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为啥会给人留下仁厚的印象呢？那只是他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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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汉文帝本属于哪个学术流派，《史记·儒林列传》中有这么一句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字眼：“......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刑名之言，也就是法家的那一套。

　　那么，原本信奉法家的汉文帝，为啥会给人留下仁厚的印象呢?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心有猛虎，外在却人畜无害;为了实现目标，他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方式，把仁厚的外衣、披在自己严刑峻法的躯体上。

　　汉文帝的仁厚，主要是为了适应现实需要：

　　第一，根基薄弱，务实的处世之道。

　　我们都知道，汉文帝刘恒的皇帝宝座是捡来的。公元前180年，以陈平、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联合刘氏宗室除掉吕氏后，面对着拥立谁当皇帝的难题。

　　当时，从血统、法理而言，皇帝人选挺多;但功臣们的标准却极端苛刻：

　　少帝刘弘以及梁王、淮阳王、恒山王，名义上是已故汉惠帝的儿子，但功臣们认为这都是吕后的阴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而且，如果这些诸吕所立之人当上皇帝，今后必定会对功臣大加报复，排除;

　　齐王刘襄是刘邦长孙，还出兵参与讨伐吕氏，但刘襄的舅舅为人凶狠霸道，如果齐王为帝，其舅舅家搞不好会成为第二个吕氏，再次排除;

　　相比较之下，刘邦在世诸子中年龄最大的代王刘恒，风评一向极佳，时人都认为他仁孝宽厚，而且其母亲薄氏一家为人也比较老实。一致通过。

　　寻常概念中，宽厚、老实自然是褒义词;但在政治领域可没这么单纯，可以解读为：性格软弱、根基薄弱、容易被控制。

　　表面上看起来，刘恒似乎确实是这样的人：当初吕后执政期间，朝廷一阵血雨腥风，稍有威胁的刘氏宗族一律被除掉;而刘恒及其母亲薄姬，则凭借低调、人畜无害的人设躲过了一劫。

　　但这并不代表刘恒真的是个没啥想法的老实人，更不会因此对功臣们毫无戒心、感激涕零。虽然在北方的代地默默安守本分多年，但他对朝廷中发生的一切洞若观火。因此，当朝廷使者前来后，他一度非常担心会中了功臣们的计谋。为此，不仅第一时间召集亲信门商议对策，甚至还占卜预测吉凶。

　　紧接着，他先让舅舅薄昭前往长安当面跟周勃确认，在得到肯定的信息后，才亲自带着宋昌等亲信南下。在渭桥上，宋昌代表刘恒与前来迎候的周勃一阵交锋，双方之间的试探、狐疑展露无疑。

　　因此，即位后的刘恒，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功臣们实力庞大、关系网盘根错节，而且希望在政治生态中享有一定的话语权(甚至与皇权并驾齐驱?);而自己虽为皇帝，但家世普通、常年身处边陲，属于“过江龙”，在朝廷并没有强大的根基支持。如果为政刚猛，谁也不能担保会不会再次发生类似于功臣诛吕的事件。

　　第二，现实需要，解决社会矛盾的良方。

　　西汉王朝建立后，从刘邦到吕后，虽然秉承黄老之道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并陆续颁布了减轻刑罚的措施，但整体上，秦王朝时期确立的“以法为教”政策由于其实用性，仍旧得到了延续;西汉初年，国家机器与民众之间的对立之势并未得到根本缓解。

　　同时，汉文帝即位前，西汉虽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但社会经济的整体凋敝并未得到扭转;同时，甚至还出现了“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的情况，农民遭受的剥削日趋严重，百姓生活困顿，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日趋严峻。

　　因此，无论在政治还是民生层面，汉文帝如果贯彻法家的刚猛政策，极有可能使已经初露端倪的君臣矛盾、阶级问题更趋激化;他的对策，是延续汉初的黄老之道，但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无为而治”，而是不乱治，代以迂回、怀柔的方式，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

　　对功臣集团代表周勃的处理方式，把他的这种风格发挥得淋漓极致。

　　汉文帝登基后，对功臣们大加赏赐;而周勃认为自己连续对汉室立下大功，日渐骄横起来，甚至不经意间展现出轻视皇帝的苗头。对此，汉文帝不动声色，甚至经常有礼貌的目送他离去。袁盎认为这样有损天子威严，郑重提出了劝谏;其后，汉文帝的神色变得越发严肃，而周勃则越来越敬畏。

　　我们有理由相信，汉文帝与袁盎是唱了一出双簧：皇帝原本对周勃很客气，但从道理上讲，却违背了君臣之仪，不得不在大臣的“劝谏”下改弦易张，润物细无声的转换了对周勃的态度，却未招致对方的敌对情绪。

　　后来，为了让周勃远离权力中心，汉文帝通过他人上门晓以利害，委婉的让其第一次下野;

　　第二次，则是以催促各位列侯回到自己封地的名义，让再度担任丞相的周勃带个好头。此后，周勃再也未能回到权利核心。

　　后来，对于一些犯法的大臣，汉文帝同样采取迂回的方式进行处理。比如对自己亲信张武受贿事件，汉文帝不仅没有付诸司法部门，反而对其赐予大量财物，以此让对方羞愧得无地自容：你不是缺钱吗?那找我要嘛，何必要收受不义之财?

