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为什么成了典型的负面人物？乾隆为什么那么反感他？

　　钱谦益的故事大家真的了解吗?今天历史屋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钱谦益的书斋写着自己的规箴：“永绝仕进之路，进可以收晚节，退可以保全残生。”这句话看似并不难于实现，然而对于钱谦益来说，这句话的最终愿景也如同镜花水月，无法实现。

　　尤其是他身后的晚节乃至于后世对其的评价无不陷入激烈的负面，这一点想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几乎关于所有道德上的批判对他来说似乎都完全合理，就连他的亲外甥也抨击他是“一个文官小花脸，三朝元老大奸臣”。

　　钱谦益的人生本来十分完美。

　　作为一个文人，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上已经享有至高无上的声誉。“博学工词章”，“为文博赡，谙悉朝典，诗尤擅其胜……文体日下，谦益起而振之。”这个评价已经相当高，上升到了文坛领袖，成了力挽一个时代文风的关键人物。然而从大明亡国以后，钱谦益的名声越来越差，以至于成了典型的负面人物。

　　康熙三年，钱谦益去世，尸骨未寒，同族人就来勒索古玩，他的爱妻柳如是因此投井自杀。对于这种遭遇似乎无人同情，认为钱谦益和柳如是都是死有余辜。

　　纵观钱谦益的一生来看，其实他虽然在大明出任官职，前后加起来不足五年，在南明与清朝担任官职还不足一年，基本履行了“永绝仕进之路”的诺言，然而问题是，干了一天，也算是“贰臣”，最终他成了大明的叛贼，清朝的贰臣，某种意义来讲确实未能有许多坚决立场和原则，这些最终造成了钱谦益在历史声名上的无处收留。透过历史来看，钱谦益终究是文人，其身上的懦弱特点相当明显，与史可法相比，他跳河自杀时竟然因为“水太凉”作为借口而偷生，这些无疑都成了他被后世嘲弄的地方。

　　学而优则仕，无疑是钱谦益早年的最大成功所在。作为江南读书人家的青年，在很早就受到了较为全面的教育，而他的老师更是位高权重的孙承宗，按照这样的发展逻辑来看，钱谦益的人生充满无限的前景。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钱谦益的接下来的人生相当坎坷;宦海浮沉对于他来说，这种挫折与磨难来的更急更迅猛。

　　据说，原本可以中状元，结果被人走后门暗中更换了名次，从一甲一落了第三名，虽然不久出任翰林院编修，没想到父亲去世，这样他就必须守孝三年。然而这个年轻人似乎一时难以按照世俗的道德标准对自我进行约束，坚持要在翰林这个位子上多干一些事情。因此没能做到“服满起复”，因此遭到弹劾，在传统极其注重孝道的大明，钱谦益的作为显然是属于离经叛道的，于是接下来的十年，他被迫在乡间落寞的度过。

　　青灯与笔墨之下，流淌着黯然与无奈。

　　直到三十九岁他才回到朝廷，不久出任浙江主考官，然而随即又发生了科场舞弊案，受到牵连。虽然经过调查，钱谦益没有参与任何勾连，但是作为主考官显然“失于察觉”，因此遭到罚款处理。一直很爱护名声的他很难继续下去，于是就以生病为假，回到故乡常熟，这一次出山到回来还不足两年。

　　直到四十三岁那年他再度复出，负责编纂《神宗实录》，不久再度因为排挤，理由是他是东林党带头的，魏忠贤将其革职，到这里，他已经经历了三次重大挫折。

　　命运仿佛在不断跟他开玩笑，不久崇祯继位，又给东林党平反，而钱谦益名望也愈加高了起来，还被提升为礼部右侍郎，甚至崇祯一度想叫他进入内阁，不料内阁首辅温体仁和周延儒先后对他进行打压，钱谦益落得个“革职听勘”的下场。

　　担心优游林下的钱谦益可能东山再起，必欲置之死内阁首辅温人张汉儒诬告钱谦益五十八条罪状。最后虽然查无实据，却不得不

　　黯然回到家家乡常熟。这是第五次挫折。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京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杀。

　　五月十五日南明弘光小朝廷在南京成立，钱谦益被起用发礼部尚书，成为他政治生涯的高峰。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五月，清军攻施南京。在此之前，弘光皇帝、马土英.阮大铖之流抢先逃亡,手下无一兵一卒的留守大臣不得不投降,钱谦益以文班首臣身份迎降、成为政治生涯的一大污点。这是第六次挫折。

　　清朝统治者看中他的文才与名望,委任他为礼部右侍郎、出任(明史)副总纂。因此钱谦益不能杀身成仁，受到明朝遗老遗少的非议，也受到自己良心的遗责，担任新朝官职仅仅几个月便借口养病告假，从北京回到常熟。两年后,因为黄毓棋反清案被捕。

　　其实在崇祯十四年的时候，钱谦益已经深感厌倦了。

　　他曾经谢绝过周延儒的邀请，“不若因仍永锢，长放山林，庶可以上顺天心，下安愚蠢分。”这时候的他确实已经被折腾的累了。

　　大明在他看来确实已经气数已尽，南明小朝廷他的感情也相当复杂。南明建立之初，天下散乱如同枯叶，而没有一个人能够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的人物，显然马士英不是，他钱谦益也不是。最终这些人在南明的五月商量了几天还是做出了“纳款于清”的决定。这些曾经很义薄云天的遗老遗少们，当面对真正的死亡威胁时，终于达成了重要共识:“便降志辱身，也说不得了。”

　　不久，清军渡江，福王、马士英、阮大钺无不仓皇出逃，钱谦益经历了政治生涯七次大挫折后最终主动投降，前往北京出任礼部侍郎。从客观角度来讲，钱谦益这次投降绝非为了功名富贵 而是求生的本能，在这方面，他一直说软弱的，他没有勇气自杀，也没有能力力挽狂澜，他要做的就是保命，甚至能够躲进江南的烟雨之中，或者红袖添香才是他的人生真谛，在自杀成仁的气度上，他不如柳如是的果敢与决绝。

　　清朝果然放他回到常熟，只不过两年后，他再度卷入黄毓旗案，被清朝逮捕入狱。

　　因此，钱谦益在旁人看来，他就是首鼠两端，是大明的屈辱，在清朝来看更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直到百年后，乾隆在四十三年的时候，还用严厉而轻蔑的语气对钱谦益毫不客气的进行谴责和鞭笞:“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 在前朝时跻身。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至此，这个最高定调彻底将钱谦益钉到历史的耻辱架上。

　　为了进一步对大清官员做出警示，他经常拿钱谦益做负面教材，并且认为钱谦益的这个人与其他贰臣还不一样，因为他“素行不端”，“非复人类”，因此“若与洪承畴同列《贰臣传》，不示差等，又何以昭彰?”于是特意将洪承畴列入乙编，这样就说明了他比洪承畴还叫人感到恶心。

　　乾隆对于钱谦益的反感似乎过于偏激，至少钱谦益的历史问题已经是百余年的事情了。钱谦益本质来看，一生七次仕途坎坷，并无多大作为，他更多的是那个时代文人们的标签人物，而造成钱谦益名声狼狈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是他的本人，至少这里面隐藏着许多难以定义的争论，或许可以留给历史更多的讨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