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要封禅的原因是什么？出于什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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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禅是指古代帝王在泰山或其他山岳举行祭拜天地仪式的活动。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写道：“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仅逢盛世而行的封禅大典，就成了旷古罕行的一种礼仪，因此充满了神秘性。

　　从秦始皇到宋真宗，每一次封禅都是帝王、将相、吏卒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彼此相互妥协、合作，最终促成了封禅大典的举行。封禅过程中的每一种礼仪都是经过统治者深思熟虑而制定的，既要彰显天地神灵的威严，也要向世人宣传在自己统治期间的盛世繁华，以昭告天下。

　　为什么宋真宗要去封禅?

　　第一、 渴望太平

　　宋朝从伦理崩溃的五代十国脱胎而来，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政权更替频繁。中原的每一个政权都建立在兵强马壮的基础上，社会伦理道德丧失，武力成为一切活动的准则。五代十国的经验教训时刻提醒宋朝君主要充分注意“内患”，因此宋太祖、太宗即位后，始终致力于消除割据、叛乱因素，力图稳定政权。这样，宋朝就形成了“守内虚外”的军事格局。

　　宋朝外部少数民族的情况，较之汉唐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辽、西夏等少数民族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进入比较先进的社会形态，积蓄了较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是宋朝所能轻易征服的了。尤其是经过中原五代的争战，辽国趁机得到了幽云十六州，从而中原门户大开，辽、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不断侵扰中原地区，劫掠人口、财物，给北宋带来重大的忧患。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宋初的几代君主由建国初揖让开基、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渐渐演变为“企见太平”的厌战心态，进而发展为宋真宗时期“寅恭奉天”，以求接受现状、统一认识。

　　宋真宗与宋太祖、宋太宗相比，其心胸、见识又略逊一筹，赵光义除去弟弟赵廷美及侄子赵德昭、赵德芳后，首选长子楚王元佐为皇位继承人，元佐发狂失常后，再立次子元僖，不久元僖暴死，三子元侃才被立为太子，是为宋真宗。

　　至道三年(997)三月，赵光义在高梁河战役中所受箭伤复发，不久不治身亡。此时，宫廷内又有拥护楚王元佐的派别出现，不过他们的谋划没有成功。宋真宗即位后，在宰相吕端的辅佐下，迅速惩治了这批宫廷变故的发动者，稳定了政局。

　　即位后，虽然迅速稳定了朝廷内部政局，但是边防依然硝烟不断。太祖时期，始终避免与辽国的真正对敌，双方建立了正式的使节往来，边疆虽偶有摩擦，并没有大的战事。太宗时期，他意欲乘收复北汉之际，一举攻占辽燕京，受到重创。辽国后来实施的报复性进攻，也受到宋的顽强抵抗，没有收到意想的效果。双方进行多次攻伐后，都认识到目前没有力量消灭对方，只有退兵休养生息，等待时机。宋真宗即位后的第一年，咸平元年(998)，辽国认为应该趁宋朝政权不稳的时机对宋开始新一轮的进攻。

　　咸平二年(999)九月初，辽圣宗下诏攻宋，萧太后亲自督战，宋军顽强抵抗，辽军虽胜多败少，但伤亡也十分惨重。咸平四年(1001)，萧太后、辽圣宗再次率军攻宋。此次进攻，辽军出师获胜，最后受到宋军邀击，败在羊山，只能退兵回辽。咸平六年(1003)四月，辽军再次攻宋，宋军迎战于望都(今河北望都)，宋军大败，伤亡惨重。宋廷君臣经过商议，迅速调整了北部边防。

　　又于景德元年(1004)八月重新调整了中枢机构。九月，辽圣宗、萧太后亲征，宋廷上下一片备战气氛。经过激烈讨论，真宗决定亲征，十一月，真宗北上，宋都部署王超因怯战，甚至不敢移军前来接驾。此时，王钦若等人怂恿真宗南逃金陵，真宗数番动摇，在寇准等人的强烈坚持下，真宗才决定继续北上。经过激烈的战争，双方损兵折将，辽军虽气势盛大，宋军在真宗亲征的鼓舞下，也是士气大振，并终于扼住了辽军的势头，双方开始“议和”。性情柔弱，不善兵战的真宗立即着手安排“议和”事宜。十二月双方签订《澶渊之盟》，宋每年交给辽绢20万匹，银10万两，以此换来和平。

　　自太宗时期始，党项首领李继迁就开始在边疆寻衅滋事，侵扰城池，劫掠粮草。至道三年(997)正月，宋太宗下令征讨，战事尚未开始，太宗逝世，此次征讨无果而终。同年十二月，真宗与宰臣商议决定放弃银、夏地区，默许李继迁的割据，以求边境的和平。但是李继迁并没有因此收敛，依然不断侵扰宋境。咸平四年，真宗派军镇抚，因决策失误，宋军频频失利。宋朝内部也弥漫着严重的厌战情绪，王旦曾经叹说：“安得企见太平，吾人当优游燕息乎!””李继迁连年与宋征战，其士卒也死伤众多，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景德元年(1004)初，李继迁伤重不治，临终嘱咐长子李德明臣服于宋。景德二年(1005)，李德明表示臣服，双方议和。景德三年(1006)十月，宋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给内地节度使俸禄，并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宋再次以官爵和财物换取了边境的和平。

　　至此，宋朝君臣盼望已久的和平终于实现了。

　　第二、政治需要

　　签订《澶渊之盟》后，辽国军事进攻虽然暂时停息，但是前期的小规模骚扰和后期的大规模战争却给宋廷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物质层面，同时也存在于精神层面。

