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绍兴状元名儒--阳和先生张元忭

　　张元忭(1538—1588)，字子荩，号阳和，浙江山阴人，明代嘉、万之间知名理学家、教育家、学者。张元忭出身于官宦之家，其父张天复，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历官云南按察司副使、甘肃行太仆寺卿，博洽工文，著有《皇舆考》、《鸣玉堂稿》等书。《皇舆考》是研究明代地理的重要参考书。据史载，张元忭天生古貌魁伟，性好读书，其母见其过于刻苦，告诫其不要用功过度。张元忭为了不拂母意，只能偷偷看书，每当母亲熟睡，他就张幕点灯夜读，不令母知，其刻苦有如此者。稍长，就立下大志，以国家大事自任。常在父亲张天复座前侃侃评论朝廷政事得失、人才优劣，父亲张天复为挫其锋芒，往往不置可否。

　　张元忭的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他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二十一岁时得中举人，其后参加会试数次，均铩羽而归，直到隆庆五年(1571)才登进士第一，距其初中举人，已有十三年之久。时年三十四，已不是少年科第了。明代的野史杂书记载了其中状元前的神奇征兆，如明陈士元《梦林玄解》卷三十四《梦徵》云：

　　(张)元忭，字子荩，号阳和，浙江山阴县人。隆庆五年辛未廷试第一，父天复，行太仆寺卿。所居与罗万化同巷，尝梦携其扁于家，会试时祖茔有声，三日，往视得金芝六茎。是科刘 梦人以罗衣遗之，曰：“此第二服也，已有人先服矣。”果让张居首，时年三十四。

　　又比如明顾祖训编《明状元图考》卷一云：

　　戊辰年，予闻绍兴罗状元报，因曰：“来科状元必姓张，当再出绍兴。”客异予言，谓不谙谶术，何以先知?予解曰：“昔成化二年状元罗公伦，至五年张公 ，俱江西人，气运盛于一时，是以知之。”客笑曰：“成化八年吴公宽，吴人，然则隆庆八年亦吴姓，定是吴人耶?此言未可信。”予又解曰：“独不知何公孟春《馀冬录》，见熊入京，知京数日有火，已而果然。同辈问何以知之?何曰：尝读《宋书》，绍兴己酉熊入京，数日有火，熊字能火乃尔。同辈始服。其读书一事，其犹响应，岂三年大魁，独不兆各前科乎?”客亦唯唯而退，终未服。至辛未科闻报，始服予言。

　　这里提到的罗万化，字一甫，号康洲，也是绍兴人，隆庆二年(1568)戊辰科状元，比张元忭早了一科。同乡两人蝉联两科状元，无疑是绍兴科举史上的无上荣光(清代绍兴又出现了这种科举异事，会稽县人茹 与史致光蝉联乾隆甲辰、丁未科状元)，在中国科举史上也是一个异数，因此古人造作梦境、预言来渲染这种偶然事件，就不足为奇了。

　　张元忭生性孝慕过人。在未中进士前，其父张天复被人诬告。张天复在云南按察副使任上曾协助巡抚吕光洵平定武定土官凤继祖叛乱，得罪了云南黔国公沐氏，沐氏指使朝官弹劾，张天复于是被捕入狱。张元忭爱父心切，间关万里，亲送父亲到云南对质。旋即又亲赴北京为父申冤，当事者怜之，故张天复得以免官归越。如此往返一年，心力交瘁，不到三十岁就已白发种种。这也许是张元忭壮年早逝的原因之一。

　　张元忭一生仕宦不显。隆庆五年中状元，依例授翰林院修撰。不久，丁父忧去职。服阙，又奉旨教习内书堂。旋奉命管理诏敕，直起居注馆。后又丁母忧去职。服阙，起家超迁为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清理贴黄，寻充经筵讲官。张元忭出仕后，一直在努力为父亲平反，多次上疏为父亲申诉，甚至要求将朝廷给予自己的冠带恩荣 赠给父亲，但朝廷一直不许。为此张元忭心情抑郁，曰：“吾不可以下见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甲胄，斩首虏千级，口碑具在。乃今幸事明主，而不能为父洗沉冤，长负吾亲，何以为后?”(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十一)加之年轻时为父受冤事奔波万里，心力交瘁，因此一病而卒。张元忭一生官位不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出道较晚，享年不永。如果他能年登耳顺，凭他状元资历、身居被目为“储相”之地的翰林院，或可得跻 仕。

