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刘据之死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政治缩影?

　　大家好，说起刘据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汉武帝的“戾太子”刘据之死，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父子间误会导致的偶然，本质上却是权力矛盾爆发的必然：

　　皇帝与太子，前者是当下皇权的掌控者，后者是未来皇权的拥有者，看似应该很简单的继承关系，但却由于封建皇权的高度排他性，而变得相当复杂。两者之间既是父子关系，同时却也带了一丝对手的色彩。

　　在具体聊汉武帝父子的恩怨前，我们先梳理下“太子”这一角色微妙在哪里。

　　“储君，副主也”。太子的正式角色是“储君”，用今天的概念理解，就是“副皇帝”。他拥有一定的皇权，甚至在皇帝离京期间可以短暂代理国家全部政务。但跟今天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关系不同的是，太子想要正式转正，必须得等到皇帝离世(而不是如今的退休)。

　　古时候政权之所以册立太子/储君，主要是为了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即所谓的“国不可一日无君”。天有不测风云，当帝王突然有什么三长两短、因病因故驾崩，假如此时没有官方确认的接班人，政权极有可能陷入混乱，给一些野心勃勃者以作乱之机。

　　比如在战国初期，魏武侯在世期间没有册立储君，在他突然去世后魏国迅速陷入了混乱，甚至一度因赵、韩两国的介入迎来了灭国的危机。

　　太子既然可以视为皇帝的副职，这就意味着他会具备一定的权力。为了应对意外情况，皇帝平日里就会刻意培养太子的业务熟悉度，比如会为他建立起一套专门的领导班子，也就是所谓的“东宫”;在大多数情况下，东宫几乎是完全参照朝廷设立对应的岗位，职责是辅佐太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君主;一旦现任皇帝驾崩，新的领导班子能够实现无缝衔接上任执政。

　　此外，太子还会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东宫宿卫”。唐朝的玄武门之变时，太子李建成麾下的两千多卫士就曾围攻秦王府势力，一度让李世民险象环生。

　　此外，作为国家官方的储君，太子平日里必须树立起一定的威严，这样才能在将来驾驭群臣、掌控局面。同时，皇帝也会刻意帮助太子树立权威，有时甚至会对冒犯太子的大臣杀鸡儆猴。

　　如果皇帝与太子之间能够完全维持上面这种关系，那自然非常理想：一个当权、一个备用，前者向后者无私传递经验、后者虚心当个好学生，父子携手、薪火相传，永葆家族事业的繁荣昌盛。

　　但现实往往是另一种局面，就像企业里的一二把手大多明争暗斗一样，皇帝与太子也存在竞争关系：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皇帝既需要培养储君的能力与威信，却又要提防储君权力过大，从而对皇权产生过多冲击;

　　储君毕竟只是备用皇帝，是未来的“期权”;他固然可以在一定情况下代理皇帝之职(比如皇帝出巡、亲征期间)，但这种情况下却恰恰是对他的巨大考验：表现太好、口碑过佳，容易损害父皇的权威，引起对方的忌惮;但若表现太差，又有难以承担天下重任之嫌，让父皇大失所望，搞不好会地位不保。因此，如何掌握“度”就极为重要。

　　还有更为重要的人事因素：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有的大臣在现任皇帝手下没有获得理想的职位，极有可能会提前投资、经营未来的储君;

　　有的大臣即使正当红，但担心万一在将来失去现有地位，难免会积极向太子靠拢;

　　而有的人则完全不符合太子的脾性，他们甚至已经确定：假如太子继位，自己一定会遭殃。于是，这类人往往会试图影响皇帝、扳倒太子，拥立一个与他们立场吻合的新储君;

　　另外，每位皇子身后都有支持他们的外戚(大多是舅舅)。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他们也会拼了命的把自己的外甥扶上(或保住)太子之位。

　　由于上述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太子之位向来处于宫廷权力斗争的正中央。各方的博弈甚至会形成相对立的群体，进而演化成党争。随着局面的逐步恶化，皇帝担心太子失控、冲击自己的地位，太子则对父皇的掌控不安、担忧位置不保，父子之间甚至也会兵戈相向。宋文帝刘义隆被太子所弑、唐玄宗李隆基一天杀三子，这些都是血琳琳的案例。

　　而汉武帝与太子刘据之间，也面临着这种危机。

　　刘据是汉武帝刘彻的嫡长子，他出身的那年，汉武帝已经29岁，这在古代来说也算是“中年得子”了，因此汉武帝对这个儿子是相当的宠爱。

　　刘据六岁时，就被立为了皇太子，并得到了最好的皇室教育。长大后的他，“性仁恕温谨”，也就是仁慈宽厚、温和谨慎，跟性格刚强、雷厉风行的父亲完全是两个模样，汉武帝甚至还就此直接表达过自己的失望。