　　因为辽军每年秋冬之际都要发动对宋的侵掠，宋廷每年都要将大部分精力用在防御和抵抗上，因此忽略了许多内部矛盾，这些被积压起来的矛盾在辽宋和议后渐渐凸现出来：

　　1、 内部矛盾激化

　　宋境灾荒不断，人民食不果腹，内地也有危乱的迹象。在对辽战争期间，田锡曾经提醒真宗道：“霸州、乾宁军死伤人户，又，莫州奏饿杀一十六口，沧州奏全家饿死一十七口。陛下为民父母，使百姓饿死，乃是陛下辜负百姓。宰相调燮阴阳，启导圣德，而惠泽不下流。乃是宰相孤负陛下。昔伊尹作相，耻一夫不获。今饿死人如此，所谓‘焉用彼相’。若不别进用贤臣，臣恐危乱之萌，不独在边防而在内地也。”回为了给边境宋军输送粮草，“关西老幼，疲苦转饷”。，人民已被繁重的赋役压得喘不过气来。

　　2、党项一族的叛变

　　党项首领李继迁于990年接受契丹册封的夏国王的封号，而拒绝宋朝的招抚，宋政府为了迫使其就范，便采取了经济制裁，即“绝青盐使不入汉界，禁粒食使不及羌夷”回。但是，宋朝没有做好相应的内部部署，禁盐措施施行的结果适得其反;外则“戎人乏食，相率寇边”，内则“关陇民无盐以食，境上骚扰”固，客观上反而助长了李继迁的声势。

　　3、《澶渊之盟》的签订引起了国内的纷争

　　对于这次条约的签订，朝廷上下、京城内外对于这次和平的实现，却颇有微词。王钦若就曾以此比为《春秋》之“城下之盟”，这种类比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结为兄弟之国，互称南、北朝，这对于长期处于独尊地位的中原政权来说应该是一种屈从。宋对辽进行赔款，不仅给宋廷、百姓增加了经济负担，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这种做法也有损国家尊严，伤害了宋朝军民的民族感情。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惧怕战争的真宗一方面从解决边境问题入手，派遣得力的、稳重的大臣守边，一方面从精神意识方面下手，采用了王钦若的建议，决定举行封祥大典，希望通过这种盛世大典向外国使者炫耀宋廷的威严，从而洗刷掉存在于宋朝君臣内心的尴尬，重振民族精神。封禅的政治意义是非常丰富的，简单的说就是“尊王攘夷”，既可以证明帝王朝代的正统，同时也可以证明中原的独尊地位，也是趁机向边境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者证实宋朝实力和彰显中国文化的绝佳时机。

　　宋真宗无奈之下做出这个选择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真宗的失误就在于：“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

　　第三、巩固皇位

　　从宋太宗在烛影斧声中即位，到所谓的“金匮之盟”，再到宋真宗登上皇位，宋初皇位的继承始终是一件充满变数的政治事件。宋太宗为了巩固皇位，除去了弟弟廷美和太祖的后人。虽然太宗的儿子们成了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但是由于太宗的敏感多疑以及政治斗争的残酷，太子的人选也几经易位。真宗也是经过长久的准备、斗争才登上太子的位置，并顺利继承了皇位。为了稳定自己的皇位，真宗努力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编造了自己是真命天予的故事，这种动机一再强化最终推动他走上了封禅的道路。

　　宋真宗的皇位来之不易，是经过几次更换候选人和各种势力反复斗争后得来的。因此真宗即位后，一直小心谨慎，对自己岌岌可危的帝位倍加珍视，不仅防备各种危险因素，还不断强化自己即位的正统性，在宋辽战争刚结束就迫不及待地制造了“天书事件”。

　　皇位的来之不易，使真宗对此倍加珍惜。他即位后，一面惩治了阴谋改立者，一面殷殷报答拥立者。此时，吕端等人自然是头等功臣，一些曾经帮过真宗的小人物也渐渐为真宗所倚重。李皇后、王继恩一派彻底失败后，寇准、吕端一派险胜，真宗身边的旧臣也在渐渐崛起，王钦若等一批曾经在真宗继位前帮助过真宗的人，此时也受到真宗重视，王钦若等人又擅长揣测、奉迎，所以很快成了真宗的心腹。

　　后来，寇准在宋辽战争中取得了大功，王钦若等人则因劝真宗南迁受到寇准的指责，双方积怨甚深，王钦若便思索出一个良策，即以“孤注一掷”和“城下之盟”的耻辱激怒真宗，以此排挤走了寇准，王钦若一派得势后，便以“天书”和“封禅”来帮助真宗恢复威严，从此掀起了长达十数年的“天书造神”运动。

　　祥瑞又称“符瑞”，被认为是表达天意的、对世间有益的自然现象。儒家学者认为，这些现象出现是上天对皇帝的行为和所发布的政策的赞成或表彰，观测和解释这些现象，将大大有助于治世。几乎每一个皇帝即位，都有一些祥瑞出现。以儒者为主体的臣子们，也把发现祥瑞作为自己的政绩，随时向皇帝汇报。因此出现了许多弄虚作假的情况，甚至越是朝政败坏的时代，祥瑞越多。其中，与朝代兴亡、皇位更迭有关的祥瑞，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祥瑞。汉代祥瑞之中，最重要的是《河图》、《洛书》，它们被载入《符瑞志》之首。《河图》、《洛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记载的是上帝任命君主的言论。宋真宗时期“天书”的功能就类似于所谓的《河图》、《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