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廉吏杨昌浚为何被打入污点官员的“另册”？原因是

　　引子：一提起“清末四大奇案”，人们马上会想起“杨乃武与小白菜”，而这一“奇案”因为电视剧的传播而格外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主角之一的浙江巡抚杨昌浚更是被人嘲弄和痛骂至今。

　　然知晓历史的人，却无不为之抱不平。因为这个杨昌浚实在是清末一个有名的廉官。

　　一代廉官为何会遭人嘲弄?

　　勉为苍生留十稔

　　说到杨昌浚，就不得不提到一幅画。这幅画的题名便是《周濂溪爱莲图》，画的作者正是这位杨昌浚。他在画上还题了一首诗：

　　毕曲莲塘路，荷开望里深。

　　花多逼水面，船小放波心。

　　放棹幽芳袭,，香气满湖侵。

　　末尾落款是“略师新罗之笔海上云溪外史杨昌濬画并题”。

　　又一个“莲图腾”的推崇者。

　　又一个周敦颐清廉精神的承传者。

　　原来，这个杨昌浚正是地道的湖南人，是湖湘廉官文化的又一代表人物。

　　杨昌浚(1826-1897)，字石泉，号镜涵，别号壶天老人，湘乡县神童乡丰乐三十八都(今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西阳镇)人。他生于清道光六年，卒于清光绪二十三年。自幼聪慧，身材魁梧，臂力过人，二十岁跟随晚清大儒罗泽南读书，二十五岁补县附学生员。后跟随罗泽南出征与太平军作战，加盟曾国藩的湘军。咸丰六年，其父死，回家守孝三年。

　　咸丰十年，应左宗棠之招，复出从军。先后担任任知县加同知、衢州知府、浙江储运道、浙江布政使、浙江巡抚、甘肃布政使、护理陕甘总督、漕运总督、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陕甘总督兼甘肃巡抚、兵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病逝后，清政府诰赠其为太子太傅，在其任职过的地方建立专祠。前后居官五十余年(其间任封疆大吏二十二年)，仕途坎坷，三起三落。

　　杨昌浚十世布衣，其父杨荣琥只是一个手工艺人，以帮别人织物维持生计。苦出身的杨昌浚养成了俭朴的生活方式。

　　咸丰年间，杨昌浚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他从乡邻那里借来三吊钱和三个咸鸭蛋上了路。一路上省吃俭用，顺便为别人抄写文书和做苦力。到达京城后还剩一吊钱和一个半咸鸭蛋。考中后，他将剩下的钱和鸭蛋带回家中，交给其母亲，说以后要以此来教导后人。这样的故事在他的老家流传很久。

　　他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家族内“秉忠诚以继宏农传统，持廉洁以振清白家声，励志修身家齐治国平天下，诲耕读，习文奋武展雄略”的家训，奠定了杨昌浚清廉自好的品质。

　　做官后的杨昌浚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这种品质。由于自小家寒，父亲为他娶了邻居陈翁四岁的女儿做童养媳。陈氏比他小半岁，小时两人就一齐放牛砍柴，嬉戏玩乐，有着深厚的感情。杨昌浚在外求学，父亲常常在外打工，陈氏便在家充当了主要劳动力，下地耕田，蓬头赤足，好像粗婢一样。杨昌浚做官后，亲族都嫌陈氏配不上他。这时，一个谷米富商愿意以良田十亩银千两，及其他丰厚的嫁妆将其独生女儿嫁给他。这么优厚的条件，使长期处于贫困线的杨家父母心动了。父母与杨昌浚商议，不料他坚决拒绝，说：“陈女素勤劳、孝顺而人无失德，容言亦不下中人，儿但见其善，不知其他，何得轻弃稔知之佳妇而别求不知之人呢?世俗人的等级观财富观皆鄙夷不足道，儿方欲力挽世风，归于厚淳，何得身自捂之?吾家历代素寒微俭朴而崇尚勤劳，此正富家小姐之所难安、儿之所引为骄人者。女家亦甚寒素。女父与吾父皆至诚君子，累世通家，何得以素所骄人者自馁，便做鲜仁缺德事伤害人?儿与该女夫妻名分早定，虽各以礼相待，言不及谑，然彼此实心相爱重，由来很久了。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安忍弃糟糠，使其饮仳离之恨，滋我终身之愧!愿母勿复言!”

　　一席话，将父母说得无言以对。见儿子态度坚决，父母也果决地拒绝了富商的好意。

　　一次，杨昌浚回湖南老家，偕夫人徒步去拜望岳父，岳母准备设宴款待，杨昌浚急忙阻止：“我久不吃家乡的红薯、豆腐、蔬菜，只此几样便够。”并招呼夫人一同下厨。吃饭时，作陪的都是儿时旧人，见他筷戳红薯，吃得香甜爽口，都起而把盏，称其是“不忘根本的薯蔬总督”。当时的两江总督沈葆桢远道而来探望，观看了屋东的菜园，这时萝卜、芥菜受风摇曳，长势喜人。杨昌浚以家中小菜招待了这位远道来的朋友，沈葆桢不禁食之过量。随即在粉墙上写下了苏子瞻的《撷菜诗》：“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替这位“薯蔬总督”解嘲。

