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忠是唐朝的罪魁祸首？别再冤枉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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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国忠被后人视为盛唐衰败的罪魁，可是把历史的责任仅仅归罪到一人身上，恐怕太过草率。

　　白居易有诗云：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

　　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

　　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

　　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

　　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

　　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

　　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

　　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

　　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

　　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诗绝对是好诗，白诗向来平易通俗，全诗读来动人心魄，新丰折臂翁的不幸遭遇催人泪下。

　　新丰折臂翁惨事于史有据：天宝九载(西元750年)，南诏首领阁罗凤起兵反唐。此后从天宝十载至十三载，唐军由剑南镇(今四川省西部)出兵，三次大规模讨伐南诏，均告失败，伤亡惨重。尤其第三次南征不仅调动剑南本地镇兵，还从内地征发大批壮丁远征，几乎伤亡殆尽。

　　一、杨国忠的无奈

　　白居易终归是书生，缺乏政治洞察力，他出于朴素的反战思想写下了这首感天动地的好诗;却又画蛇添足，加上了政治评价“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

　　“开元宰相宋开府”就是唐玄宗在位初期名相宋璟，此公之事姑且不论;“天宝宰相杨国忠”无疑是大名鼎鼎，妇孺皆知。

　　杨国忠是典型外戚幸臣，他能够“炙手可热势绝伦”，靠的是那位“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玉环。对杨国忠来说，只要贵妃不失恩宠，杨家就稳如泰山，奉承好皇帝贵妃是重中之重，其他统统是细枝末节不值一提。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去立什么“边功”来“求恩幸”。

　　退一步说，即使杨国忠不甘做佞幸小人，想要建一番功业，那他也应该做他最拿手的事。“国忠专主薄簿，计算钩画，分铢不误，帝悦曰：度支郎才也”(《新唐书·列传一百三十一·杨国忠传》)，既然他以理财能力受皇帝赏识，又何必在自己不擅长的军事领域冒险?

　　当然，也可能说杨国忠缺少自知之明，轻率妄动。但是南征前后进行了三次，最晚到第二次战败时，杨国忠就应该明白军事手段无法解决问题，应该尝试政治解决。而当时南诏方面确实也曾请罪乞降，虽说阁罗凤不见得有多少诚意，可能是得了便宜卖乖，但好歹是一个可以搪塞皇帝的交待，反正他杨大相爷也要跟唐玄宗谎报军情给剑南镇脱罪，一般是欺君罔上，何不选个风险小的?

　　关键在于杨国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有自己的利益集团，不给底下人谋福利的话，大家凭什么替你卖命?杨国忠的基本盘是剑南镇，小弟们要升官发财得靠军功!

　　所以尽管杨国忠的“恩幸”不靠军功，也只能支持小弟们打下去。

　　二、李隆基的权衡

　　绝大多数人觉得，唐玄宗晚年腐化堕落昏庸失察，易受奸臣拨弄。

　　其实不然，老头子精着呢!

　　他晚年和大臣评价历任宰相时，就尖锐指出李林甫“妒贤嫉能亦无敌也”(《大唐新语·卷八》)，可见这些“奸臣”并没能蒙蔽“圣聪”，杨国忠那些小动作根本瞒不过他，只是不说破而已。

　　杜甫《兵车行》云：“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讽喻唐玄宗贪慕开边拓土的虚荣，以致边陲战事连绵不绝，祸国殃民。

　　唐代边镇大多处于古典农耕区的边缘，所能开拓的疆土几乎都是草原荒漠，很难产生产生什么可观利益，反而要平白多出不少开支。“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

　　《鹿鼎记》中韦小宝有言道：“皇上大封功臣，犒赏三军，大家都要升官发财。皇上自己非但升不了官，反而要大开库房，黄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子，一箱箱搬出去花差花差，岂不大大破财?”

　　话糙理不糙，不管什么战争，对皇帝来说都是亏本生意。战前要囤积粮秣军械，战时要发放军饷补充军需，输了一切休提，好不容易赢了还得论功行赏，大把真金白银就这么哗哗如流水出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些钱理论上都属于皇帝老子，本来可以拿来尽情享乐的;换来的一点虚荣，值得那许多吗?

　　关于韦小宝的问题，康熙的答复是：“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那就是你主子的升官发财。”这种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不尽不实，百姓是不是安居乐业皇帝倒不太在乎，但天下太平就不可或缺了。李隆基肯掏五倍军费，不是因为钱多得烫手，而是因为不这样做他会在别的地方花费更多。

　　要天下太平，要当“天可汗”，就得有能力保护自家子民。唐帝国固然烜赫一时，但是边防压力很重，吐蕃突厥契丹一个个磨刀霍霍，瞅机会随时会扑上来撕咬一口，非在边镇驻屯重兵不能威慑。

　　唐玄宗也不是不知道，初唐时有事聚府兵，事毕散归府的制度很好，既省钱又能避免将帅拥兵自重。无奈此时府兵制已完全崩坏，“时当番卫士，浸以贫弱，逃亡略尽”，国家军备总得有，边塞总得有人去戍守，不得已只能“一切罢之，别召募强壮，令其宿卫”(《旧唐书·列传四十七·张说传》)。

　　既然用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当然要提高“长征健儿”的待遇，多一些开支，不能让戍边将士既流血又流泪吧?

