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为民请命，做事曾惹非议——山西籍诗人元好问的诗酒人生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动人心魄的发问，至今令多少人难忘。写下这优美诗句的，就是金末元初时的山西籍大诗人元好问。不过与“风流才子多春思”不同，写下如此动人诗句的元好问，却没有一件缠绵悱恻的风流韵事传世。他一生恋爱的对象就是诗词、史学。虽然生在金末元初朝代更替的乱世，他却深怀强烈的使命感，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成为“诗文史学，萃于一身”的“一代宗匠”。

　　迈不过科举的门槛

　　元好问是北魏拓跋氏后裔，魏孝文帝南迁洛阳时，改姓元。元好问的先祖中，最有名的就是唐代诗人元结。他的父亲元德明同样诗才过人，可惜屡试不中，心灰意冷之下便寄情山水间，以诗酒自娱。元好问在 7个月大时，就被过继给了叔父元格。

　　4岁时，元好问开始读书，7岁时就能写诗了。太原名家王汤臣见过他之后，惊呼为神童。14岁时，元好问拜陵川大儒郝天挺为师。拜师第二年，他曾在陵川西溪参加一个宴会，即席赋五言诗，引起轰动，有人描述说“当时膝上王文度，五字诗成众口传”，将他与东晋名士王坦之相比。他的哥哥元好古对弟弟在五言诗方面的造诣佩服得五体投地，曾写诗道：“莺藏深树只闻声，不著诗家画不成。惭愧阿兄无好语，五言城下把降旌。”

　　金章宗泰和五年 (1205年)，16岁的元好问赴并州(今山西太原)参加科举考试，途中，他遇到一个捕雁者。捕雁者说他设网捕得一只大雁，杀死了它，另一只脱网而逃，但它见同伴死去，并不飞走，而是在上空盘旋悲鸣，后来竟然投地而死。元好问为之感动，便买下这两只雁，把它们葬在汾河岸边，垒上石头作为记号，称为“雁丘”，并写下了他一生最有名的一首词，《摸鱼儿·雁丘词》(又作《迈陂塘·雁丘词》)，其中写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18岁时，元好问娶了张氏为妻。妻子也出身于书香门第，温柔贤惠。他虽然喜欢饮酒赋诗，却从不光顾秦楼楚馆，婚后没有闹出任何绯闻和八卦。

　　元好问的才情出众，但却无法迈过科举的门槛，第一次应试，他铩羽而归。老师郝天挺安慰他说：“我正好不想让你去当举子呢，区区一个考试，不足道也。”这位老先生素来主张教育不以科举为目标，所以元好问的落第也不奇怪。20岁时，元好问写下了《箕山》《琴台》等诗，当时的文坛盟主、时任礼部尚书的赵秉文看后极为欣赏，夸赞说“少陵 (杜甫，字少陵)以来无此作”，于是元好问名震一时，被称为“元才子”。

　　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

　　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元好问被任命为河南镇平县令，一年后转任内乡县令。在他的倡导下，原来由于天灾兵祸而田园凋敝的内乡，逐渐呈现出田园葱绿、农事繁荣的景象。后来他又出任南阳县令，时值大旱，他极力上书，争得了减免3年赋税的政策，使当地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被评价为“善政尤著”。

　　只可惜，当时金朝日渐衰落，蒙古铁骑所向披靡。在新旧交替之时，人的选择分外艰难和痛苦，元好问也做了一些让人非议之事。

　　第一件事便是“崔立碑事件”。天兴元年 (1232年)，蒙古大军包围金都汴京，金哀宗以“亲征”之名逃出京城。次年，元帅崔立发动政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事后崔立自认为此举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命元好问执笔，为他立“功德碑”。元好问深知涉及名节大事，便推脱给了太学高材生刘祁。刘祁无奈起草了初稿，然后交给元好问推敲、修改。

　　在儒家文化里，文人最讲究气节，元好问为叛贼立碑，引起了世人的非议。当然，也有学者为他辩驳，说他是迫不得已，而且是否构成气节问题，关键是看他在碑文中是否为崔立颂功。元好问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没有太多可指责的地方，他只是平铺直叙，敷衍成文，并没有为叛贼崔立大唱赞歌。

　　第二个争议事件，是汴京城破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开列了王若虚、杨奂等54名金朝儒士，请他酌加任用。这一举动的确惊世骇俗，各种责难迎面而来。

　　其实，向新朝廷举荐人才并不能说明元好问人格有问题。他曾立下志向，金亡后绝不出仕。但在元好问看来，人才难得，因此要格外珍惜、保护。应该说，他是高瞻远瞩的，他所举荐的这些人中，有15位在《元史》中都留下了记载，他们在传承和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更是得益于他的养育与教诲。

