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标病逝后，朱元璋有想过把皇位传给朱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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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朱元璋开始的确有传位于朱棣之意。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经历了丧子之痛后，经过长时间对朱允炆的观察，觉得朱允炆性格优柔寡断，非果敢之主，再加上外形缺陷非常明显，头骨歪得厉害，所以这年九月召集群臣要立朱棣为储君：“国家不幸，太子竟亡，古称国有长君，方足福民，朕意欲立燕王，卿等以为如何?”

　　这个提议遭到了以翰林学士刘三吾为首的文臣反对：“皇孙年富，且系嫡出，孙承嫡统，古今通礼。”朱元璋说服不了众臣，遂怏怏作罢，终立朱允炆为储君。

　　以此看来，是否朱元璋眼界高远，立朱棣为储君就可以避免了靖难之役?恐怕答案是否定的。这个答案，说出来后，大家别不信任。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朱元璋如果立朱棣为储君，自然就能避免靖难之役?怎么会避免不了呢?大家别急，且看笔者后文慢慢道来。

　　太子朱标死后，皇位的继承问题是朱元璋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作为六十岁的老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对于如何选择皇位继承人，可供朱元璋作参考的制度并不多，反复来回也就三种而已。

　　第一种，兄终弟及制。

　　兄终弟及这种继承制度在我国历史中不少见，如夏、商两代王储就是由王弟与王子继承并用，按年龄长幼依次继承，兄终弟继。这在《公羊传》中有记载：

　　“其称王子猛卒何?不与当也，不与当父死子继，兄死弟及之辞也。”

　　《史记》也记载：

　　“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之通义也。”

　　后世的唐、宋、元等朝代皆有兄终弟及的例子，可见也算是一种相对通用的继承制度。

　　这种继承制度的优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长君主政可以避免幼主继位所带来的权臣弄政及外戚干政的祸乱。而缺点则是继位君主往往因年龄过大会导致君主更迭频繁，国家朝政不稳，另外很难得到儒家礼教下的文臣们承认，还是会造成朝政动荡。

　　太子朱标的离世，对朱元璋来说，选择继承人就成了一道天大的难题。如果要选“长君”，那么二子朱樉，三子朱棡都是人选，怎么说也轮不到他喜欢的四子朱棣。按照这种继承制度来看，强行立四子为储君，那么将来朱棣面临的同样是一场皇位的争夺战，也许“八王之乱”会在大明重演，得不偿失，否决了这种制度。

　　立贤制。

　　遴选储君，是一个王朝的“国本”，是重中之重的难题，储君的选择关系到将来江山社稷的兴衰存亡，因而对储君的能力多有考量。所以在治国理政、仁厚孝顺、英武果敢等多方面进行考虑，以期能选择一个好的储君。

　　但这种方法值得商榷，所谓的“贤”只是一个主观判断，无非就是用皇帝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否为贤。因为历史上的英武君主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自己选择的“贤”人必然带着强烈的主观欲望。

　　那么，聪明果决、相貌奇伟的朱棣便入了朱元璋的法眼，但这毕竟是朱元璋一厢情愿，他眼中的贤君，不一定就是帝国臣民所需要的，起码朱棣的兄弟们会很不服气的，到时候兄弟阋于墙，兵戈相向是在所难免的。这对朱元璋来说，自己苦心经营的大明江山重新陷入战火，也是不想看到的一幕。

　　传统宗法制。

　　尽管朱元璋一万个不愿意，他还是选择了历朝历代最为安全且通用的“宗法制”。这种制度自从周朝实行以来，一向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权利诉求，在国家一体化的传统社会中。实践证明，没有比宗法制更好的皇位继承制度，这种制度杜绝了皇位继承所引发的祸端和危机，极大程度上杜绝了皇室内的骨肉相残，最能使国家的政局稳定，在这一点上，朱元璋看得很清楚。

　　因而朱元璋立朱允炆为储君，这样名正言顺，没有给其他皇子起兵作乱的借口，确保了皇权的平稳过渡，这也体现出了朱元璋无奈而又明智的性格，这也是所有选择中最为正确的选择。

　　是否说朱元璋直接传位于朱棣，江山就会稳如磐石，不会发生“靖难之役”?

　　答案还是否定的。

　　朱棣的靖难之役，实质上早在朱元璋实行了“分封制”之后已经埋下了祸起萧墙的祸根。虽然朱元璋读书不多，但是历史上治乱兴衰的道理还是看得透彻，他对历史上由分封制带来的沉痛教训是有着深刻认识的，所以他推行的分封制又是明显与前朝不同的。

　　其最大特点是分藩之地远离帝国中心，基本上都是位于北方边境，他认为：“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安国家，下安生民。”大概在他心里也许会想，如此分藩，基本威胁不到长江以南的朝廷，即便发生了兄弟阋于墙的事情，也属于内部斗争，毕竟江山还是姓朱嘛。他在收藩王财赋之权的同时，又给了藩王兵权。这好比给了朱允炆一把刀子的同时，还捅了朱允炆一刀，让朱允炆难受无比。

　　朱元璋死时，这种分封制的弊端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即便朱元璋活着，藩王之乱迟早会起，这是制度推进的，并非人力所为。

　　因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分封制”才是引发靖难之役的根本，即便是朱元璋直接立朱棣为储君，该爆发的战争还是会要爆发，只不过是换个对象而已，事实上汉王朱高煦等再次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