　　再加上随着其他皇子刘闳、刘旦、刘胥等人的出生，刘据与母后卫子夫所受的宠爱有所减少，两人逐渐有不安的感觉。

　　汉武帝察觉后，向刘据的舅舅——大将军卫青作了如下表态：每代人有每代人的责任，自己建章立制、四处征伐、劳民伤财，是为了替大汉奠定根基;但后世的皇帝如果也像自己，那么大汉极有可能像秦朝那样走向灭亡。因此，自己正是要找一个以文治国的接班人，而为人宽厚温和的太子无疑是最佳人选。

　　有了这颗定心丸，刘据母子、外戚卫青等人都彻底松了一口气，大汉皇室又恢复到了父慈子孝的情形。甚至当刘据劝谏汉武帝减少对外用兵时，得到的是这样的回复：“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汉武帝笑着点醒儿子：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由我做，到时候你直接坐享其成，这不挺好嘛!

　　刘据在太子之位一待就是30多年。在这期间，每当汉武帝外出巡游，刘据就镇守长安、代为处理政务，待父亲回来后再向其汇报。

　　但父子俩为政风格截然相：汉武帝奉行严刑峻法，大量启用酷吏;而刘据为人宽厚，主张从轻发落。他这一做法虽然得人心，但却让具体执法的酷吏们心有不满。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主张处政仁厚的大臣纷纷依附太子，以便将来谋得理想的权位;而那些信奉严刑峻法的大臣为了自己的利益，则站在太子的对立面。当卫青还在世时，那些反对者还不敢有大动静;但当卫青在公元前106年去世后，刘据所遭受的陷害、排挤愈演愈烈。

　　这就是前文所提的“党争”，但就当时而言，太子刘据的支持者在朝廷里属于少数派;再加上此时已经没了舅舅卫青的庇护，他的命运如何，决定于他能否获得父亲汉武帝的绝对支持。

　　起初，他们父子间大体维持着互信，比如汉武帝曾经诛杀了诽谤太子的常融。同时，皇后卫子夫虽然已经失宠，但由于为人小心谨慎，仍得到了汉武帝的礼遇。

　　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随着汉武帝渐渐年老，刘据本人则处事不当，局面终于失控。

　　“巫蛊之祸”的过程这里不再赘述，只是大概理一理双方在关键节点的不当处理：

　　站在太子对立面的江充为了扳倒储君，不惜编造罪证，诬陷东宫埋藏大量诅咒皇帝的木头人;这种事情一时间很难分辨，而刘据试图前往甘泉宫向父亲当面解释却被江充阻止。为了避免重演秦朝公子扶苏的悲剧，他听信太子少傅石德的意见，假冒天子使者、发兵诛杀了江充。

　　汉武帝的亲信、太子的死敌苏文逃到甘泉宫后，添油加醋宣称太子谋反。汉武帝起初并不信，并派人前去长安了解情况;但这些人本身也不是太子的拥护者，在他们的误导下，汉武帝终于失去了耐心，派人镇压正在长安组织人马自保的太子。

　　这次政变的结果极其惨烈：皇后卫子夫自杀，刘据全家惨死，只有一个身在襁褓中的孙子刘病已躲过了死罪、被关进监狱;东宫门客、亲信一律处死，太子一党几乎被彻底铲除。汉武帝多年培养的储君班子，至此宣告烟消云散。

　　后来，汉武帝虽然查清了“巫蛊之祸”的真相，并且夷江充三族、诛杀大量鼓动自己镇压太子的大臣，甚至修建思子宫、望思台以示悔恨，但下述事实是他无法回避的：若他们父子互相间没有心怀狐疑，任宠臣江充、苏文等人如何花言巧语，局面也不会恶化到这个地步。而且，在客观上来说，刘据的行为确实是谋反。

　　感情是感情，政治是政治，汉武帝不可能因为心怀内疚，就盲目的立皇曾孙刘病已为储君。但戏剧的是，经历了汉昭帝、昌邑王刘贺后，大汉的皇位最终还是落到了刘病已手里，这就是带领西汉迈向顶峰的一代明君汉宣帝。而汉宣帝给自己爷爷刘据追加“戾”的恶谥，也体现了他身为帝王必须采取的正确价值观：虽然事出有因，但太子发兵对抗皇权，这属于以下犯上，不符合封建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