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在位期间有什么伟绩，他为何会被称为封建时代最贤明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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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历史上共400多位皇帝，只有极少数能广受肯定，他们要么是鼎盛王朝的开创者，如刘邦、刘秀;要么文治武功强盛，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但在历代众多大家眼中，西汉的第五位皇帝——汉文帝刘恒才是千古明君的标杆：

　　他是《史记》中评价最高的皇帝，司马迁称赞“霸陵如故，千年颂声”;钱时、邱濬、谢肇淛、曾国藩等人都认为他是“三代以来最贤君主”;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则认为：“汉兴，至文帝而天下大定”。

　　当然，他也是西汉有庙号的四位皇帝之一(其他三位是汉高祖刘邦、汉武帝、汉宣帝)。

　　汉文帝的明君名声并不是空穴来风。对于皇帝来说，并不是只有开国、打仗才是历史功绩。汉文帝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历史最需要的时候登上了舞台，其后又用最合适的方式，解决了众多阻碍西汉王朝发展的矛盾，为强汉的出现开启了可能。

　　孝文帝刘恒幸运登上帝位，是西汉统治阶层剧烈矛盾的产物

　　刘恒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头号“捡漏王”，他之所以能幸运登上帝位，“得益于”西汉统治集团矛盾的白热化。

　　当初刘邦死后，西汉朝廷的大权归于“与高祖共定天下”的吕后之手。为了巩固权力，她一手扶植、培育吕氏外戚的势力，一手打压、削弱刘氏宗室。高压的环境下，除了惨遭不幸的戚夫人、刘如意母子外，其他藩王也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而时任代王的刘恒和母亲薄姬，则因卑微的出身、低调的为人，得以安然无恙地待在远离权力漩涡中心的代地。

　　吕后在世期间，虽然有违背白马之盟、分封诸吕为王的过界行为，但一来她的威望、手段、身份不可撼动，二来她保证了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功臣集团的利益，因此双方相安无事。但吕后并不明白“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的道理，在她死后，仍霸占西汉权力中枢的吕家“官二代”们已经成了功臣、宗室严重的威胁。于是，在公元前180年，吕氏全族“被叛乱”，遭到了周勃、陈平以及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等人的联合诛杀。

　　就像吕后临终前指出的那样：“今吕氏王，大臣弗平”，这一事件其实是功臣、外戚两大集团间矛盾的总爆发，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陈平、周勃以及宗室主动发起的宫廷政变，但由于他们掌握了““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道德优势，才显得合情合法、理直气壮。

　　在这之后，围绕着“拥立谁为皇帝”的收尾工作，掌握了大权的功臣们很费了些脑筋。当时的四大人选如下：少帝刘弘、齐王刘襄、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但少帝是吕后所立，长大后定会对功臣大加报复，首先排除;淮南王年纪太小、舅舅家太凶悍，排除;而在诛吕中立下功劳的齐王理论上最适合，但一来他性格强势，二来舅氏名声不佳、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吕氏，随之也被淘汰。

　　经过详尽的分析斟酌后，原本最没有存在感的代王刘恒成为了首选，他为人低调、“仁孝宽厚”，而且母亲一族风评“谨良”，于是幸运地被周勃等人迎立为新一任皇帝。

　　虽然因矛盾而幸运捡漏，但这些矛盾也注定了刘恒的皇帝宝座并不好坐。

　　功臣们斟酌再三、殚精竭虑挑选皇帝，核心述求就是为了有效保证自身的利益，因此他们才倾向于挑选一个成年且口碑较佳的宗室子弟;

　　但这件天上掉馅饼般的好事，却让刘恒心生狐疑。在接到来自长安的邀请后，刘恒召集部属开会，不少人对周勃等人的小算盘极为怀疑：“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即这些功臣老将精通军事、 深谙权谋，出于地位、利益的需要才邀请刘恒为帝，野心勃勃、不好对付。

　　其后经过亲信宋昌的分析、找人占卜、派自己的舅舅去京城踩点后，刘恒才终于下定决心动身进京;而随后在长安附近的渭桥上，周勃与宋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双方经过一系列的较量、试探后，刘恒才安然登上了帝位。

