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慈禧太后听戏是有面子的事，为何大臣们都装病避之？

　　清廷的腐败、奢靡是全面性的。我们试从慈禧太后及王公亲贵的听戏、麻将等方面，去看晚清的“声色货利”之风。

　　清廷的腐败、奢靡是全面性的。我们试从慈禧太后及王公亲贵的听戏、麻将等方面，去看晚清的“声色货利”之风。

　　在专制时代，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往往决定一个时代的风尚或某些事物的兴衰。古有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近有慈禧太后嗜戏如命，直接推动了京剧的大繁荣、大发展。京剧能有后来的地位及影响力，慈禧是功不可没的。当年的京剧名须生孙菊仙说：“老佛爷(慈禧太后)非常懂行，别说文戏唱错了她听得出来，武戏少打几下、少翻一下，她都瞧得出。”谁都知道，她在宫中所点唱的，必定是各伶拿手好戏。而且光绪帝受其熏陶，对于文武各剧，亦颇研究有素，“南府”还有他的御制腔。

　　清宫常用的戏台凡四个，颐和园建成后数年，慈禧太后又在仁寿殿之北，旧为怡春堂原址，筑一大型舞台，改名德和园。其戏台之大，为清宫各戏台之冠。宫中演戏，每逢初一、十五各演一天，端午、七夕、中秋各演三天，新年期间，自除夕起到正月十六止，演足十七天。旧历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生日，称为“万寿”，从生日前三天起，连演七天的戏。万寿节赏大臣入座听戏，是一荣典，受此殊遇的大臣，死后还可在讣文中写明“赏入座听戏”(用红色印出)，以为光宠。

　　昔年在大内赏听戏，坐台两旁，遮蓝龙黄布幔，只可看台上，不能看殿上慈禧太后设座之殿廊，由两旁柱上挂纱帐，隔绝内外，太后在殿上一人独坐明处，命妇侍立左右。

　　陪太后听戏，虽然有面子，但是苦差，尤其是满洲命妇，侍立在旁七八小时，最难忍耐，所以一接到“请柬”，就设法生病来避过一劫。凡入座听戏的人，不论什么大官，一律不能高座堂皇，只许坐在大红垫子上，盘起双脚。等到一出戏演完了，自有太监领他出外边休息一下。慈禧太后独自一人坐在宝座上，如果在颐和园，则坐在正对戏台的颐乐殿门的木炕上，皇帝则坐在门外的左窗台处，后妃等人则坐在右窗台处。东西两边走廊，用木障分成十二厢，是王公大臣听戏的地方。

　　陪慈禧太后听戏是大臣的苦差，因为入座听戏至少要六个钟头，多则八个钟头，大臣多数是年纪大的，还有些年高体弱，借福寿膏提神的大员就不得不多花金钱来解决烟瘾了。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就说，某年因边疆问题，召固原提督雷正绾入京备问，恰遇慈禧太后生日，雷正绾的烟瘾极大，每隔一个钟头就要躺下来吞云吐雾一番。他接到“入座听戏”的通传，便请教老行尊规矩，知道一坐就七八个钟头，吓到面如土色，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打仗虽危险，但主将未必会中炮火，然而安坐在戏园而活活被鸦片制死命，就有危险了。后来有人教他求救于太监，言明每小时递茶一杯，和以烟泡，以八小时计，每杯一千两银子，听戏三日，共犒赏二万四千两，戏票之贵，可谓破世界纪录矣。太监这样敲诈，是看官员缺分肥瘠而分别的，雷提督是一品大员，带兵十多年，扣克口粮已成巨富，区区二万四千两，就算是孝敬慈禧太后为变相之寿礼吧。

　　后来成为袁世凯的女婿的薛观澜说：“西后听戏时最严格，若有错误，必遭责罚。但老谭(谭鑫培)若有错误，西后常一笑置之。凡谭迷都知道，谭唱《武家坡》，常将‘夫债呢’念成‘妻债呢’。又唱《连营寨》常念‘陆逊拜孙权为帅’。又老谭亦是西后政治上之工具之一，譬如《黄鹤楼》演得特别多，一则光绪善演此剧，二则西后爱看谭饰刘备，一种没有出息的样子。又在西后与恭亲王作对时，谭演《打严嵩》特别多，西后就把恭王看作严嵩，以消闷气。又西后爱看《连营寨》，一则欣赏反调的动听，再则以光绪帝看作倒霉的刘备。西后最爱听的戏是《珠帘寨》，此因剧中的二清皇娘穿旗装，正是西后的写照。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像当时被称为“大荣(荣庆)、小那(那桐)、端老四(端方)”的那桐，可说是光宣间的权臣之一。他留有《那桐日记》凡三十五年有余，八十多万字，其中记载家居生活、饮宴应酬、戏曲曲艺，极为详尽。那桐在金鱼胡同和西堂子胡同之间，东临米市大街的宅园中还建有戏台，人们称为“那家花园”。