　　张氏本质上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对义理的兴味似乎超过了对仕途升迁的兴趣：

　　自以遭逢圣明，释 取上第，廪廪期有以自树。日橐笔守官下， 罗金匮宪典而研究之。词林故清署，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辄引代庖为解。乃独聚徒讲求世务人才，相与籍记之，户外屦常满。(《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十一)从中可见他对学问的爱好。翰林院丰富的典藏、同僚之间的谈论切磋，使张元忭沉浸在学问的海洋里，无暇旁及仕途的升迁。因此，谈迁称其“恬漠耽道，于进取泊如也”(《国榷》卷七十四)，洵非虚语。大学士朱赓如此评价这位状元同乡：“国朝科名以甲魁为卿相，勋德并懋，垂鸿无穷者无论已。乃位不越中大夫而名播寰宇，没世之后，犹蒙表章，则一峰罗公伦、梓溪舒公芬、念庵罗公洪先三君子之外，靡得而闻焉。三君子所谓不愧科名者也，岂其卿，岂其相哉?子荩之造即未知其所止，要之理学同、气节同、官不过五品又同，安知后世无表章子荩以继三君子之躅者乎?”(同上)言语中虽有对张元忭未能致身高位的遗憾，但将其与当时社会公认的名位不高而影响广泛的前辈状元罗伦、舒芬、罗洪先相提并论，隐隐然为能有这样一位状元同乡而自豪。

　　张元忭生性耿介，不屑夤缘钻营。他的座师是权倾天下的万历首辅张居正，张元忭作为张居正的状元门生，若能主动靠近、迎合张居正，致身高位、纡青拖紫不过是时间问题。但张氏对张居正若即若离，不卑不亢，有时甚至对张居正的所作所为颇不认同：

　　(张元忭)持操端介，绝不喜 事人，然坦焉躏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是。盖初之进也，出江陵门下，当炎炎时，卑者蚁附，高者鸷鸣，而独不随不激，有以自守。尝语同门曰：“某门人也，皂囊白简之事当以待他人，乃若丧请留、病请祷，即死弗为矣。”(《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十一)广西道监察御史胡 因与张居正政见不合，上书弹劾，被逮入狱。张元忭出于公心，上疏为其申辩，不惜开罪张居正：

　　张元忭以星变陈言，救其给事御史，投揭江陵所内。传语曰：“如此门生，十五年即望代我，何见小?”又云：“疏上，我亦不为若地。”张曰：“待为地者，不疏矣。”径出。江陵曰：“是且病狂矣。”寝不报。(明黄景《国史唯疑》卷八)张元忭这种耿直清高、不屑 颜事人，义之所在、不知避忌的性格是很难见容于当时的官场的，因此他以状元出身而终其身官位不过五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元忭也是一位纯粹的理学家。他年轻时就服膺王阳明心学，“尝读朱子格致章，覆卷思之，婴疑。已，闻王文成良知之说，乃洒然有悟，自是日究心于此学矣。”(《长沙府岳麓志》卷三)他是浙中王畿一派的弟子，学术上立足于“万事万物皆起于心”的心本体思想，主张“以万物一体为宗，而以明德于天下为愿”。他把朱熹、张载探讨的“太极之旨”也归结为心，可说是完整地继承了王氏“心即理”的思想。但张元忭并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王学，也并不恪遵王畿之学，相反，他对王畿乃至王阳明的一些观点、思想表示怀疑，甚至提出批评。王学好议论，到万历年间，王学末流更陷入了空谈误国的泥沼。张元忭对此十分痛恨，常思有以矫正之，“宗文成而每病世之学文成者多事口耳，特以力行矫之，尝曰：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致良知宗旨也。”(《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十一)在他眼里，良知、格物并不是一个玄虚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它的本质体现在躬行实践之中。他认为，陆王之学与朱子之学并不矛盾，“朱陆之学本同一源，后人妄以意见分门户，滋生异议，乃取朱子诗文，摘其与文成合者，汇成一书，曰《朱子摘编》。书出而纷纷异同之说涣然矣”(同上)。他强调儒者的道德修养，要求研经通史和经世致用，实际上是要以朱学来药王学末流游谈无根之弊。因此，黄宗羲认为张元忭“谈文成之学而究竟不出于朱子”(《明儒学案》卷十五)，所说是切中肯綮的。

　　张元忭的伦理主张在其讲学岳麓书院时表现得最为明白。万历十年(1582)，皇长子生，张元忭奉命颁告楚中六藩，被兵备道李天植敦请，主讲岳麓、惜阴二书院。他把在万历六年(1578)自己奉命教习内书堂所作的《内馆训言》中所阐述的儒家伦理教育思想带到了岳麓书院，这可从他为岳麓书院所作的《大成殿》、《岳麓自勉》、《朱张祠》、《惜阴篇》等诗中看出来。张元忭在常课之外，特拟《训言八条》，曰：忠、廉、诚、慎、慈、俭、谦、和，并各系以诗。“又摘史传中贤宦事迹，名为训解，日取一条，令年长二人，宣读二遍，请童竖环立而听”(《长沙府岳麓志》卷三)。张元忭“天性忠孝，介然不苟取与”，所以他对“忠”的解释十分深刻，对“忠”、“廉”、“诚”之间的关系道前人所未道。他说：“且说如何为忠，只有一心为着朝廷，不为一己私图而已。”“人臣欲事君以忠，必守己以廉，其成败名丧节，未有不由贪者”“人生世间，处心行事，全以诚为主”，欲立“掀天揭地功业，也都从诚上起，若还不诚，则根本先坏，纵然用计用数，毕竟做不得好人，济不得大事”(同上)，这就是说，要做到忠，关键是要廉，不廉必有所图，故不可能忠。忠是做人的目的，而廉是忠的保障。诚是做人的根本，无此根本，忠和廉都无从谈起。显然，张元忭想用“诚”的修养方法来挽救当时江河日下的世道人心，其伦理主张已不是王学那样的单纯内向求心所可包纳，这与湖湘学派的先察识后涵养的修养方法十分契合。因此，自张元忭受命主讲岳麓后，湖南讲学之风再度兴起，“士风翕然丕变，湖南正学，绝而复苏”(同上)，这可说是张元忭对湖南书院教育的重大贡献。