　　然而，对于布衣蔬食的生活，杨昌浚却很是怡然自得。

　　发达之后不忘本，考验的不仅是杨昌浚的善良人品，更彰显了他高大的人格。

　　杨昌浚的“不忘本”还体现在对待穷苦百姓的关爱上。

　　他自始对贫苦百姓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家附近有一条西阳河，村里人要外出，就只能靠一条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永济桥，年久失修，一到春夏季节多雨水期，桥面湿滑，不少人因此掉进河里。咸丰元年，他前往当时的湘乡县城赶考。由于刚下过雨，他一不留神，跌进了河里。幸亏他会游水才得以自救。

　　回家后，他对父亲说，他成就功名后一定要将桥修好，不再让村民遭受他这样的危险。

　　1882年，在外为官的他，一直未忘家乡的桥。他出资从四川运回大量长条石块，督建了大埔大桥。此桥在建国后修建溪口水库，才被水淹没。而今只要是枯水季节，此桥仍能使用。据当地人说，杨昌浚在其家乡一共修建了四座桥，其中三座至今仍在使用。

　　对于家乡人，杨昌浚是如此;对待其他地方的百姓，杨昌浚仍然是“一屡心思，除却国计民生，别无牵挂”。

　　同治元年，杨昌浚在日记中写道：

　　“兵毒之余，加以饥馑又益以瘟疫。每过一村，纵剩数人亦颠倒在地，奄奄天气，皆朝不保夕。自思百姓至今日，昔楚极矣!而浙人为尤盛。”提到开化县城“惟败壁当立，瓦石遍地” ，“气象萧索，令人垂涕”。字里行间，透露出杨昌浚对处于战乱中的普通百姓的同情和担忧。

　　同治九年，杨昌浚正式担任浙江巡抚。此时的浙江饱经战乱，一片萧条。杨昌浚先在民间微服私访，了解农民所病所急、渔民商人致困的关键所在，除了继续力行原有便民措施以外，秋后以工代赈，广招闲民流入兴修水渠山塘，严明劝勤惩惰的奖罚制度。春初集州县吏胥培训骨干力量，确立劝农惩惰办法，取缔赌馆、烟馆、乩坛和民间暗娼。在此期间，他还发动部属吏胥在西湖四周、外湖白堤两侧广植杨柳，并赋诗一首：“手植垂杨三万株，春来新绿满西湖。他年若过双堤路，漫道棠阴继白苏。”

　　淮泗大水，山东一带流民遍野，杨昌浚拿出自己的傣禄，组建贫民区，收养灾民达四万八千余口，并且还亲自来到灾疫区体察民情。

　　此外，杨昌浚还敢于同恶人做理性的斗争。浙江抚署内曾经有一恶吏，人称“郭老虎”，串通藩臬州县以及地方官绅，勾结京官阉寺，包揽词讼，以至鱼肉善良，独霸一方。在杨昌浚以前的几任巡抚制台都反被他控制。杨昌浚在任布政使等职时便已查得郭老虎不少劣迹，任巡抚不到一月，他便故意委派“郭老虎”去查一大案，趁此机会抓住他受贿作弊的把柄，由此全面调查他，追究他以前所有的罪行。最终将“郭老虎”判以极刑，并将参与官僚一并查获，任命了一批新的官僚，官纪为之一肃。当时便流行了一民谣：“清官到任，老虎落阱。”

　　曾经帮办江南军务、后来官至光禄寺卿的雷以諴亲笔赠联：“弛骤群才，尽归轨躅;彰明九德，大正纪纲。”大正纪纲，正是杨昌浚从政为民的真实写照。

　　杨昌浚担任浙江巡抚七年，光绪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左宗棠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曾对高度评价了他的该段历史：“杨昌浚以余杭案去官，时论异同，臣固无庸置喙;然观浙民去思之切，亦足见其无负于浙人也。”

　　光绪三年，在他从浙江巡抚任上罢官回家时，当时在武昌任知府的长子杨彦规闻讯后，星夜起程，在其父之前匆匆归家。杨彦规到家后，见家人都养尊习奢，衣绸戴锦，不能恪守杨昌浚平日“粗衣淡食作本分人家”的严训。急唤缝衣匠赶制全家人的大布衣帽鞋袜，分送散居各地的弟侄男女等，严诫“不得穿尺绸寸锦惹老父嗔怒”。杨彦规又带头辞退过多的仆佣，只允许每户留男仆两人、女佣一人。家人以这样的举止迎接杨昌浚的归来，足见身教之严、家教之紧。

　　杭州罢官回来之后，他用自己的俸资在家乡修得土砖平房十间，和一个简单的家院，购得田产30亩。后来杨昌浚再次出仕，官任陕甘总督兼甘肃巡抚的时候，他的小儿子曾写信给他，说近来乡里一蒋姓人家以平时一半的价格出卖田产，希望家中能再购得田产40亩。杨昌浚回信说：“已有田四十亩，山、土若干，再不忧温饱;比旧时、比他人家已属过分，添产何为?但益愆累耳。”

　　娄底市博物馆至今仍收藏着当年左宗棠送给杨昌浚的木刻寿联的上联：“知君神仙中人，勉为苍生留十稔。”下联是：“忆昔湖山佳处，曾陪黄菊作重阳。”“勉为苍生留十稔”是对杨昌浚准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