　　当时王府里差不多全有戏台，而且有的是自置戏班，最早的要数四大徽班里的和春班，所以它虽然常在外边出演，可是以应王府的传差戏为主要差事，后来亲王府，恭亲王府、醇亲王府都有自己成立的戏班。

　　到了清末，一般亲贵多能自己上台爨演，如肃王、涛贝勒能演武生戏，伦贝子能唱青衣，侗将军艺事最精，称得起文武昆乱不挡，大家高兴的时候，在府里就可以演一台戏。除此还有各式各样的“堂会”，最常见的是团拜戏，各省有各省同乡的团拜，各乡会试，有各科同年的团拜。新年过后，大家想个法子，凑些公份，在一处聚会一下，吃一顿饭，看一天戏，既可促膝谈心，又可纵情娱乐。

　　这些团拜的举行，总是在各大会馆或各大饭庄举行，当然是以有戏台的为限。在前清的时候，宣武门外后孙公园的安徽会馆、虎坊桥的湖广会馆、西柳树井的越中先贤祠，以及崇文门外的浙慈会馆，都是常演戏的地方。而许多饭庄，大部分是应喜庆堂会，备办整桌的酒席，很少人去零吃小酌的。

　　瞿宣颖在《杶庐所闻录》还说到当时奢侈浮华之风，当时各部中的郎中、员外郎、主事，整天所忙碌奔走的，一是听戏，二是上菜馆，三是打麻将。他说：“汪穰卿(康年)笔记载，闽京官四人为食鱼翅之会，费至数百金。有为诗嘲京官者曰：‘六街如砥电镫红，彻夜轮蹄西复东。天乐看完看庆乐，惠丰吃完吃同丰。头衔强半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签卯字，闲来只是逛胡同。’”当时的这首诗真是道尽了这些京官的日常生活，其中“天乐”和“庆乐”，都是当时的戏园子，“惠丰”和“同丰”，则是菜馆的名字。而“白发中”是指麻将牌中的白板、发财、红中而言。吃喝玩乐，声色犬马，穷奢极侈的享乐，你说这个国家能不走向灭亡之途吗?

　　提到麻将，究竟起于何时，也和鸦片一样，言人人殊。但鸦片一名“罂粟”，最早见于《维摩经》。隋唐时，中国已经有了这个东西。麻将的历史，则无此斑斑可考的证据，陈定山的《春申旧闻》中说：“麻将原有人说叫‘马将’，就由北宋的马吊递变而来。也有人说麻将，原本是叶子戏，始于南宋贾似道，后来才改为竹牌的。这两说，都似是而非。

　　史上第一本麻将谱《绘图麻雀牌谱》的作者沈一帆指出“麻雀之始……不过三十余年”。该牌谱成书于1914年，亦即作者认为麻将始于光绪六年(1880)前后。清末曾任教于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的许指严于《十叶野闻》亦说，在北京，麻将于光绪末叶，甲午战争结束(即1894)后才逐渐流行，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大盛。徐珂的《清稗类钞》同样指麻将于光绪、宣统年间才盛行，不过他说麻将由太平军发明，时间比起上述首则麻将牌具记录早了起码十年，但仍属19世纪后半叶。由此种种，可推测麻将始于晚清，是相当近代的游戏。

　　慈禧晚年在宫中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于是就喜欢上打麻将，奕劻也对慈禧太后投其所好，立即派遣自己的福晋还有女儿入宫陪慈禧太后打麻将。胡思敬《国闻备乘》中有《叉麻雀》云：“麻雀之风，起自宁波沿海一带，后渐染于各省。” 近数年来，京师遍地皆是。薪俸既丰，司员衙散，辄相聚开赌，以此为日行常课，肃亲王善耆、贝子载振皆以叉麻雀自豪。孝钦晚年，宫中无事，亦颇好此戏。奕劻遣两女入侍，日挟金数千与博，辄佯负，往往空手而归，内监、宫婢各有赏犒，每月非数万金不足供挥霍。又自西巡以后，贡献之风日盛，奕劻所献尤多。

　　慈禧打麻将每打必赢是有原因的，原来奕劻的两个格格为讨慈禧欢心，暗中拜托站在慈禧背后观牌的两位宫女，看慈禧需要什么牌而向她们打手势，她们就装作无意打出那些牌，让慈禧和牌。因此慈禧不仅赢了钱，两位格格更是对她“技艺超群”的牌技赞不绝口，她不高兴也难。但两位格格也是别有所图的，她们趁着慈禧开心，立刻跪地叩头请求老佛爷赏赐她们的亲朋好友一个肥缺。正在兴头上的慈禧，通常就爽快地答应了。这手段比贿赂、送礼要高明许多，这是奕劻高明的“政治麻将”之手法。

　　而奕劻之子载振也是麻将高手，他在当农工部尚书时，许多人也陪他打“政治麻将”以博取他的欢心，而钻营门路的。周维藩陪他打“政治麻将”一输十余万金，才得到“会计司行走”的职位。当然还有其他人因陪他打麻将而获得高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