分别在嵩山峰顶、少室山下趾东南降禅坛行“封”、“禅”礼;且分别以武氏祖考、祖妣配享昊天上帝、皇地祇，极可能以魏王武承嗣为亚献，梁王武三思为终献。以此昭告天下：天命已改，武周代唐!武则天为何要一反常规，在嵩山行封禅礼?难道仅仅是她不喜循规蹈矩、喜欢标新立异的习性使然吗?细稽史籍有关记载，这次地点改易，缘由颇复杂。

　　概言之，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政治文化中心的移易

　　夏、商定都于河洛地区，周、秦、汉定都关中、洛阳，使河洛地区、关中地区较长时期成为王朝政治中心。但因天灾人祸，这两区域的文化一直落后于文明积淀深厚的齐鲁地区。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向朝廷贡献收自民间的藏书，鲁恭王刘余在今山东曲阜孔子旧居发现的孔壁藏书，成为汉朝宫廷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秦皇、汉武欲封禅泰山，往往需征集齐鲁儒生议礼。从某种意义上说，齐鲁地区隐然是秦汉时期国家文化中心。加之先秦时泰山被视为“神山”，伏羲至炎黄诸远古圣帝皆封禅泰山的说法、传统“顽强”传承，即便堪称不世出枭雄的秦皇、汉武，也不得不在传统面前，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循规蹈矩”地践行、传承封禅泰山礼。

　　不过，随着秦汉长时期以关中、河洛地区为国家政治中心，各种资源自然源源不断地向关中、河洛地区集聚，导致关中、河洛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迅速赶上并超越齐鲁地区。魏晋南北朝时，关中、河洛地区虽迭经兵燹，但很多政权仍定都长安或洛阳，关中、河洛地区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维系不坠。隋、唐皆定都长安，又以洛阳为东都，使关中、河洛地区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持续强化。封禅礼由泰山移至嵩山，自在情理之中。

　　二、嵩山优越的地理位置

　　作为河洛地区的名山，嵩山备受时人推崇。有人称它 “嵩维中岳，洛阳下都。三台崛起，五衢相映。风雨交会，实惟天地之中”，嵩山被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同时，嵩山还被视为 “仰通上帝之境，俯枕中枢之甸”的神山，自然适宜，且应成为行封禅礼的场所。

　　此外，嵩山距武周“神都”洛阳远较泰山近。在此行封禅礼，既可避免远赴泰山造成的巨额财富耗费，又可避长途跋涉的艰辛，还能避免皇帝因封禅泰山，而长时间远离首都，极易给反对派提供有利时机，制造政治上不安全因素。魏晋之际，司马懿父子利用皇帝离京，猝然发难，以晋代魏事，对后世帝王而言，可谓殷鉴不远，值得警惕。

　　三、周代崇拜嵩岳的影响

　　武则天在谋划称帝前，循例为自己寻找显赫祖先。她在史书中找到一条东周平王的小儿子姬武出生时， “有文在其手，曰‘武’，因以姓氏”的记载。据此将武氏始祖追溯至周文王姬昌，并追尊他为始祖文皇帝，追尊姬武为睿祖康皇帝，且以“周”为代唐后的新朝国号。周人崇拜、祭祀嵩山，武周自莫能外，只能自觉继承“祖先”的传统礼仪。

　　四、佛教的兴盛及武周佛教政治化

　　佛教本是古代印度兴起的一种宗教信仰。大概在两汉之际，佛教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永平十四年(71年)，汉明帝诏令在嵩山玉柱峰下修建被后世称作“中国第一菩提道场”的大法王寺，嵩山成为中原地区佛教传播中心之一。唐代，佛教愈加兴盛，嵩山佛教中心之一的地位日益巩固。

　　武则天自小受信仰佛教的母亲影响深刻。唐太宗去世后，她和太宗其她妃嫔循例出家为尼。两年多的寺院生活，使武则天对佛教的教义、生活感悟更深，皈依之心弥坚。当然，作为一代政治女杰，佛教对武则天而言，可不仅仅只是缓解心灵苦闷、寻求精神慰藉的手段，还变作她神化自己、打击政敌的利器。

　　众所周知，建立唐朝的李氏出身卑微，在门阀政治余风未歇的隋唐之际，门户卑微成为李氏一致命短板。尽管唐初统治者伪托出自陇西大族李氏，但仍嫌不够显赫，只好追溯至春秋时的老子。托名老子创立，迭经魏晋已兴盛的道教也因此得到唐初统治者青睐，俨然以“国教”自居。武则天以周代唐，引起李唐宗室和部分臣僚激烈反抗，其中不乏打着老子和道教旗号造反者。

　　因此，武则天势必要寻找一种新宗教，来取代道教的地位，摧毁政敌的精神凭藉。她自小信仰，且魏晋以来即与道教争竞不休的佛教，自然成为首选。一些佛教徒也希冀依傍朝廷，为佛教和个人博取更大利益。永昌元年(689年)，一个法号叫法明的僧人伪撰《大云经》，进呈朝廷，内有 “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佛教术语，人世间之义)主”等语，恰符武则天制造天命在己舆论造势的需要。她欣然诏令 “两京(长安、洛阳) 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其撰疏僧云宣等九人皆赐爵县公，仍赐紫袈裟，银龟”，武则天封僧人爵位(县公)，赐袈裟、龟袋，开创了佛门封爵的先例。次年，武则天正式称帝，即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嵩山作为佛教名山重镇，自然颇得武则天青睐。

　　五、魏晋以来帝王、儒者的设想

　　封禅嵩山的实践系武则天首创，已无疑义;但设想的首创权，无论如何扯不到武则天头上去。现有史书记载表明，西晋人袁准，应是第一个公开呼吁封禅嵩山的人。他援引管仲所说的大禹禅会稽事，提出 “会稽而可禅，四岳皆可封也”。既然五岳都可行封禅礼，洛阳、嵩山较其它四岳，更宜行封禅礼： “洛阳者，天地之所合;嵩高者，六合之中也。”

　　如果说袁准只是“纸上谈兵”，唐太宗、唐高宗可都曾想封禅嵩山。当魏徵以路途遥远、靡费过度等理由谏阻他封禅泰山时，唐太宗说： “嵩高既是中岳，何谢泰山?”并表示若封禅嵩山，则魏徵上述两个理由，就不再成立。唐高宗乾封元年封禅泰山后，虽病仄仄地，却“欲遍封五岳”。所以，前贤先帝的言论、设想，对武则天或许都有一定影响。

　　武则天称帝后，在嵩山而非泰山行封禅礼，除不喜循规蹈矩，喜欢标新立异的心态使然外，隋唐时期较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文化中心的迁移(由齐鲁→关中、河洛);嵩山距神都洛阳较泰山近得多，封禅嵩山可避免封禅泰山造成的长途劳累、耗费巨大、帝位长期空虚等弊端;武则天自承先祖的周代天子崇奉嵩岳;作为佛教信仰者，及利用佛教打压李唐皇室尊崇的道教，武则天自然会对佛教名山嵩山兴趣满满;袁准、唐太宗、唐高宗等前贤、先帝封禅嵩山的经典依据及设想等，都对武则天变革封禅地点，或多或少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