　　这就意味着，接下来汉文帝的为政既不能毫无作为，否则即有可能沦为傀儡;又不能过于刚猛直接，要不然后世海昏侯被废的尴尬一幕极有可能提前上演。如何处理皇权与功臣集团之间的关系、维持双方的权利平衡、维持统治的稳定与发展，对汉文帝的政治智慧提出了极高要求。

　　汉文帝这样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以软化硬、无为而有为

　　之前远在代地的汉文帝，其实是法家理论的拥护者，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法家的刑名之言，向来以刚猛、直接、不讲情面而闻名，秦朝的灭亡正是与此相关。

　　但汉文帝的强大之处在于，面对统治阶层内部的重重矛盾，他能够控制自己原本的理论倾向，改为运用谋略、智慧加以应对，巧妙地软硬结合、胡萝卜加大棒。

　　进宫后，他一方面让亲信宋昌、张武统领禁军、安抚皇宫，另一方面对诛吕事件定性：“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顺势对功臣、宗室大加褒奖。

　　正式即位后，陈平、周勃、灌婴等元老仍旧被委以要职，同时还与宗室诸王一同被重重赏赐，比如周勃被加封食邑一万户、黄金五千斤;陈平、灌婴每人加封三千户、黄金二千斤;其他参与诛吕的人员也雨露均沾、皆大欢喜。

　　但在局面稳定后，汉文帝就通过迂回、柔和的方式劝退功臣集团的骨干人员、收回皇权。

　　比如对于元老派的实际首领周勃，汉文帝起先让人对其进行暗示、游说，以“矜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的措辞，提醒长期处于权力核心的周勃应当急流勇退，以避免功高震主。

　　周勃自愿下野后的第二年，因为陈平去世，汉文帝又把周勃召回了相位，以此造成“相位仍在功臣集团内部交替”的印象，对元老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安抚、迷惑。

　　但到了下一年，由于多次发生日食，汉文帝利用古人的迷信心理、对古制的信奉，迫使周勃回到封地，实际上就是再次下野，丞相职位转移到了威望、能力更加逊色的灌婴手中，由此一步步淡化功臣集团的影响力。

　　对于反对者，汉文帝则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趁着匈奴入侵的机会起兵，汉文帝下诏只追究元凶，许诺对顺从朝廷的济北官吏、百姓甚至叛乱者都予以赦免，迅速瓦解了对方的斗志。

　　而对于自己的嫡系，汉文帝同样采用艺术、柔和的处理方式。当初在代地的亲信张武受贿，他没有简单的付诸司法部门，而是当众对其大加赏赐，等于告诉对方：你要是缺钱，可以找我要，干嘛干出受贿这种有辱斯文的事?张武无比羞愧，其他大臣也深有触动，担心背上道德包袱而自我约束。

　　公元前170年，自己的舅舅薄昭杀害朝廷使者，汉文帝于是命令一些大臣陪其喝酒、为其哭丧，迫使薄昭无奈自杀。

　　通过以上这类柔和、攻心而非流血的方式，汉文帝稳步收回了皇权、缓和了汉初统治阶层的激烈矛盾，使西汉王朝步上稳定、健康发展的轨道上，为文景之治的创造提供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对于国家治理层面的矛盾，汉文帝开创了仁德模式

　　承接秦末及楚汉相争长久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局面，汉初刘邦、吕后在位时致力于发展生产、恢复秩序，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缺乏系统性、稳定性，到了汉文帝即位时，外有匈奴无穷尽的索取，内有日益严重的剥削、奢靡之风，导致朝廷国家财力不足、人民生活困顿。

　　同时，汉随秦制，秦朝时期的严刑峻法治理模式引发朝廷与百姓对立;西汉初年，出身秦朝官吏系统的萧何编订了《九章律》，虽然本着“约法省禁、蠲削烦苛”的原则，对一些定罪、刑罚有所减缓，还删除了一些不合时宜条款;但总体而言仍与秦律类似，法律原则、指导思想、定刑标准几乎一模一样。

