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名士晁错被腰斩的原因是什么？他做了什么

　　很多人都不了解西汉名士晁错的事情，接下来跟着历史屋小编一起欣赏。

　　汉景帝即位后，深受信任的晁错很快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开始全力推行他的改革主张。他从“削藩”入手，“更令三十章”，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法规。他首先拿汉王朝最大的祸患———吴国开刀，削掉了吴的会稽郡和豫章郡;之后，又把矛头指向其他诸侯国：楚王戊在太后服丧期间被削去其江海郡、薛郡，胶西王因卖爵犯奸被削去六县，赵王遂也因过被削去常山郡。此举一出，便引起了各诸侯国的恐慌，终于在景帝前三年春爆发了以“诛晁错”为旗号的“七国之乱”。

　　汉景帝误判当时的形势，将晁错腰斩，致使晁错在改革尚未全面铺开之时就被屈杀、抱恨而终。“削藩”成了“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同时也给晁错招来了杀身之祸。传统观点认为，“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为使吴楚等国没有反叛的借口而腰斩了晁错。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晁错被杀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无视三公九卿制度，与满朝文武形成尖锐的矛盾;晁错提出的削藩策，违背了祖制，客观上离间了刘氏宗亲;吴楚兴兵后，晁错未能提出有效的平叛方案，反而趁机攻击政敌。

　　一、晁错与众大臣之间矛盾深刻

　　《史记》和《汉书》的《晁错传》中都说晁错“峭直刻深”，就是严厉、刚直和苛刻，这说明晁错性格耿直、不圆滑。这一点从晁错与朝廷大臣的关系上便可略见一斑。《史记·晁错传》中记载：文帝时，晁错“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晁错受到时为太子的景帝的欣赏，却与袁盎和其他大臣们并不和睦。景帝即位后，晁错被任命为内史，“数请间言事”，经常单独跟景帝阐述自己的主张，而景帝对晁错非常信任，对他的建议也多是言听计从。受到皇帝宠幸的晁错一点都不低调，张扬地实施自己的变法主张，“法令多所更定”。

　　晁错的贵幸和张扬更加引起大臣们的嫉恨。晁错提出更改法令时，当时的丞相申屠嘉不同意，但是景帝没有接受申屠嘉的意见，申屠嘉“疾错”。后来申屠嘉以晁错的一个小过错劾奏景帝，要求把晁错“下廷尉诛”，景帝没有接受劾奏，申屠嘉气得“呕血而死”。申屠嘉死后，“错以此愈贵”。晁错的愈发贵幸，也引起了更多大臣们的嫉恨。袁盎向景帝建议杀晁错以平息叛乱时，景帝并没有立即同意。但后来，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和廷尉张欧联名劾奏晁错让景帝亲征而自己留守京师，是“大逆无道”，应该“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当弃世”。这次景帝在奏章后批复了“可”字，表示同意。从袁盎、申屠嘉、陶青、陈嘉、张欧等人对晁错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晁错处事的刚硬、冷峻和不圆滑。

　　二、晁错提出的削藩策违背祖制

　　申屠嘉去世后，晁错为御史大夫，拟施行削藩之策，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违背祖制之举，不仅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诸侯亦反响强烈，并直接导致七国起兵。因此晁错被推向了风口浪尖。刘邦定都关中之后，其头等大事就是在制度设计上要确保汉家天下的长治久安，他认为，秦未实行分封制是导致其速亡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立郡县的同时大封同姓王：“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与此同时，刘邦亦积极防范诸侯王反叛，以确保政权的稳固。

　　晁错曾经向文帝建议削藩，且方式激进，文帝未采纳。景帝即位后，晁错再次建言削藩，并认为宜尽快施行：“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于是召集宗室公卿商议，众公卿“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繇此与错有隙”。尽管窦婴激烈反对，但晁错在景帝的支持下，仍强推削藩政令。吴王于是趁机联合其他诸侯王，云：“以汉有贼臣，无功天下，侵夺诸侯地，使吏劾击讯治，以僇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宄，诖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晁错的削藩策不仅遭到诸侯王的反对，其父也认为不妥，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可见祖宗之法已深入人心，而晁错却强推削藩策，吴楚等国因此发动了叛乱。

