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比历史上的东晋、南宋短很多，有哪些原因呢？

　　南明，作为明朝的残余政权存在形式，时间持续很短，只有短短的18年时间(1644年至1662年)，和西晋、北宋的残余政权东晋、南宋相比，差距很大。但是，后世之人通常喜欢将三者相提并论，并分析为何南明没能如东晋、南宋一般立国长久?感兴趣的读者和历史屋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从皇位继承、经济实力、名将统帅和面对的外患等多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但是肯定还有许多其他未曾涉及的原因，本文将试着从统治者与士族(文人政治集团)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希望能够多方面地给读者展示南明短命的原因。

　　东晋：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皇室从北方南渡而来，在江南立足、继续了晋朝的统治，但是江南之地并非晋朝的传统势力范围，晋朝灭东吴于公元280年，而晋元帝司马睿公元307年南渡建康(今南京)、317年重建晋朝，此时距离东吴灭亡才三十余年，世居江南的士族(被称作吴姓大族，如朱氏、张氏、顾氏、陆氏)对晋朝王室并不感冒。据史料记载，司马睿过江，“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而如果得不到吴姓大族的支持，东晋是不可能在江南站稳脚跟的，那么司马睿是如何做到的呢?

　　南迁之前，晋朝依靠北方门阀大族维持统治，如琊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等，当北方领土被少数民族占领之后，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渡过长江来到原本的孙吴旧地，这些外来者通常被称作“侨姓世族”。侨姓世族们丢失了自己的土地，就必须寻找新的立足之地和经济来源，这就势必要和原本世居江南的吴姓大族发生利益冲突。所以，司马睿和东晋初期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侨姓世族和吴姓大族的矛盾，如何将两者捏合在一起成为拱卫东晋政权的合力。

　　为晋元帝司马睿完成此事的是来自北方的侨姓世族、琅琊王氏的王导，他首先表示支持司马睿，然后“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 王导主动向江南的吴姓大族释放善意，并建议司马睿亲自造访纪瞻、顾荣等吴姓大族代表，“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在取得了吴姓大族的支持后，东晋朝局形成了侨姓世族为主、吴姓大族为辅的政治结构，双方共同维护着新生的东晋政权。

　　王与马，共天下

　　至此，“王与马，共天下”的结构才正式形成，所谓“王”即琅琊王氏，而“马”则代表东晋皇室司马家族。东晋正是让世族大家们积极参与朝政，并且使得他们的利益与政权捆绑在一起，他们才愿意为朝廷效力，维护东晋的统治，这也是东晋得以维持百年之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宋：与士大夫治天下

　　那么宋朝时期，帝王与士族(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宋神宗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是这次变法却遭到了不少官员的反对，枢密使文彦博便对宋神宗说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治国已经有了祖宗章法了，没必要改变而失人心。神宗则对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变法，士大夫虽然不太高兴，但是对百姓有好处啊。文彦博又说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一句话道出了北宋的政治生态——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士大夫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那么统治者要考量的只是士大夫的人心，而并非百姓的人心。

　　纵观宋朝，文官集团势力强大，据传赵匡胤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虽然这个祖训并没有完全得到验证，但是宋朝的文官确实有着超然的地位，不管他们犯下多么严重的错误，都不至于犯下死罪，如著名词人苏轼牵连甚广乌台诗案中，苏轼最终也不过以流放告终。

　　所以，以文官为代表的宋朝士大夫(士族)享有着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已经与宋朝结成一个互相依赖的集合体，所以他们也更加愿意去维护宋朝的统治，南宋亦如此。

　　明朝：士大夫不为君用，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而到了明朝，情形却发生了变化，文官的地位虽然高于武官，但是与皇帝的差距却越来越大。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前，对文人十分尊重，也正是如此，他才得以从元末乱世中脱颖而出，成了最后的胜利者。但是，在建立明朝之后，朱元璋对待文人的态度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在明朝之前，士大夫在帝王面前还存在一定的独立性，皇帝虽然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士大夫对帝王也有“说不”的权力，但是等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之后，士大夫们连“说不”的权力都没有了。朱元璋曾经下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凡是不为君用者，便是犯罪，皇帝诛杀其身或者抄没其家，都是应当应分的。士大夫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成为了帝王的工具和附庸。

　　纵观整个明朝，士大夫表面上依然享有很高的权利，但是其尊严却降低到了极其低下的程度，比如明朝的庭杖，不仅是对士大夫身体上的惩罚，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侮辱，试问在这样的制度下，文人如何能够对皇帝和王朝具有认同感?如何能够为其效力?

　　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却更换了五十位阁臣，他对大臣极度不信任，动辄杀伐流放，尽失人心。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尽，三千京官，只有数十人为其殉葬，可见其失人心之甚。

　　经过两百多年的政治熏陶，明末已经达到了“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的程度，士大夫和百姓已经与明朝政权相脱离，士大夫和武将们只顾关注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国家的利益，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明朝末年涌现了许多的汉奸，而这些汉奸也是南明灭亡的原因之一。

　　所以，在对比了晋、宋、明三朝对于士大夫的态度，可以看出，皇室和士大夫之间的关系从晋朝的相互依赖演变到宋朝的合作又独立，再到明朝的完全附庸关系，士大夫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逐渐脱钩，这就导致了国家和王朝失去了士大夫的支持，想要在乱世之中维持上百年已经成了一种奢望，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南明灭亡得如此迅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