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李适的一生是什么样的？他到底有多窝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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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德宗李适，祖籍陇西成纪，唐代宗李豫长子，母为睿真皇后沈氏，唐朝第九位皇帝(除武则天和唐殇帝外)。

　　李适初封奉节郡王，宝应元年，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改封鲁王、雍王，在名义上，统军平定安史之乱。次年拜尚书令，广德二年，被立为皇太子。大历十四年，李适继承皇位。他登基之后，怀着一颗复兴大唐的雄心，厉行节俭、取消上贡、疏斥宦官、收敛兵权、任用能臣，使得唐朝确实有了一丝中兴之望。

　　然而，治理一个国家，并非唐德宗想的那么简单。

　　公元784年，新春伊始，唐德宗怀着沉痛的心情将一份“罪己诏”公诸天下。

　　就在诏书颁布的两个月前，本来被调往关中平乱的泾原军，竟因军饷不足而对长安城倒戈相向，逼得唐德宗狼狈逃出都城，被叛军追杀至东北奉天。在四面楚歌的境地中，德宗走投无路，只能发布“罪己诏”，并赦免了所有参与叛乱的势力，将所有过错一人承担。

　　从此之后，唐朝皇室彻底失去了公信力，再也无法扭转藩镇坐大的格局。

　　那么，泾原军为何能够谋反成功呢?

　　笔者认为：与他们哗变的时机关系很大。根据史料中的记叙，在五千多名泾原精锐倒戈长安城时，他们争相闯入府库中，将其中的金银布帛搬运一空，与此同时，还打着“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的口号。而这句莫名其妙的口号，竟成功安抚了长安城中的百姓，并为泾原军收获了合法性。

　　那么，为何一句奇怪的口号，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呢?

　　这一切还得从几年前的一项政策说起。

　　唐德宗登基时安史之乱已经进入尾声，他完全有中兴唐朝光复祖宗基业的机会。为了削弱藩镇对中央的影响力，德宗在宰相杨炎的帮助下，推行了新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希望能通过发展中央经济，从而，积攒实力扫清藩镇。

　　在德宗之前，唐朝始终效仿隋朝进行着“租庸调”，不过，这种并行收税的方式，却极大地增加了统计难度。为了降低统计难度，朝廷只能完善户籍制度，这也是我国户籍制度在唐朝发展迅速的主因之一。在唐德宗改革了两税法后，唐朝税收不再按人头计数，而是按照户籍征收，大大缩减了征收流程，使税收成本大幅缩减。更难得的是，这项政策的出台使各地百姓有了迁徙的自由，同时，获得了土地买卖权。

　　不得不说，这项政策的出台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跃进。

　　然而，两税法虽然很好，但是，却颁错了时间。

　　此时的唐朝，正值安史之乱末期，天下尚未平息动乱。德宗一心想着简化征收过程，却将压力推向了百姓。况且，在两税法颁布期间，恰逢山南节度使叛乱，德宗的计划被全盘打乱。无奈之下，德宗只好提前开始动用武力，与各地藩王反目。一时间，藩镇动乱变得愈发严重，各节度使拥兵自重，战祸四起。

　　正所谓，“一步错步步错”，此时，唐德宗再次走了一步“昏招”，那就是：在全国实行“借商法”。那么，何为“借商法”呢?那就是：要求全国各地的商户，每户仅留一万贯作为经营周转之用，其余一律上缴到朝廷充当军饷，待朝廷成功剿杀叛军后如数奉还。

　　就这样，在朝廷的授意下，长安京兆少尹韦祯亲自前往各大商户，搜刮金银财宝。一旦商户未如数上报财产，当即大刑伺候并强行征敛其家产。在这场闹剧结束后，朝廷却仅筹到八十万贯军费，其余数不清的金银全部流入执行政策官员的腰包。

　　最终，这场名为“借商”实为掠夺的行为，激起了各地商户的不满，商人们纷纷罢市，来到街头向皇帝表示抗议。

　　倘若，此时的唐德宗及时的悬崖勒马，安抚商户，或许此事还有转机。然而，高居庙堂的德宗，根本没有理会商人的不满，反倒变本加厉地税间架、算除陌，也就是加收商人的印花税和房产税，进一步从商人手中盘剥军费。

　　根据史料的记载，德宗颁布了如下政策：

　　“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秉笔执筹，入人第舍而计之。凡没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

　　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

　　有自贸易不用市牙子者，验其私簿，投状自其有私簿投状。其有隐钱百，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钱十千，出于其家。”

　　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借商”所引发的闹剧尚未结束，德宗继续对盛怒之下的商人们进行剥削，此举无疑是饮鸩止渴。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叛军们便打着那句莫名其妙的旗号攻入长安，商人们反倒给予了叛军极大的支持。

　　泾原兵变后，大唐天子的威严完全扫地，中央权力进一步削弱，应对地方的藩镇割据更显得无心无力。唐德宗成为第三个逃离长安的皇帝，从此不再信任宰相，对将领猜忌，更为重用宦官了。这起事件的始末，完全是唐德宗操之过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由此，所引发的恶果实属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