　　三、晁错应对叛乱不力

　　吴王反叛后，其他诸侯王亦迅速响应：“膠西正月丙午诛汉使二千石以下，膠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然，遂发兵西。”东南各民族也参与反叛的行列，一时形势十分危急。消息传到京城后，晁错却竭力排除异己：“吴楚反，闻，晁错谓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谋。’晁错犹与未决。”袁盎得知此事，便与窦婴商议，向景帝进言斩杀晁错。司马迁认为，晁错在关键时候应对不当，即“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

　　景帝即“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然而“兵未发，窦婴未行，言故吴相袁盎”。景帝希望依靠众大臣平叛，必须先取得众大臣们的支持，故采纳了窦婴建议，诏见袁盎。《汉书》云：“会窦婴言爰盎，诏召入见，上方与错调兵食。上问盎曰:“君尝为吴相，知田禄伯为人乎?今吴楚反，于公意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今破矣。”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上问曰:“计安出?”盎对曰:“愿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错。错趋避东厢，甚恨。上卒问盎，对曰:“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

　　袁盎觐见前，晁错与景帝商议调配兵粮，并建议“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苏轼认为：“使错自将而击吴楚，未必无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苏轼没有看到晁错并无领军的能力，更无法指挥文臣武将，但苏轼看到了晁错的不当之处，即“欲自固其身”，使“天子不悦”。叛乱发生后，景帝希望依靠窦婴等大臣领兵平叛，而晁错却将景帝推上前线，自己则居守关中指挥，这实际上是在让天子冒险。此外，此时晁错已与其他大臣水火不容，却仍坐镇后方，无异于自掘坟墓。由此可见，晁错根本没有平叛的周密计划，更无平叛的实际能力。景帝已意识到，不诛杀晁错势难平息众怒，故发出了“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的感叹。景帝决定杀掉晁错，即使七国未能就此罢兵，至少也会失去反叛的正当理由。同时可以重新取得袁盎、窦婴等大臣的信任。实际上，袁盎的计策也是窦婴、周亚夫等人的意愿。

　　四、成也景帝，败也景帝

　　作为“削藩”改革总导演的汉景帝在关键时刻改革立场的动摇是改革失败、晁错被杀的主要原因之一。史载，景帝为太子时，晁错担任太子家令，号称“智囊”，为景帝顺利登上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景帝尊为老师。在晁错改革思想的影响下，景帝即位之初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不想当守成皇帝，要做开拓君王。因此，他一即位就马上任命晁错为内史，旋即提升为御史大夫，对晁错信任有加、言听计从，“错数请间言辄听,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

　　但是，汉景帝实在是一个稳健、胆小、优柔寡断、毫无主见而又薄情寡义的皇帝。当削藩的导火线直接引发了“七国之乱”、直接威胁到皇权的稳固时，汉景帝六神无主、手忙脚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听信谗言，完全动摇了支持晁错改革的信念，直至彻底抛弃晁错，企图与诸侯妥协。当晁错的政敌袁盎进谗言“诛晁错”时，景帝无可奈何地讲:“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意思是，且看真实情况如何吧，假如诸侯反叛只是要诛杀晁错就可罢兵，那么我为了向天下谢罪决不吝惜一个晁错!从中可以看出，晁错实已成了景帝向诸侯妥协的替罪羊。什么师生之情、君臣之义，对于其皇位来讲又何足道哉!

　　事实上，七国的反叛蓄谋已久，“诛晁错”只是借口而已，轻信袁盎的谎话实在是幼稚之极!事后景帝向参加平定“七国之乱”的邓公询问诛杀晁错后叛国的反应时，邓公对汉景帝讲了如下一段话:“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汉景帝至此才幡然悔悟，“喟然长息曰:`吾亦恨之,”，但为时晚矣!假如汉景帝立场坚定地支持晁错放手改革下去，也许会彻底改写汉代的历史，使汉景帝提前成为开拓型皇帝，拥有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可惜的是，深受“无为”思想束缚的汉景帝到底不是汉武帝!

　　综上所述，景帝诛杀晁错，既有使吴楚失去反叛借口的用意，同时还有其深层原因。晁错无视三公九卿制度，引起了朝中大臣的集体反对;其削藩策，尽管有利于国家，但其方式方法不当，急躁冒进，不切实际，进而使吴楚等国有了反叛的理由;当吴楚等国发动叛乱之后，晁错又始终未能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更引起朝臣的不满;汉景帝在关键时刻立场动摇。总之，一切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晁错身上，所以斩杀晁错，似已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