　　因此，在治国层面，汉文帝即位时面对着两大矛盾：老百姓对于更好生活条件的渴求，对长期以来残酷刑法的排斥。

　　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文帝的思路是“毋烦民”。

　　这一政策的核心宗旨是致力于提高汉王朝百姓的生存环境、生活水平，注重社会满意度，从而实现社会稳定、统治有序。

　　在经济方面，采用天才政论家贾谊“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主张，以减田税、轻徭役等降低负担的办法，刺激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比如在公元前178和168年，他两次下令把土地税由1/15减到1/30，自此之后，这一税率就成了汉代定制。在公元前167年，鉴于国库丰盈，他甚至还下令免去当年全部田税。

　　此外，汉文帝还“偃武兴文”，把成年男子服役期由一年一次降为三年一次，极大缓解劳动力压力;开放原本归属国家的山川鱼泽、准许私人采矿，甚至允许民间铸币。

　　与此同时，为了减轻民间负担、避免滋生盘剥的土壤，汉文帝在位23年，从头至尾厉行节俭、生活标准从未提升，“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发现任何对百姓的不便之处，一律立即纠正;赏赐功臣毫不吝啬，但自己修建露台，听说需要花费百金就立即停止;虽然身为皇帝，但除了重大场合，他随时穿着粗丝衣服，后宫宠妃也不准身穿长衣;他为自己修建霸陵，内部全部使用瓦器，而非历代惯用的金、银、铜、锡等。所以朱熹称赞：“三代以下，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

　　在汉文帝的一系列鼓励措施及统治阶层的以身作则下，西汉王朝的经济实现了极大恢复与发展：“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而在让百姓受困已久的刑法领域，汉文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即位当年，他就力排众议，废除了“收孥连坐法”，即废除以往一人犯罪、全家受牵连的制度，这是法制文明一大跨时代的进步，具有超前的法治精神。到了公元前169年，他又废除了肉刑，即对于犯人不再动辄砍手、跺脚，而是改为鞭、杖责打。这些举措，极大扭转了长期以来紧张的阶级矛盾。

　　汉文帝在位期间，多次下令对民间的孤独老人、贫苦百姓进行赈济，80岁以上的老人、9岁以下的孤儿经常获得朝廷配给的布、帛、米、肉等生活物资。每当发生灾害，他就降低朝廷生活标准、减少官员数额，同时打开粮仓、赈济灾民;此外还听取晁错的建议，采取“入粟拜爵制”，允许民间买卖爵位，改善农民处境、提高国库收入。

　　后来把中国大一统王朝推向第一个顶峰的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所谓的“霸道”，自然是因为汉随秦制;而“王道”，其实就是先秦思想家所主张的仁德治国，汉文帝正是这一模式的开创者。

　　秦朝凭借严刑峻法结束了数百年的混战，但也正由于过于信奉这一法宝而二世而亡。汉初的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无奈之举，无法形成一种有效凝聚大一统王朝的治理体系。

　　而“本好刑名之言”的汉文帝，结合对秦朝、汉初统治经验教训的总结，开创性地将仁德与法治结合起来。自春秋战国混战以来，虽然无数思想家呼号奔走，但直到这一时期，仁德的治国理念才得到首次尝试与践行，这是对商鞅变法以来法家治国理念一次有效矫正，也是大一统治国模式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开创。它给封建王朝的中央皇权披上了一层温和的面纱，极大加强了新秩序的稳定性，可谓是一伟大创举与改革。

　　综上咱们有这样一个感觉，汉文帝仿佛就是为了解决矛盾而出现的，虽然没有秦皇汉武那样的纵横捭阖、文治武功，但就治国成就而言，他无疑是我国封建时代最为成功的帝王之一。他开创的“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汉武帝刘彻之所以能成为一代雄主，如果没有爷爷汉文帝提供制度、思想、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基础，压根就无从谈起。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汉文帝，就没有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也不会产生“强汉”这一伟大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