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因《通典》而彪炳史册的唐朝宰相

　　杜佑(公元735-公元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生于累世仕宦之家。杜佑18岁就进入官场，历经玄、肃、代、德、顺、宪六朝，仕宦60年，先后在刑、工、户、度支各部任官。这些任职履历使他对唐朝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典章制度非常熟悉，尤其是晚年官至宰相，身负朝政重任，得揽全局，更是周知国家盛衰的关键问题。不过，作为一生从政阅历丰富的政治家的杜佑，其本身也是一个好学深思、治学严谨的学者。《旧唐书·杜佑传》载:“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总之，政治家的见识加上学者的才华，《通典》由杜佑来撰写编纂，正可谓得其宜者。

　　唐宪宗元和初，杜佑以年老，屡次请求致仕，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六月，始获准以守太保致仕。当年十一月病卒。

　　一生为官，政绩斐然

　　杜佑幼年读书就很勤奋，经传之外，尤其重视历史典籍的学习。年十八，以父荫为济南郡参军、郯县丞。天宝末年，其父杜希望的好友韦元甫做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韦元甫以故人子留居住所。有一次，韦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处理，便征询杜佑的意见。杜佑对答如流，很得要领，元甫非常满意，便派他做司法参军。后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职，深得信任，由殿中侍御史转主客员外郎。大历七年(公元766年)，韦元甫既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今江西临川)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州(今广西北流)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前后在江西、广西一带做了好几年地方官。

　　大历十四年，德宗即位，励精图治，不次用人，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征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历任金部郎中、权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那时正用兵河北诸镇，军需紧急，“馈运之务，悉委于佑”。杜佑不久便迁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度支总领全国经费，当时军费开支浩繁，每月费度支钱一百多万贯。由于用度不足，德宗下令借富商钱，于是官吏大索商贾财货，闹得“长安嚣然如被寇盗”。杜佑看到这种情况，认为“百姓颇困，加赋攸难”，主张裁减官吏，节省开支，特地写了一篇《省官议》献给德宗。指出“设官之本，为理众庶，所以古昔计人置吏”，但自中宗以来，用人无制，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复的闲散的官员，糜费国家大量的开支，应该加以裁并。因为宰相卢杞当权，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卢杞为了排除异己，出杜佑为苏州刺史。由于前任刺史以母丧去官，杜佑有母在堂，不愿赴任，于是改任饶州刺史，不久以御史大夫为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杜佑被召为尚书左丞，复以御史大夫领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过了两年，又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

　　杜佑从贞元六年赴任扬州，在淮南经历了13年，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时，遭逢旱灾，饥荒严重。他一面下令富户出售粮食，救济灾民;一面革除苛捐杂税，安定社会。扬州久经兵乱，官舍多被毁坏。驻军没有营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庙里;储备没有仓库，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庀材鸠工，兴建营房和仓库，解决了军队用房和财赋储存的问题。当时联营30区，士马整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修整旧有的雷陂(江苏扬州市北)，还开凿了新渠，以资灌溉。又开滨海弃地为稻田，稻子产量很高，积米至50万斛。于是淮南兵精粮足，为四邻所畏。

　　第二，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了，军士拥立其子张愔，求为节度使，唐廷不许，于是加杜佑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叫他讨伐张愔。杜佑调集大批战船，派部将孟准为前锋，进攻徐州。但孟准的军队渡过淮河以后就吃了败仗，杜佑因此不敢进兵。这时泗州刺史张伾出兵攻埇桥(在今安徽宿县南古汴水上)，也大败而回。唐廷不得已任命张愔为徐州团练使，分濠、泗两州隶淮南，以杜佑兼濠、泗观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公事之余，勤于著述。贞元十七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通典》，派人献给了朝廷。

　　《通典》的编纂

　　贞元十九年，杜佑由淮南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顺宗即位，摄冢宰，寻进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当时王叔文以副使进户部侍郎，锐意革新政治，不久失败。佑奏李巽为副使，颇有建树。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杜佑拜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岐国公。这时河西党项潜引吐蕃入侵，边将贪功，请兵出击。杜佑上书反对用兵。他历述前代开边黩武，兵连祸结的历史教训，明确指出党项寇边的原因是，“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因此不应轻易出兵，但当慎选良将，加固边防，“来则惩御，去则谨备”就可以了。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了一年多，杜佑因年老请求致仕，宪宗不许，但令三五日一入朝，平章政事。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杜佑因病，累表求退，宪宗不得已许之。杜佑就在这年冬天逝世，终年78岁，赠太傅，谥曰安简。

　　杜佑元配安定梁氏，中年去世，遂以侧室李氏扶正，贞元十五年，封密国夫人。史称杜佑“始终言行，无所玷缺，唯升嬖妾李氏为夫人，时论非之”。其实杜佑言礼，贵在“随时”与“通变”，以妾为夫人，在他看来，也不过是行所当然罢了。

　　杜佑本为长安巨族，作镇扬州，家财巨万。在京城安仁里有府第，在城南樊川又有别墅，亭馆林池，最称佳胜，常与宾客置酒为乐。子弟都在朝中做官，一时贵盛无比。

　　中唐前后，是一个对历史进行大规模总结的时期，史书的编纂进入了非常重要的阶段，杜佑所著《通典》的问世，改变了古代历史的编撰格局，是史学发展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起，杜佑开始撰写代表其学术水平的史学名著《通典》，历经36年，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完成这部鸿篇巨制。《通典》共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9门。每门下面分若干子目、子目之下还有细目，以历代典章制度的历史演变、得失兴革为中心，兼记有关言论，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个别地方延续到德宗贞元年间。其文献主要依据是《五经》各种史籍，历朝文人的文集、撰述、论议。全书开创了综合性典制体通史形式，是独立制度史编撰的开端和奠基之作。以典章制度为中心，分门立目，以类相从，叙其始终的典制体，从此成为与编年体、纪传体并行的重要史书体裁，开拓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重大领域。　从《通典》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对社会结构有了崭新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建构在现实历史发展和时代精神的基础上的。《通典》自序中，他清楚地勾勒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及其相互关系，认为“食货”是基础，“教化”是手段，“致治”是目的。各种制度如选举、职官、礼乐、兵刑等都应建立在“食货”的基础之上。这种认识反映在《通典》的内容编排上。以“食货为首”，《食货典》12卷，论述经济问题，包括土地制度，乡村基层组织，赋税制度，户口盛衰，货币流通，交通运输，工商业和价格关系。在这些前提下，展开其余几个门类，其中职官又最为重要，礼、乐、兵、刑次之，州郡、边防更次之，这种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认识是先进的，在其以前史家中很少见。同时也是对近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系统总结。

　　《通典》撰述的目的，按杜佑自序中所说是“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里，他非常明确地表述了经世致用的创作目的，表现了经邦、致用的史学思想的成熟。首先，他以勇敢的历史和现实批判精神，指出儒家经典中的空泛言论无济于治世，批评历代众贤很少有匡救之方，因而他“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其次，他重实际，讲功效，把对历史的认识转化为对现实的思考和初衷。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他入朝为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通典》中的要点辑录成《理道要诀》33篇，上奏德宗，以便斟酌实行，针对社会的症结和时代的要求来“师古”，以达到经邦、致用的最高目的。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这种史学思想显然具有里程碑意义。最后，他反对“非今是古”的历史观和主张适时变通以顺应历史进步趋势的思想，以及对门阀制度的批判态度都表现了其卓绝的历史识见。

　　《通典》表现的一切，证明了作为政治家兼史学家的杜佑，无疑是时代的优秀人物，是站在历史潮头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