　　通过诸如此类的“硬话软说、硬事软办”的方式，汉文帝既缓和了长期以来朝廷内部矛盾重重的局面，又慢慢收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

　　在民生及社会治理方面，汉文帝则主要有四大举措：

　　改革司法制度，大大刀阔斧减轻刑罚，即位次年就宣布废除“收孥连坐法”，即：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遭受各种株连的传统法令;公元前167年，借着“缇萦救父”事件，他宣布废除肉刑 ，改为处以笞刑和杖刑，即不再对犯人截掉肢体，改为鞭打等惩戒、教育类型的措施。

　　轻徭薄赋。公元前178年和前168年，汉文帝曾两次下令“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按1/30的比率收税)，这也成了此后的西汉定制。公元前167年，他还下令全部免去田租。后来，他命令“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从每年一次改为每三年一次，极大减轻了民间负担。

　　厉行节俭。汉文帝在位23年间，宫室、园林、车骑仪仗、服饰器具等帝王配置从没有增加过;他曾想修建一个露台，但听说需要花费一百斤黄金后，立即打消了计划;他自身时常身穿黑色粗丝衣服，后宫宠妃也身穿短衣，所用的帷帐从不刺绣;他自己的霸陵，都使用陶制器物陪葬，坚决杜绝金、银、铜、锡......

　　广施仁政。即位之初，汉文帝即下诏救济鳏、寡、孤、独和穷困之人;年龄八十岁以上的百姓，每月赐给米、肉、酒若干;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另外再赐给帛和絮。

　　汉文帝“毋烦民”的政策，本质上是追求施政者与社会基础各环节的协调关系，尤其注重下层民众的“幸福感体验”。他在位期间，西汉王朝逐渐国家强盛、百姓小康， 开启了“文景之治” 这一封建时代的首个盛世。

　　但如果我们就此以为汉文帝只是个慈善皇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汉初统治者都主张严格执法，汉文帝也不例外，他的无为、“毋烦民”，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

　　比如，对于汉文帝废除肉刑的仁政，后世认为其实只是有名无实。汉景帝即位后，就对此进行了纠正：“文帝除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按照肉刑，原本很多犯人只是被剁掉脚指头、胳膊，但并不会死;但在笞刑之下，却往往被活活打死。汉景帝减轻鞭打次数后，这一情况才得以改观。

　　而汉文帝舅舅薄昭之死，更是将他铁面无情的特点充分展现。

　　上文提到，当初周勃等人之所以力捧汉文帝登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认为他的舅舅薄昭为人老实，不回重蹈吕氏的覆辙。但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富贵和权势会彻底改变一个人。

　　薄昭是薄姬的亲弟弟。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后，吕后把薄姬、刘恒派去封地代国，薄昭也陪着前往，三人也算是相依为命。到了公元前180年，在面对周勃等人派来的使者时，刘恒担心有诈，薄昭冒着生命危险孤身进京打探消息，才坚定了刘恒进京的信心;而在汉文帝掌握大局后，也正是薄昭再次返回代国，把姐姐薄太后接到了长安。

　　因此，起初的薄昭，对汉文帝而言，既是生活上的亲人、又是称帝路上的好帮手。他即位后，为了感谢舅舅一直以来的陪伴与扶持，将其任命为车骑将军，并封轵侯。

　　但面对荣华富贵的持续冲击，薄昭逐渐变得奢靡无度、骄纵不法，甚至还安插亲信，干涉朝政，逐渐引起汉文帝的不满。

　　到了公元前170年，越来越无法无天的薄昭，竟悍然杀害了朝廷使者，按照国法应当处死。汉文帝不忍杀他，让其他大臣去陪其喝酒，想让他醒悟自杀，但惜命的薄昭坚决不干;于是汉文帝又派群臣穿着丧服，到他家中大哭(即哭丧)，薄昭这才明白自己毫无生机，只得自杀。

　　对于汉文帝杀舅一事，后世政治家颇有异议。

　　魏文帝曹丕对此就不大赞成，他认为，对待舅父之家，原本就只能让他们安享富贵、而不应该赋予权力。否则的话，很容易给自己造成一个困局：从政的亲人犯罪后，该大义灭亲、遵守国法，还是以私害公、徇私枉法?前者合理但无情，后者有情却无理。因此，汉文帝如果一早就限制薄昭，就不会面临逼死亲舅舅的困境。

　　我们姑且不论汉文帝是不是有过错，但他之所以坚持杀掉于自己有恩、有情的亲舅舅，想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就像司马光说的那样：“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杀掉犯法的亲舅舅，也许是为了对世人杀鸡儆猴：在自己这里，即使至亲犯法，也得与庶民同罪。这正是法家刑名之言的核心理论之一。

　　后来的汉宣帝曾经这样训斥儿子刘奭(即汉元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霸道，即从秦朝照搬的严刑峻法;王道，则是汉文帝的柔和治国之道。但从汉文帝在位期间的举动可以看出，他是外王道、内霸道，后世封建社会的外儒内法，也许正是从他开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