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仕途上一直不得志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欧阳修吗

　　今天历史屋小编给大家带来苏东坡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苏东坡是个知命乐天之人，在去世之前，就给弟弟苏辙写信，让他给自己写墓志铭。1101年，苏东坡去世，苏辙按照哥哥的嘱托，含泪完成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死人为大，不用说，墓志铭都是要拣好话来写的。

　　关于哥参加科考的这个逸事，苏辙是这样写的:“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大家都知道，苏东坡和苏辙感情深厚，苏东坡的代表词作之一《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写给苏辙的。

　　另外，因为手足情深，苏东坡还发过“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宏愿。

　　这么深厚的感情，是多年累积起来的。

　　在进入仕途之前，哥俩一起读书，一起考试，一起游玩，志趣相投，形影不离。

　　嘉祐二年的科考，苏辙是和哥一起参加的。所以，苏辙所说苏东坡参加科考的这一段逸事，真实性极高。后来的《名臣碑传琬琰集》、《宋史》以及文献《诚斋诗话》等都予以引用。

　　然而，认真推敲，苏辙的说法还是有些可疑的。比如，“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这三个讯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但说哥哥苏东坡被“置第二”是欧阳修和曾巩的缘故，就带有猜测的成分了。

　　欧阳修把苏东坡的试卷误认为是弟子曾巩的，这是欧阳修的内心活动，如果不是由欧阳修本人说出，其他人的说法如何做得准?

　　查遍欧阳修所有著作，欧阳修本人均没有说过类似的话，而苏辙写这个《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时，欧阳修已作古近三十载，他本人也不可能对苏辙解说。

　　后人把这则故事当成真事，那也未尝不可。

　　问题是，后人还误解了苏辙所说的“乃置公第二”这个讯息，以为苏东坡就是该年科考的第二名，即榜眼了。

　　还有人说，要不是欧阳修搞这出乌龙，苏东坡就是该年科考的状元了。

　　这种说法是很可笑的。

　　北宋科举考试共有发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原本苏东坡兄弟应该先在家乡眉州参加发解试，合格后再到京师开封参加省试和殿试。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在《上张侍郎第一书》里说，“闻京师多贤士大夫，故往从之游，因以举进士”。而实际原因，是这位患有严重“恐考症”的父亲对儿子的才学不够自信，而开封府分配到的解额比较大。

　　所以，嘉祐元年(1056年)，苏东坡兄弟就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千里迢赶到京师，通过寄应取解的办法在开封府参加了发解试，然后于次年参加省试与殿试。

　　注意，省试并不仅是一场考试，而是分多场，要不苏辙也不会在“乃置公第二”之后再加“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这一句了。

　　《文献通考》载:宋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发榜于尚书省。凡进士，试诗、赋、杂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这是北宋前期沿袭唐、五代科考制度的施行状况。这项制度其实一直都是在调整和变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记载: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进士免帖经，只试墨义二十道，皆以经中正文大义为问题。又增进士及诸科各试法书墨义十道”。

　　同书卷二六又载，到了雍熙二年(985年)四月，又复帖经，罢律义。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又记载，庆历四年(1044年)，进士考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

　　而因庆历新政失败，该制度随之取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四称:“诏科场旧条，皆先朝所定，宜一切无易。”

　　所以，嘉祐二年的省试内容，就是庆历新政失败后改回的旧制，即仍当考诗、赋、策、论、帖经、墨义诸内容。

　　这些考试内容是怎么设考的呢?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有记载:宝元年间，宋仁宗曾向龙图阁学士李淑“访以进士诗、赋、策、论先后”，李淑的建议是“先策，次论，次赋，次帖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于是，宋仁宗“诏有司议，稍施行焉”。

　　即先考策论，后考诗赋、次帖经、墨义，四场并试，最后根据四场考试成绩予以综合评定。

　　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记载: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做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不难看出，苏辙所说的“乃置公第二”，是指策论考试。

　　苏东坡在策论考试中撰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已成古今范文，自然是上乘佳作。但一开始并不是定为第一、第二的佳作;而是苏东坡“不能屈折于作赋”“已为他考官所落矣”，欧阳修为了援救这一人才，才“即擢第二”的。

　　苏东坡也因为这个，科考结束后在致欧阳修的《谢南省主文启五首》中表达了谢意，其中有提道:“轼也，远方之鄙人，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京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意执事擢在第二。”

　　另外，苏东坡又在墨义考试中“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终于在综合评定中拉高了成绩，在省试中顺利过关，被礼部奏名为合格进士。

　　不过，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曾状称:“所有进士帖经墨义，从来不曾考校，显是虚设，乞更不试。”即墨义考试内容不受重视，“显是虚设”，可见苏东坡在该科考试中位列第一对综合评定的帮助并不大。《宋会要辑稿》也明确记载:嘉祐二年省试第一为李实。至于苏东坡在省试中的名次，则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具体名次，已难于考索。则曾巩的省试名次就更加难以考索了。

　　话说回来，省试的名次对任官出仕影响并不大—决定功名高低的，是随之而来的殿试。

　　本来宋太祖确立殿试制度以后，殿试通过与否是举子能否登科的关键，但嘉祐二年首开殿试不黜落先例，只在殿试中对省试名次有所升降。

　　这次的省试状元是李实，殿试状元却是章衡。

　　苏东坡殿试的名次，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说得很清楚了，是“殿试中乙科”。

　　《宋会要辑稿》记载:嘉祐二年甲科分为五等，第一甲中，状元章衡为将作监丞，榜眼窦卞、探花罗恺并为大理评事、通判诸州;第四名郑雍、第五名朱初平并为两使幕职官;第六名以下及《九经》及第，并为初等职官;第二甲为试衔大县簿尉;第三、第四甲试衔、判司簿尉;第五甲及诸科同出身，并守选。

　　苏东坡兄弟同榜登科。苏辙中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不能立即授官，须守选。

　　苏东坡为乙科，属第四甲，赐进士出身，无须守选，可立即授官。但该年，苏母去世，他和弟苏辙一起回乡丁忧，也没有授官。

　　丁忧期满后，苏东坡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与名列第五甲的弟弟苏辙之官渑池县主簿，为同一级别，均为幕职州县官之最低等“判司簿尉”，也是嘉祐二年进士第三、第四甲授官中的最低级别。

　　由此可见，兄弟俩在殿试中的成绩并不理想。

　　但是，在苏东坡兄弟居乡丁忧期间，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下诏:“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状元)，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代还，升通判;再任满，试馆职。制科入第四等，与进士第二、第三，除两使幕职官;代还，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与进士第四、第五，除试衔知县;代还，迁两使职官。”

　　兄弟俩因此没有赴任，而积极备考制科考试。嘉祐六年八月，惊艳时刻到来。苏东坡哥俩同时爆发，苏东坡成绩入三等，为北宋举行制科以来继景祐时吴育之后的最高成绩，因此授官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取得京朝官身份;弟苏辙成绩入第四等，除秘书郎、商州军事推官。

　　上面的诏书说了，制举入三等，即依照进士第一(状元)的待遇授官。实际上，两宋三百余年，举行过二十二次制举御试，制举共分五等，一、二等为虚设，只有四十多人入等。入三等的，只有吴育、苏轼、范百禄、孔文仲四人。

　　可以说，苏东坡的荣耀，比状元还高若干倍。尤其难得的是，弟苏辙也入四等，兄弟同科，前所未有!

　　据说，宋仁宗读了东坡兄弟的制举进策后，欣然作色，对高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可惜的是，苏东坡后来并未得任相，堪称千古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