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是谁？鉴真六次东渡有什么作用和历史意义？

　　鉴真是谁?鉴真六次东渡有什么作用和历史意义?接下来跟着历史屋小编一起欣赏。

　　鉴真东渡，是指僧人鉴真前往东瀛传授佛教。鉴真曾六次前往东瀛，辛勤不懈地传播唐朝多方面的文化成就，并带去了大量书籍文物。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使佛教更为广泛的传播。

　　唐朝时，很多中国人为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作出了贡献。他们当中，最突出的是高僧鉴真。他不畏艰险，东渡日本，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和雕塑水平的提高，受到中日人民和佛学界的尊敬。

　　鉴真原姓淳于，14岁时在扬州出家。由于他刻苦好学，中年以后便成为有学问的和尚。公元742年(唐天宝元年)，他应日本僧人邀请，先后6次东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754年到达日本。

　　图 鉴真

　　他留居日本10年，辛勤不懈地传播唐朝多方面的文化成就。他带去了大量书籍文物。同去的人，有懂艺术的，有懂医学的。他们也把自己的所学用于日本。鉴真根据中国唐代寺院建筑的样式，为日本精心设计了唐招提寺的方案。经过两年，唐招提寺建成了。这是日本著名的佛教建筑。

　　东渡原因

　　鉴真，唐代赴日传法名僧，日本常称为“过海大师”﹑“唐大和尚”，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

　　十四岁(一说十六岁)于扬州大明寺出家。曾巡游长安﹑洛阳。回扬州后，修崇福寺﹑奉法寺等大殿，造塔塑像，宣讲律藏。四十余年间，为俗人剃度，传授戒律，先后达四万余人，江淮间尊为授戒大师。

　　当时，日本佛教戒律不完备，僧人不能按照律仪受戒。733年(日本天平五年)，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入唐，邀请高僧去传授戒律。访求十年，决定邀请鉴真。742年(唐天宝元年)鉴真不顾弟子们劝阻，毅然应请，决心东渡。由于地方官阻挠和海上风涛险恶，先后四次都未能成行。第五次漂流到海南岛，荣病死，鉴真双目失明，751年(唐天宝十载)又回到扬州。

　　曲折过程

　　在6次东渡日本中，鉴真等人遇到许多挫折，第一次东渡前，将和鉴真同行的徒弟跟一个和尚开玩笑，结果那个和尚恼羞成怒，诬告鉴真一行造船是与海盗勾结。地方官员闻讯大惊，派人拘禁了所有僧众，首次东渡因此未能成行。

　　其后接连失败，第五次东渡最为悲壮。那一年鉴真已经60岁了，船队从扬州出发，刚过狼山(今江苏南通)附近，就遇到狂风巨浪，在一个小岛避风。一个月后再次起航，走到舟山群岛时，又遇大浪。第三次起航时，风浪更大，向南漂流了14天，靠吃生米、饮海水度日，最后抵达海南岛南部靠岸。归途中，鉴真因长途跋涉，过度操劳，不幸身染重病，双目失明。

　　鉴真最后一次东渡也并非一帆风顺。正当船队扬帆起航时，一只野鸡忽然落在一艘船的船头。鉴真认为江滩芦苇丛生，船队惊飞野鸡不足为怪，而日本遣唐使却认为不是吉兆，于是船队调头返回，第二天才重新起航，历尽艰险到达日本。

　　鉴真带去很多佛经和医书到日本。他主持重要佛教仪式，系统讲授佛经，成为日本佛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指导日本医生鉴定药物，传播唐朝的建筑技术和雕塑艺术，设计和主持修建了唐招提寺。这座以唐代结构佛殿为蓝本建造的寺庙是世界的一颗明珠，保存至今。鉴真死后，其弟子为他制作的坐像。至今仍供奉在寺中，被定为“国宝”。

　　六次东渡

　　东渡事由

　　742年，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到达扬州，恳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授“真正的”佛教，为日本信徒授戒。当时，大明寺众僧“默然无应”，唯有鉴真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遂决意东渡。

　　图 鉴真大和尚行迹

　　第一次

　　742年冬，鉴真及弟子21人，连同四名日本僧人，到扬州附近的东河既济寺造船，准备东渡。

　　时日本僧手中持有宰相李林甫从兄李林宗的公函，因此地方官扬州仓曹李凑也加以援助。不料鉴真一位弟子道航与一名师弟如海开玩笑说：“人皆高德行业肃清。如如海等少学可停却矣”，如海信以为真，大怒，便诬告鉴真一行造船是与海盗勾结，准备攻打扬州。当年海盗猖獗，淮南采访使班景倩闻讯大惊，派人拘禁了所有僧众，虽然很快放出，但是勒令日本僧人立刻回国，第一次东渡就此夭折。

　　第二次

　　744年1月，作了周密筹备后，鉴真等17僧(包括潜藏下来的荣睿、普照)，连同雇佣的“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85人，共100余人再次出发。结果尚未出海，便在长江口的狼沟浦遇风浪沉船。船修好后刚一出海，又遭大风，飘至舟山群岛一小岛，五日后众人方被救，转送明州(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安顿。开春之后，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各地寺院皆邀请鉴真前去讲法，第二次东渡遂结束。

　　第三次

　　结束了巡回讲法之后，鉴真回到了阿育王寺，准备再次东渡。此事为越州僧人得知，为挽留鉴真，他们向官府控告日本僧人潜藏中国，目的是“引诱”鉴真去日本。于是官府将荣睿投入大牢，遣送杭州。荣睿途中装病，伪称“病死”，方能逃离。第三次东渡就此作罢。

