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外交情况如何 江户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民族

　　虾夷地(哀伊努人居住地区。16世纪以后，泛指现在的北海道及其以北地区 )在宽政十一年(1799年)幕府宣布东虾夷地“上知”(江户时代，幕府把藩及其他领地收归为幕府直辖领地的做法 )之前，因为18世纪初以来早期资本的进入及18世纪后期虾夷地已经成为长崎对外贸易中出口海产品的重要产地 ，虾夷地实质上已经被纳入了幕府的对外贸易体系 ，并且与幕藩制国家日本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但是至少在形式上和人们的意识中 ，虾夷地还是处于由宽永锁国令确立的对外体制规定下的一块异地，幕府只是通过“委任”大名政权松前藩的管理—— 幕府对幕藩体制外地域的一种统治形式—— 来实现它对虾夷地的权力渗透和延伸的。

　　天明五、六年(1785、1786年)幕府派遣官员前往虾夷地探查 ，天明六年(1786年)，幕府据此探查结果制定了大规模开发虾夷地计划。天明七年(1787年)继任老中的松平定信任职伊始，就十分关注虾夷地问题。他在虾夷地问题上持有与田人口沼执政时期不同的主张 ，即保持松前藩的委任制和提出虾夷地非开拓论。是要把虾夷地当做防备俄国南下的一种天然屏障。

　　人口

　　从17到18世纪中叶，亚洲最重要的地区和经济体，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如果将中国和日本作为一个整个进行考察，那么庆长五年(1600年)到元禄十三年(1700年)这个区域的人口增长了45%，庆长五年(1600年)到宽延三年(1750年)则增长了90%。根据日本学者的统计和推算，享保六年(1721年)时日本全国人口达到3128万，西方学者的测算数值则为2600万。

　　外交

　　中国

　　宽永十三年(1636年)到天和二年(1682年)，中国清朝正忙于统一战争，无暇顾及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江户幕府也囿于华夷成见，倾向于明朝残余势力，曾一度想假道出兵中国。这一时期日中关系仍以民间为主，而且仅限于经济贸易。天和三年(1683年)到享保元年(1716年)，清朝已经完成对台湾的收复，极为关注对日关系。康熙派官员赴日查探，试图打破对日僵局，进而建立外交关系。此时的江户幕府虽没有与清朝建交的意愿，但对清朝的态度已由原来的敌视、排斥转变为默认，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对清朝的尊重。双方关系转暖，但仍未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双方往来仍旧以民间经济往来为主。

　　江户幕府在初期的对华贸易中，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并随着两国贸易走向的变动做出调整。在这一时期内，由于受到中日贸易形势变动频繁，江户幕府管理贸一易经验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日本的对华贸易政策更迭频繁。在短短的年里，幕府四次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前后使用了包括丝割符制度、相对商卖法、市法、贞享令、长崎贸易改正令在内的五种贸易制度，平均每十几二十几年便有新政策出台，其政策更迭频率之高可见一斑。在此法规的刺激和鼓励下中日贸易走向繁荣，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日本白银的大量外流。而且中日贸易的规模越大，日本白银的流失越严重。

　　朝鲜

　　17世纪初期，德川家康建立新政权后，在对外关系中积极与朝鲜讲和。庆长十二年(1607年)终于迎来江户时代第一次朝鲜通信使，标志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庆长十二年(1607年)至文化八年(1811年)两百年间，朝鲜通信使共访日十二次，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17、18世纪东亚文化交流史中实属罕见。江户时代的文人通过与朝鲜通信使诗歌唱和、笔谈、书信等形式，朝鲜间接地源源不断地向日本传播着中华文化。在闭关锁国的日本江户时期，中日文化直接对话交流的机会不多，朝鲜通信使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在德川“锁国”时代，对马藩与朝鲜的贸易以三种运营方式进行，即封进(向朝鲜国王进献)、公贸易(政府之间的贸易)、私人贸易(商人之间的贸易)，私人贸易在17世纪后期兴盛起来。日朝贸易以“药材、丝、绸衣料”为主，同时也包括银、铜等金属。但是，生丝贸易也将中国纳入其中，日本、朝鲜、中国之间贸易的往返路线于是由“丝绸之路”和“银之路”构成。