　　三、节度使的野望

　　很多人以为，唐玄宗年老昏聩，不信忠臣良将，偏偏看中了杂种胡安禄山，最后自食其果。

　　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早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边镇主将大多还是汉族重臣时，节度使军阀化已初见端倪。

　　《资治通鉴》记：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与吐蕃边将乞力徐私下约和，希望双方各自撤除守军。乞力徐心存疑虑，觉得崔希逸个人无法决定朝廷政策，怕和战大计会有反复。崔希逸再三保证，终于说服乞力徐，双方保持和平，边民各自安居乐业。开元二十五年(西元737年)，崔希逸部将孙诲想立边功，上奏皇帝称吐蕃无备，突然袭击可以大获全胜。唐玄宗命令内给事赵惠琮取河西查看情况，赵惠琮矫诏令崔希逸出兵。崔希逸不得已发兵，进入吐蕃境二千于里，在青海西大败吐蕃，斩首二千余级。从此吐蕃与大唐翻脸成仇。

　　这段记录常被看作唐玄宗好战轻启边衅的铁证。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崔希逸一介边将，凭什么自作主张自行和谈?从上下文看，事前崔希逸没有得到授权，事后皇帝和吐蕃赞普也没有追认，根本就是两个边将私相授受。不管崔希逸的出发点如何好，程序上就是明显欺君!须知“人臣无外交”!

　　另一位著名边帅，曾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的王忠嗣，也做过很不妥当的事情。唐玄宗有意夺回被吐蕃占领的石堡城(在今青海湟源县)，王忠嗣认为石堡易守难攻表示反对，皇帝很不满意，但是只能暂时罢手。天宝六载(西元747年)，将军董延光建议攻石堡，皇帝命令王忠嗣分兵接应，王忠嗣不得已出兵，但不肯就此事对将士悬赏，董延光很不高兴。董延光军攻打石堡失败后，董延光向皇帝投诉王忠嗣“沮兵”(故意打击士气)，王忠嗣被治死罪，经哥舒翰营救改为贬官。后来哥舒翰攻取石堡，伤亡数万，验证了王忠嗣预言。

　　这件事也被史家拿来批评唐玄宗不纳忠言。问题是王忠嗣身为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即便与最高统帅意见想做，也该是“保留意见，坚决执行命令”!怎么可以阳奉阴违，故意拖后腿?董延光投诉他“沮兵”，并不是诬告。

　　崔希逸和王忠嗣都被视为忠君爱国良将，良将尚且无视皇命迹近跋扈，等而下之者就更不堪了。节度使们已经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不再对皇权唯命是从。

　　李隆基不是不懂猜忌的老好人，事实上斗争这根弦他一直绷得很紧，因为怀疑与太子关系暧昧，他赐死了名将皇甫惟明，将王忠嗣几乎一撸到底，就是怀疑有人会用边镇精兵威胁他的地位。

　　既然连汉族大将都靠不住，唐玄宗更不可能真正信任那些“素无信义”的胡人，这些人肯给朝廷卖命，无非是“畏威贪利”而已。然而此时大唐已经不是贞观年间，做不到“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即便不考虑实际战斗力，关中彍骑满编也不过12万，而边镇编制是49万!强弱之势不问可知。

　　李隆基搞过裁军，盛唐边军最多曾达到六十余万，名相张说建议裁撤二十余万，此后又有反复，最后定编为四十九万，这是边防刚需，无法再作太大调整。他也想过避免边将久任，但操作起来并不容易，节度使地位很高，调任入朝要升迁尚书宰相才合适，而中枢显然没有那么多空缺;而且节度使们也会进行抵制。“(高仙芝)寻除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捴面请留”。

　　既然“威”不太靠谱，那就诱之以“利”。 于是唐玄宗积极支持边将对外军事扩张，用重赏将边镇的注意力引向域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

　　所以李隆基并不怎么计较边将们的军事失败。高仙芝兵败怛罗斯，安禄山征讨契丹，都是全军覆没，换到汉朝肯定要问死罪，最好结果也不过是赎为庶人;而在大唐他们几乎毫发无损，继续高官厚禄。因为这反映了态度问题：愿意外战就代表着没有异心，就是好同志。

　　因此，在李隆基看来，剑南军的失败只是能力问题，而大节不失，当然没有必要太计较。

　　四、宋开府的迂腐

　　从长远看，李隆基的鸵鸟政策必然破产，因为军事扩张有其极限，边将们迟早会发现内地军民比域外胡骑好对付。但在短期内效果还是不错的，毕竟大唐百年积威还是能够唬人的，于是乎内地官民安居享太平，边镇将士力战求重赏，大家都基本满意，盛世也就这得过且过么维持下来。

　　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实行宋璟那个刻薄寡恩的“不赏边功”政策，无疑将大大激怒边军，使他们怨恨朝廷，非但防不了“黩武”，甚至可能提前引发安史之乱!

　　这不是危言耸听，当年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国势蒸蒸日上;但是因为将国都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往洛阳，北部边镇重要性下降，朝廷对戍边军民不加重视，也不进行安抚，最后引发了“六镇之乱”，生生拖垮了拓跋王朝。

　　大唐统治核心关陇军事贵族，本就出自北魏六镇之一的武川镇，对边军叛乱可能造成的破坏再清楚不过了。

　　唐玄宗的绥靖政策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但是能够维持住现有局面也算比较尽职了。毕竟对整个军事制度做大手术需要极大魄力，而且操作难度极大，稍有不慎反而会陷入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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