　　第四次

　　江浙一代既然不便出海，鉴真于是决定从福州买船出海，率30余人从阿育王寺出发。刚走到温州，便被截住，原来鉴真留在大明寺的弟子灵佑担心师父安危，苦求扬州官府阻拦，淮南采访使遂派人将鉴真一行截回扬州。第四次东渡不了了之。

　　第五次

　　748年，荣睿、普照再次来到大明寺恳请鉴真东渡。鉴真即率僧人14人，和工匠水手等共35人，阴历6月28日从崇福寺出发，再次东行。为等顺风，出长江后鉴真一行在舟山群岛一带停留了数月，直到11月才能出海。在东海上，该船遭到强大北风吹袭，连续漂流14天才看到陆地，16天后方能上岸，发现已经漂流到了振州(今海南三亚)，入大云寺安顿。鉴真在海南停留一年，为当地带去了许多中原文化和医药知识，时至今日，三亚仍有“晒经坡”、“大小洞天”等鉴真遗迹。

　　之后，鉴真北返，经过万安州(今海南万宁)、崖州(今海南海口)、雷州、梧州到达始安郡(今广西桂林)，在始安开元寺鉴真又住了一年，又被迎去广州讲法，途径端州(今广东肇庆)时，荣睿病死该地龙兴寺。在广州，鉴真动心前往天竺，被慰留。入夏之后，鉴真继续动身，经韶州时，普照辞去，临别之时，鉴真发誓“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此时，鉴真由于水土不服加之旅途劳顿，又为庸医所误，导致双目失明。过了大庾岭，鉴真大弟子祥彦又在吉州(今江西吉安)坐化，鉴真十分悲痛。接下来鉴真又经过了庐山、江州(今江西九江)、润州江宁县(今江苏南京)，回到了扬州。第五次东渡结束。

　　第六次

　　由于鉴真的游历遍于半个中国，因此声名大噪。

　　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晁衡等人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同他们一道东渡。当时唐玄宗崇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日本，为日本拒绝，因此不许鉴真出海。鉴真便秘密乘船至苏州黄泗浦(在今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东渡苑内)，转搭遣唐使大船。随行人众24人，其中僧尼17人。11月16日，船队扬帆出海，此时，普照也于余姚赶来，11月21日，鉴真所乘舟与晁衡乘舟失散，12月6日剩余两舟一舟触礁，12月20日，抵达日本萨摩。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

　　日本经历

　　天皇的尊敬

　　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孝谦天皇和圣武太上皇的隆重礼遇，754年2月1日，重臣藤原仲麻吕亲自在河内府迎接，2月4日，鉴真一行抵达奈良，同另一位本土华严宗高僧“少僧都”良辨统领日本佛教事务，封号“传灯大法师”、尊称“大和尚”。

　　根据圣武和孝谦的意愿，鉴真作为律宗高僧，应该负起规范日本僧众的责任，杜绝当时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托庇佛门，以逃避劳役赋税的现象，因此，孝谦下旨：“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但是，这引起了日本本国“自誓受戒”派的反对，尤其是兴化寺的贤璟等人，激烈反对。于是，鉴真决定与其在兴福寺公开辩论，在辩论中，鉴真做出让步，承认“自誓受戒”仍可存在，但是作为正式认可的具足戒必须要有三师七证，结果贤璟等人皆被折服，舍弃旧戒。鉴真于是在东大寺中起坛，为圣武、光明皇太后以及孝谦之下皇族和僧侣约500人授戒。

　　756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

　　然而，758年，作为鉴真最主要支持者的孝谦天皇在宫廷斗争中失势，被迫传位给淳仁天皇。相应的，鉴真也遭受到排挤。758年，淳仁天皇下旨，以“政事烦躁，不敢劳老”为由，解除了鉴真“大僧都”一职，并将在宫廷斗争中败死的原皇太子道祖王的官邸赐给鉴真。次年，鉴真弟子在该官邸草成一寺，淳仁赐名“唐招提寺”，鉴真从东大寺迁居至此。淳仁还下旨，令日本僧人在受戒之前必须前往唐招提寺学习，使得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5月6日，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入灭之前，其弟子为鉴真膜影，立夹漆像，传世至今。

　　图 唐招提寺

　　764年，孝谦天皇镇压了惠美押胜之乱，重新登基。鉴真的弟子思托、法进等人相继成为“大僧都”，唐招提寺也得以扩建，成为日本建筑史上的国宝。鉴真所开创的四戒坛，也成为最澄开创日本天台宗之前日本佛教僧侣正式受戒的唯一场所。鉴真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

　　日本弟子

　　鉴真在日本的弟子很多，其中法进(709-778)是鉴真讲授戒律和授戒的得力助手，被日本律宗奉为仅次于鉴真的“第二和尚”，撰有大量律学注疏，还经常向日本学僧讲述天台三大部4遍，深受欢迎;

　　思托积极协助鉴真营造唐招提寺，在向僧众讲授律学之外，也讲授天台宗教义，撰有日本最早的佛教史传《延历僧录》，并撰写鉴真传记《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日本元开的《东征传》主要是据此书撰写的;

　　如宝在鉴真死后主持唐招提寺，在进入平安时代之后曾为桓武天皇及后妃、皇太子授戒，被日本律宗奉为继承鉴真、法进之后的“第三和尚”。

　　意义

　　鉴真东渡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佛教更为广泛的传播到东亚地区，对日本的宗教和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