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福公主是怎么死的？韦太后为什么要杀她

　　每当一提起柔福公主总会想起电视里面的那位，那么小编就不得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了

　　韦太后是宋高宗赵构的生母，靖康年间当了金兵的俘虏，作为战利品押到北方，充当了金人的慰安妇，还给赵构生了一个同母异父的兄弟(一说二子) 。

　　在与外臣生子这一点上，韦太后与秦太后芈月有相似的经历。但不同的是，芈月是主动的，韦太后是被动的。而更大的不同在于，这位韦太后比芈月凶残，竟杀死了先帝宋徽宗的亲生女儿，也就是知道她在北朝为外臣生子底细、与她同侍一夫的徽宗之女柔福帝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靖康之役中，韦太后作为金朝的俘虏，被押解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洗衣院充作奴婢，被迫嫁给了盖天大王为妾，并且生了一个孩子。盖天大王赛里本名叫完颜宗贤，金宗室大臣。

　　托名辛弃疾所著《窃愤续录》记载：绍兴年间，宋钦宗被拘押在上京一寺中，一天，他偶然“在墙壁的缝隙中，看见远去的韦妃和一个金国的官长一起走，身旁还有一个奴婢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大人、小孩都穿着胡服，孩子喊韦妃为阿母，于是宋钦宗知道韦妃已成为盖天大王的老婆了”。这则记载并非空穴来风。只因赵构当了皇帝，堂堂天子之母曾经失身再嫁，未免贻笑天下，因此官史、私史都讳莫如深。

　　金人可恭的《宋俘记》就记载韦氏曾入“洗衣院”。所谓“洗衣院”其实就如现在的“天上人间”，变相的妓院，北宋的帝姬、王妃、皇妃都曾受到金人的凌辱。而且据《靖康稗史》记载：金朝官方出了一个告示说：允许宫女赵构的母亲韦氏、妻子邢氏和姜氏从良。并且金人还说，韦氏已经再嫁给金国的首领。

　　韦氏在金国生活了十六年后，高宗终于花重金将他母亲赎回。韦氏返回南宋后，被宋高宗封为太后。韦氏自然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五国城难以启齿的娼妓生涯，杀人灭口也就在所不惜了。

　　而在这之前，与韦氏同侍一夫的徽宗之女柔福帝姬早就乘隙逃回南宋。韦太后返朝后，却马上指证这位柔福帝姬是假冒。

　　本来，柔福伺机逃回南宋后，经宋高宗及宫内老人辨认，确认无疑。这就给宋高宗出了一个难题。但母命难违，经过主审官严刑逼供和捏造，把“真情”上禀：此柔福帝姬乃开封女尼李静善，因相貌酷似，便假冒帝姬。

　　很快，从北方逃回的一个名叫李楑的宦者又称自己在五国城见过柔福，说她嫁给一名叫徐还的金军将领后不久就已死掉。人证物证如此，可怜的柔福帝姬便被高宗赵构下令处决。

　　韦氏毕竟在金国生活了十六年，其遭遇不可能不外传。为了掩饰宫廷丑闻，宋高宗便在韦氏的年龄上做文章，将其虚增十岁。

　　关于韦氏被俘时的年龄，《开封府状》称当时“乔贵妃四十二岁。……韦贤妃三十八岁。”而《宋史·韦贤妃传》却称“绍兴……十九年，太后年七十，……二十九年，太后寿登八十。”照此推算，韦氏生于元丰三年(1080)，靖康二年(1127)时已经四十八岁。两份史料中，韦氏的年龄竟相差了十岁之多。

　　作为北宋亡国的见证，《开封府状》是当时金元帅府与开封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具有政府案牍性质，它所记载的内容也可以在其他史料中得到验证，其史料价值可与国史等相侔，具有很强的真实性。

　　而作为正史之一，《宋史》是记载两宋大人物、大事件的官方硬性文献，关于宫廷部分，主要是后朝撰者根据两宋帝后实录及有关密档所撰，而皇帝想表彰什么，想隐匿什么，是有所取舍的，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意志，所以实录也未必完全可信。在韦氏年龄问题上，《开封府状》应该比《宋史》更加可信!

　　为了掩饰宫廷丑闻，宋高宗还煞有介事地从绍兴十年(1140)开始，每逢韦氏“生辰、至、朔，皆遥行贺礼”(《宋史·韦贤妃传》)，并将典礼载入史册，依此表明“韦后北狩，年近五十，再嫁虏酋，宁有此理?虏酋舍少年帝姬，取五旬老妇，亦宁出此”，强调韦氏早已失去了生育能力。但怎么越看越像此地无银三百两。

　　不止是改年龄。为了让韦氏被俘时已经“四十八岁”既成事实，宋高宗还把韦氏与乔贵妃的“姊妹”关系换了个，让韦氏当了比自己年长四岁的乔贵妃的姐姐，“二帝北迁，贵妃与韦氏俱。至是，韦妃将还，贵妃以金五十两赠高居安，曰：‘薄物不足为礼，愿好护送姊还江南。’复举酒酌韦氏曰：‘姊善重保护，归即为皇太后;妹无还期，终死于朔漠矣!’遂大恸以别”(《宋史·乔贵妃传》)。

　　而韦氏归国后，不但绝口不提自己在金国的遭遇，反而叮嘱宋高宗“两宫给使，宜令通用;不然，则有彼我之分，而佞人间言易以入也”。意思是说，我们母子之间要多联系，多通气，不然，小人会恶语中伤，从中离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韦氏这番话很奇怪，这也恰恰印证了她想掩盖什么。

　　可怜的柔福公主，成了宋高宗和韦氏掩盖真相的牺牲品。《随园随笔》称“柔福实为公主，韦太后恶其言在虏事，故诛之”，以杀人灭口，死无对证。

　　同时，凡是了解韦氏底细的人，大都没有好果子吃。如，身陷金国十五载的洪浩归国后，被宋高宗称赞为“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的忠烈之臣，后来却成了一个“造为不根之言，簧鼓众听，几以动摇国是”(《系年要录》)的罪臣，被流放岭南，两个助手张邵、朱弁也遭殃。

　　再如，跟随韦氏归来的官员白谔，也因“有燮理乖谬语，刺配万安军”(《廿二史劄记》)。作为“报谢使”赴金与完颜宗贤有过接触的王次翁，也被钳制口舌。

　　这些人因言治罪，看来都和韦太后在金国的丑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