　　琉球

　　庆长十四年(1609年)萨琉之役对于琉球和日本的关系、中琉关系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宽永十一年(1634年)，被萨摩藩入侵的琉球在岛津氏的主导下开始向江户幕府派遣使节。这种从宽永十一年(1634年)至嘉永三年(1850年)持续两百多年的朝贡行为也简称为“上江户”。

　　西欧

　　天文十一年(1542年)至天文十二年(1543年)，葡萄牙人漂流至种子岛(位于日本九州南侧)，拉开了日欧接触的序幕。自宽永十八年(1641年)至嘉永六年(1853年)，荷兰成为日本唯一直接接触的欧洲国家。继葡萄牙和西班牙，16世纪中后期荷兰在利益的驱动下，开始了向海外扩张，寻求经济利益的活动。荷兰慈善号，由英国人领航，最终于庆长五年(1600年)4月19日抵达日本的丰后(日本九州的东海岸)。这是日本与荷兰的首次接触。庆长七年(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特许状和公共集资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可以荷兰议会的名义建造防御工事、任命长官、为士兵安排住处以及同在亚洲的列强签署协议。

　　嘉永十八年(1641年)，长崎荷兰商馆建立并开始成为锁国时期日欧交流的唯一组织机构，随着日兰贸易的交往，欧洲的文化、技术、学问被源源不断地传播到日本，在日本经过漫长时间的传播与融合后形成兰学。在长达218年的锁国时期，长崎荷兰商馆成为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窗口，并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俄罗斯

　　俄罗斯自17世纪末扩张至远东太平洋西岸的勘察加半岛之后，就在一直在寻找一条可以和日本进行贸易的海上航线。而在不断南下的过程中，对北方诸岛进行贸易以及殖民统治，并在其上建立据点就成为俄罗斯打开对日航路的基础。并且自元文四年(1739年)以来，俄船在日本水域出没也就使得日本对俄罗斯有所警惕。江户中后期，由于幕府对兰学的弛禁以及财政危机，开发北方经营北方，就成为了18世纪后半期日本国内自幕府高层至中下级武士中的一种共识。并且自明和八年(1771年)，俄罗斯向日本长崎荷兰商馆递交警告性书信，以及之后拉克斯曼和列扎诺夫两次俄使前来，都给日本国内以很大的压力。而以列扎诺夫使团出使任务的失败，俄罗斯舰队劫掠北方诸岛日本据点为标志，“北寇八年”事件正式拉开帷幕。日本与俄方于文化十年(1813年)达成了初步的北方领土划界协议。而日俄双方再次将北方诸岛领土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则是40年后的普提雅廷来航。嘉永六年(1853年)俄罗斯海军中将普提雅廷率舰队至长崎叩关，并且沙皇尼古拉一世同时也向库页岛日方控制之地派出考察队并占领了日方据点。之后双方通过谈判签订了《下田条约》并划定了双方的北方边界。

　　社会

　　武士

　　武士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6%，属于统治阶层。根据其门第高低与政治权力的大小，武士群体又划分出二十多个等级，他们拥有很多特权，可以担任官职、受领俸禄，绝对服从权威。包括：

　　将军：是全国最高统治者，下设老中，决定政策，统辖政务，负责控制朝廷、大名与外交。

　　三百位左右的大名及旗下家臣：大名是各藩的统治者，下设家老、年寄等，直接统治人民，拥有领地的行政、司法和年贡征收权等。

　　公家贵族、神职和僧侣的地位亦等同于武士，人口大致上有六十万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二。

　　农民

　　人数共有二千五百多万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江户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赖农民的年贡。因此为保证大米等粮食的供应充足，幕府千方百计提高对土地产量的剥削，不断地变换租税收取制度，提高农民上税的份额，对农民的搜刮几乎到了使农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为防止农民从土地上流失，严禁土地的永世买卖。同时为了防止农村生产、生活的商业化，庆安三年(1650年)，幕府向全国农民发布《庆安告谕》，禁种经济作物，提倡节约。并通过改革币制、强制捐献、垄断专卖等形式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

　　工商业者

　　很难把手工业者和商人明确的分开，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活动经常重叠。工匠及商人人数共有一百八十万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

　　秽多/非人

　　地位等同奴隶的阶级，为数三十万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位列于士农工商四民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