　　白朴的父亲白华，与元好问是结拜兄弟。蒙古人攻入汴京时，年仅8岁的白朴与父母失散，危难之时，元好问收养了白朴姐弟。只是，元好问也是亡国之臣，被押赴山东，生活尤为艰辛，但他视白朴姐弟犹如亲生，不离不弃。北上的路上，白朴感染伤寒，昏迷不醒，元好问昼夜将他抱在怀中。或许是上天保佑，第六天时，小白朴竟然在元好问的臂弯中出汗而愈。元好问惊喜不已，每天教他读书，悉心培养。白朴 12岁时，元好问才将他们姐弟送归到白华身边，白华感激不已，写诗谢道：“顾我真成丧家犬，赖君曾护落窠儿。”此后，元好问每去白家，都要指导白朴治学门径，还写诗勉励他说：“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可以说，白朴的艺术成就中，有元好问巨大的心血。

　　元好问做的第三件饱受争议的事情，是在元宪宗二年(1252年)，以 63岁高龄北上觐见忽必烈，给他奉上了“儒教大宗师”的尊号。忽必烈很意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元好问乘机提出免除儒户的兵赋等建议，忽必烈无法拒绝，只好答应了。

　　有人说这是元好问在拍忽必烈的马屁，但所提要求显而易见地反映出他的真实动机：一是蒙古人不尊重儒家，推行“八娼、九儒、十丐”，儒生的地位连娼妓都不如。元好问给忽必烈戴上“儒教大宗师”的帽子，可以提高儒生的政治地位，并以此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以儒治国”。第二则是源于他对蒙古统治认识的转变。曾经，在亡国后，元好问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然而元朝建立二三十年间，他看到忽必烈能够让百姓安定地生活，并消灭云南地方势力，恢复汉唐旧疆的赫赫功业，从内心也感到钦佩。他在诗中说：“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极”，把蒙古称为“汉家”，这表明他内心里的对立情绪消失了，对蒙古政权已经逐渐认同。

　　墓碑上只刻7个字

　　金朝的覆亡、元朝的建立已不可阻挡，元好问不是只忠于一家一姓的古板儒生，他最关心的是“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他感慨道：“但恨后十年，时事无人知。”为此，他决定为后世留存一部金朝的历史。然而，在活着都是未知数的动乱之际，这是何其艰难啊!

　　汴京被围时，元好问就向丞相建议，用小字抄录一遍国史，以便危急时刻让一匹马就可以带走。丞相认为主意倒是不错，可城外战马嘶鸣，哪有功夫干这个事。

　　天兴二年(1233年)，元好问被蒙古军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时，便开始着手记录金史的工作，他一方面回忆前辈及友人的诗作，想到了就立马写下来;另一方面为人撰写碑铭，通过记述人物的事迹来叙述历史，写出当时社会的变化。

　　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年已半百的元好问获得了自由，回到老家忻州，那种欣喜的心情溢于言表，他在诗里写道：“乞得田园自在身，不成还更入红尘?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风睡煞人!”当然，回家还有更伟大的使命，“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野史亭”，是元好问储存资料、撰写历史的地方。从此，他常年奔波于燕京、汴京、洛阳、太原、忻州等地，搜集材料，凡是金代君臣们留下来的言论、事迹，他都认真采集。听到的一点一滴，他都用小纸条记录下来，多达100多万字。

　　在付出了 20年的不懈努力之后，元好问终于完成了《中州集》《壬辰杂编》等数部鸿篇巨著。《中州集》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收录了诗词2116首，意在“以诗存史”，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断代诗史的新体例。后来元朝丞相脱脱主持修撰《金史》，元好问的这些著作成为主要的资料来源。《金史》被公认为二十四史中比较精良的，元好问功不可没。

　　虽然在史学上贡献巨大，但元好问最引以为豪的，还是他的诗词造诣，甚至在临终之时，他嘱咐后人在墓碑上只刻7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

　　元好问的诗词理论功底相当深厚，28岁时，他就写下了一部不朽的评论集《诗论三十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以诚为本”的诗歌理论。

　　在诗歌创作上，元好问以“丧乱诗”奠定了他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对此，他曾非常自信地说：“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

　　这些诗都写于金朝灭亡前后，山河破碎，流离的痛苦、内心的忧患浸透于他的诗歌之中，具有史诗般的意味。例如，在《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中，元好问描绘说：“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这些文字，笔笔浸血，字字含悲，堪称杜甫之后现实主义诗风的又一高潮。

　　元宪宗七年(1257年)，元好问卒于获鹿(今河北石家庄鹿泉区)寓舍，享年68岁。清代学者赵翼有一首《题遗山诗》，概括了元好问的一生：“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不幸的时代，却成就了元好问，沧桑落尽，诗匠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