　　张元忭还是一位优秀的史学家。他在翰林院任职期间利用翰林院丰富的文献资料编写了《馆阁漫录》十卷，该书至今完整保存，是研究明初至正德年间馆阁制度的第一手资料。他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参与了乡邦地志的编撰。万历三年(1575)，他丁父忧家居，与徐渭合纂了《会稽县志》16卷。这是一部颇受好评的县志。该志以地、治、户、礼四书为纲，分统沿革、山川、风俗、官师等目。其中地书3卷，记载沿革、分野、形胜、山川、风俗、物产;治书1卷，记载设官、作邑;户书4卷，记载户口、徭赋、水利、灾异;礼书8;卷，记载官师、宦迹、选举、人物、祠祀、古迹、寺观。同时，还专撰有4篇总论和19篇分论。4篇总论分别是地书、治书、户书、礼书总论;19篇分论分别为沿革论、分野论、形胜论、山川论、风俗论、物产论、设官论、作邑论、户口论、徭赋论、水利论、灾异论、官师论、宦迹论、人物论、选举论、祠祀论、古迹论、寺观论。这4篇总论和19篇分论对全书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志书设论在旧志中甚至在新志中都是罕见的，这可以说该志在体例上的创新之处，同时该书以地、治、户、礼四书为纲，也有突出重点以清眉目的作用。因此后人评价此志：“四书具，而为邑之道略备矣，使禄于兹邑者因是而察地理之宜，兴治之要，拊循其民而导之以利。”(转引自李能成《试论万历会稽县志的学术性》，《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4期)万历十三年(1585)，丁母忧在家的张元忭又受他的同年、绍兴知府萧良 之邀，与知名学者孙 同纂《绍兴府志》。这也是一部以体例精核、考证明晰、图文并茂而著称的方志佳构，在芜冗杂滥的明志中鹤立鸡群，史家称“《绍兴府志》、《会稽县志》义严衮钺，足称一方信史”(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四)，绝非虚誉。修志的关键在于体例，体例的好坏反映了编纂者史识的优劣，万历《会稽县志》、万历《绍兴府志》之所以能称誉于后世，其体例精核是重要原因。民国方志学家李泰 在其所著《方志学》中十分强调修志体例。他认为，体例之于方志，譬如栋梁之于房屋，栋梁倒置，房屋焉能稳固?足可见体例在修志中的至关重要作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此志云：“是志分十八门，每门以图列于书后，较他志易于循览，体例颇善。末为序志一卷，凡绍兴地志诸书，自《越绝书》、《吴越春秋》以下，一一考核其源流得失，亦为创格。”即着重指出了该志体例上的完善。万历《绍兴府志》的优点，已有不少学者作了评述，此不赘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万历《绍兴府志》50卷并非张元忭一人独纂，全书的体例是张元忭和孙 共同商定的。除《人物志》15卷为张氏所撰外，其余均为孙氏所撰。据孙氏所作万历《绍兴府志·序志》所云：“初， 欲任其草创，而以润色俟之子荩。既玩 不克济，萧公虑杀青无日，乃又属人物于子荩，而俾 专地理焉。”则可知当初本拟由孙氏一人独撰，张氏修改润饰。萧良 担心杀青无日，故将《人物志》托付张氏。又孙氏《郡志小传》云：“初，余与子荩分辑郡志，子荩专人物，其三篇有录无书，萧公复属余续成之。”从中又可知张氏所撰《人物志》15卷也不全，有三篇亦由孙氏补撰。

　　张元忭是明代绍兴籍状元中学术成就最高，对中国文化贡献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位。明清以来，状元颇多，但真正对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不多。因为状元只是科举制度上的一个最高功名，本身并不代表能力、学识的出类拔萃。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状元只不过是当今所谓的高考状元罢了，高考状元若想成才，还得经过长时间、各方面的淬炼，并不是每个高考状元都能成才的，科举史上的状元其实也是如此，所以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状元都默默无闻，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文化、经济方面，均无建树和影响。而张元忭却不同，虽然他官位不显，但至少他在理学教育上、乡邦地志编撰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留下的史学著作如《馆阁漫录》 《皇明大政记》等也给我们研究明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粮，因此张元忭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