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为什么能成为现实主义诗人？他的生活和创作分为哪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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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712-770)，字子美，其先世为京兆(长安)杜陵人，祖籍襄阳，曾祖依艺为巩县令，移居河南巩县的瑶湾，杜甫即出生在巩县。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有名的诗人，父亲杜闲是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曾做过充州司马和奉天县令，但一生不得志。总之，杜甫出身于一个百年望族的封建官僚家庭，虽到他这一代家道中衰，但毕竟还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这种阶级出身就决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热爱人民的现实主义诗人不可能不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杜甫的生活与创作约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读书与壮游时期(35岁以前)，也是其诗歌创作的准备时期。杜甫的青少年时代，正值唐代封建社会达到高度繁荣的开元时代，他在家读书，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和音乐、舞蹈、建筑、绘画等艺术的熏陶。开元19年(731年)，杜甫20岁，开始了他十年“裘马轻狂，行踪放荡”的壮游生活，南及吴越，北抵齐赵，中间曾赴长安应进士试，落第，直到31岁才回到洛阳偃师间尸乡亭附近住下。大约在天宝三载(744)，他在洛阳与李白相遇，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长期的壮游生活，诗人欣赏了祖国的壮丽山河，游览了名胜古迹，开阔了视野和心胸，使他早期的诗歌带有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一诗可为代装：“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皆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非常形象地描绘了泰山雄伟壮观的气势，抒发了自己的壮志豪情。

　　第二，10年长安困守时期(35岁至40岁)，也是杜甫的诗歌创作开始走向现实主义的转变时期。天宝五载(746年)，杜甫到长安应诏与试，奸相李林甫执政，以“野无遗贤”奏请全部落第，使他认识到上层统治集团的昏庸腐朽。这时他寄居长安，政治上既无出路，生活又非常困苦，不免多次向权贵投递诗篇，以求引进，也曾向玄宗进赋，均无着落。这就促使他逐渐接近人民生活，从而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秋雨叹》、《醉时歌》等现实主义杰作。

　　杜甫在长安困居了约十年，直到43岁才得到一个胄曹参军的小官，看管兵甲器仗。官定之后，他先到奉先县(陕西蒲城)去看望家室，这正是天14载(755年)安史之乱前夕。此时玄宗还带着杨贵妃在骊山华清官寻欢作乐。杜甫途经山下，优愤交集，到家后写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篇重要作品。它不仅是诗人长安十年痛苦生活的总结，也标志着诗人思想和创作的转变与成熟。从此，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更加光辉的阶段。

　　第三，陷贼与为官时期(44岁至48岁)，也是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发展到高峰的时期。在杜甫往奉先时，安禄山发动了叛乱，很快攻下洛阳、潼关，进占长安。于是，杜甫把家室安顿在廊县羌村，然后只身往灵武投奔刚即位的肃宗李享，不料途中被叛军所俘，送解长安。他在长安困居半年，方才逃出。诗入历尽艰险困苦，于至德二年(757年)奔赴李亨所在地凤翔，得到了一个从八品的小官左拾遗。左拾遗地位虽低，却是接近皇帝的谏臣。杜甫又因直言不为肃宗所喜，被打发回廓州探视家小，于是杜甫在这年秋天启程北征，再到羌村。

　　在这两年中，杜甫写下了许多现实主义的名篇，如《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三首、《北征》、《洗兵马》、《彭衙行》等。同年九月，长安收复，杜甫也携家回京，供职于朝，与王维、贾至、岑参、严武等赋诗唱和，生活闲散，作品也减少了光彩。不久，杜甫又于乾元元年(758年)被贬华州司功参军，使他远离宫廷，重新接近人民。第二年春，杜甫在被贬华州后，写下了传诵久远的杰作“三吏”、“三别”，成为诗人自己和整个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

　　第四，“漂泊西南”时期(48岁至59岁)，也是其创作的多样化时期。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因关辅大饥，弃官西迁，进入四川。第二年，在朋友帮助下，在成都勉强盖了几间草屋住下，这就是为人们熟知的“成都草堂”。后来严武任成都尹，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所以后人也称他“杜工部”。大历三年(768年)，杜甫出四川，打算回到洛阳，但因地方上战事又起，交通阻绝，只好在湖北、湖南一带飘荡。终于★历五年(770年)冬，病死在湘江的船上。

　　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三绝句》、《岁晏行》、《登高》、《秋兴》八首、《咪怀迹》五首等。这些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更多样化。不仅用古体写漂泊中的见闻经历，而且创造性地赋予律诗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由于诗人老境萧条，情调悲怆，而忧国忧民之心不衰，便使他的作品形成了一种沉郁苍凉的独特风格。

　　杜甫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他的思想是出于儒家的正统思想的，他继承并发扬了儒家思想中那种“兼善天下”、“仁政爱民”、“匡时济世”等进步成分，积极干预现实，以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文》)，“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凤凰台》)的政治理想。然而，他的政治理想也往往是和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真正对杜甫的创作发生积极影响的，主要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当时的社会矛盾和诗人的生活实践。杜甫少壮时期，士大夫阶级普遍存在的浪漫风气也在一定程度上熏染了他，所以在早期作品中便也反映了他那时的豪迈狂放态度。

　　中年长安的10年困居，使他充分认识了朝廷的昏暗与腐朽，安史之乱以后的遭遇与经历，更使诗人政治失意，生活愁苦。忧伤痛苦的生活使诗人更易于体会到人民的疾苦，逐渐地改变着自己的阶级感情，最大程度地接受了人民的思想影响，从而写出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当然，不容否认，杜甫最终还是没有彻底摆脱忠君思想，把救国救民的希望仍然寄托在最高统治者身上，认为“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是其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他已突破同时代所有进步诗人的思想范围，比他们更深地走向了人民群众，走向了现实生活，并给后人提供了许多新的、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他之所以被我们称之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