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靠谱么？司马迁是怎么知道三千年的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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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记史官员，负责记录本朝所发生的各种事情。很多皇帝在读史的时候都会参考这些记录，司马迁就是这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位。

　　司马迁的《史记》

　　研究中国的历史，必须要以《史记》为蓝本，想我堂堂中华上下五千年，光这本《史记》就记载着近三千年的历史。你就说这个司马迁牛不牛吧!这个家伙是从三皇五帝写到了农民起义，司马迁精心刻画了上百个人物。《史记》里面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五十二万多字啊!这可不是写小说，如果写小说，咱老王也能写个百十万字的小说。《史记》可是写的历史，容不得瞎编乱凑。这些文字耗费了司马迁十三年的时光，这本史书的规模之巨大，体系之完备，被后人所惊叹。但是啊大家要知道，古代的记录工具非常之原始，文献匮乏，到了秦始皇嬴政时期，又经历了焚书坑儒。导致了很多重要的史书失传。那么司马迁又是怎么知道的这三千年的历史呢?

　　据历史记载，司马迁祖上好几辈都是担任史官，司马迁的父亲也是汉朝的太史令。从小司马迁受到父亲和家庭的熏陶，读了不少的历史书籍和文献。父亲去世后，他承袭父亲的职位，更是有条件可以看到当时汉朝的大量国家档案。但是，即便如此，他就能对三千年的历史了解到每个细节了吗?不太可能吧?

　　当翻开《史记》我们发现，里面的很多描述相当生动，例如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陈胜吴广的对话“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以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些对话无论正确与否，在没有任何记录设备的情况下，这种对话根本不可能被保留下来。但是司马迁却记载的相当详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司马迁撰写史记，最大的特点就是严谨和认真，他记载的每一个事件，都亲自去走访调查，并对事件的真实性进行反复核对，最后才作为史料载入史册。汉朝的另一位史学家班固曾评价他说：“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翻译过来就是，他的文章来源可靠，不空穴来风，不凭空捏造，不隐瞒事实。他科学严谨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问题来了，以刘邦为例，一向科学严谨的司马迁，为何会将关于刘邦出生的民间流传载入正史，仅仅是古人迷信吗，还是说有想借此透露什么?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刘邦出生时候有不同寻常的事件，他的家乡地势低平，多湿地湖泊、沼泽池塘，偶然的一天，刘邦的母亲刘媪在池塘边休息，因困就地睡着了，梦见与神邂逅，突然间，天色昏暗，雷电交加，刘邦的父亲跑去看，看到一条龙趴着刘媪身上，不久后就怀孕生下来刘邦。

　　关于刘邦出生的传说，现在来看就纯粹是瞎扯，可以用来糊弄当时没文化的平民百姓，但肯定糊弄不了司马迁。或许，是真的有东西趴在刘媪身上，然后生出了刘邦，不过肯定不是一条龙，也不会是其他不明生物，只能是个人，而且是个男人。更不会是刘邦的父亲。设想一下，如果是刘邦的父亲，那为何故事不是发生在家里，而是在野外边?他大可以说成是刘邦父母在正在房事时候，突然间雷电交加，天色昏暗，数条龙在屋外盘旋。最后刘媪怀孕，得出刘邦。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刘媪有在外和男人野合的事迹，还曾经被当地人或者是刘邦的父亲撞了个正着，并且广泛传播，在刘邦当了皇帝以后，觉得这种事情不太体面，又左右不了事件的源头，只能将事件加以修改、美化，到了司马迁哪里，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之前惨痛的教训)，然后把这个传说原封不动的载入史册，最后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帝王都是将自己的皇帝位以“父承子业”的方式传承下去，而这种传承也被骂了数千年而不绝，尤其是陈胜、武广大泽乡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体现了世人对这种传承方式的痛恨。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曾记载了另一种传承方式——“禅让”。早在上古年间是没有真正“皇帝”的，而以尧、舜为代表的“首领”;他们的传承方式也不是“子承父业”，而是以推荐的方式选出最有德行和能力的人来带领大家，这种方式就叫“禅让”。根据《史记》记载，在“尧”帝年老不能执政后，本来众人都说让他的儿子“丹朱”继承他的“帝位”。但“尧”以为自己的儿子没有能力，因此众人公选推举了“舜”作为继承人。

　　但“舜”为人谦让，本想把“帝位”再还给“丹朱”;但众人都不理“丹朱”，而是集体朝拜“舜”。在这种“集体意愿”下，舜只好继承了“尧”的地位;在“舜”年老后，又效仿这种“公选”方式将帝位传给了“大禹”。这种看似美好的“禅让制”在《史记》的大肆宣传下也得到了后世儒生的极力称赞;但司马迁笔下所谓的“禅让制”真的存在吗?

　　但“舜”为人谦让，本想把“帝位”再还给“丹朱”;但众人都不理“丹朱”，而是集体朝拜“舜”。在这种“集体意愿”下，舜只好继承了“尧”的地位;在“舜”年老后，又效仿这种“公选”方式将帝位传给了“大禹”。这种看似美好的“禅让制”在《史记》的大肆宣传下也得到了后世儒生的极力称赞;但司马迁笔下所谓的“禅让制”真的存在吗?

　　司马迁的《史记》是早在西汉年间的产物，如果《史记》不可信，那还有没有除《史记》之外的史料记载来证明“尧舜禅让”的事实?还真的有，但并非证明“尧舜禅让”，而是另一种事实记载。《竹书纪年》是近代才出土的史料类书籍，书中则是这么描写尧、舜之间的帝位传承“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这里写的就很明白了，“舜”的帝位并非是“尧”以“禅让”的方式传给他，而是以“舜”囚禁“尧”，并使其子“丹朱”不能与父亲“尧”相见的方式“篡位”得来的。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曹丕的“篡位”方式真的和“舜”得到帝位的方式如出一辙。

　　如果一本《竹书纪年》还不足以推翻司马迁《史记》中说法的话，那么法家代表“韩非子”也曾对此有所评论。在韩非子的《韩非子·说疑》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这段话说的更明白“舜逼尧，禹逼舜”，这里很明显不是司马迁笔下所谓的“禅让”，反倒是名副其实的“篡位”。

　　其实不仅仅是三国曹丕和韩非子说过类似质疑“禅让制”的话，就连唐代史学大家“刘知几”也曾直言不讳的说“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言耳。”也许是年代太过久远，以至于世人对于过去数千年的历史真实性难以正确判断。而司马迁的《史记》作为最早的系统类史书，其影响力又太大的原因，这才导致了美好的“禅让制”成为了“真实”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