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后期这人智商最高，可是为什么会死在司马懿手中呢

　　桓范字元则，沛国龙亢人，三国时期曹魏大臣。他不仅通晓政略，同时还精擅文学、绘画。此人虽然心思敏锐，聪明绝顶，号称“智囊”，然而历来的影视作品均对其一笔带过、着墨不深。本书对他的论述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独具慧眼，劝友见妻。

　　三国时，魏国首都公安厅的阮厅长有个女儿，相貌非常丑陋。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丑女嫁给了许允。举行婚礼之后，新郎死活不进洞房，并放话说：“你那个女儿长得跟泼了稀硫酸一样，我宁可撞死也不进去!”家人为此十分担心。恰巧阮家的世交桓范前来贺喜，阮厅长高兴地说：“大家都不必发愁，桓范一定能劝许允进来。”

　　许允见了桓范，气就不打一处来，怒道：“我要退货!这是欺骗消费者!”

　　桓范笑着说：“你先别退货，冷静一点!阮家是世代守礼之家，既然把丑女嫁给你，肯定是有用意的，你应该进去看一看。”于是耐心的给他讲述“丑妻近地家中宝”的训诫。

　　的确，丑女有丑女的好处，子曰：“贤贤易色。”又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古代有三大丑女：第一位叫嫫母，是黄帝的妃子，丑得可以吓退鬼怪，却擅长织布，而且组织才能出众，是黄帝的贤内助。第二位叫钟离春，是战国时期齐国无盐人，德才兼备却容颜丑陋，四十岁还没嫁出去。时值齐国朝纲不振，政治腐败，钟离春冒死请见齐王，陈述治理国家的方法。齐宣王大为感动，把她立为王后，看成自己的一面宝镜。第三位是东汉时的孟光，长得又黑又丑，却非贤士梁鸿不嫁。两人结婚后隐居山中，以耕织为业，以诗琴自娱，为后世留下“举案齐眉”的佳话。

　　这些貌丑才优的女子，比许多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女更令人瞩目。

　　许允再三考虑，觉得桓范所言不无道理，于是硬着头皮回到洞房，可是一看夫人那副尊容，又吓得要往外跑。新娘知道他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死拉着不让他走。许允很不客气地问：“妻子应该有四种美德，你有几德?”新娘说：“在品德、辞令、容貌、女工四样当中，我所缺少的只是容貌。不过，士人应该有百种品行，你有几行?”许允说：“我都有。”新娘说：“百种品行，以德为首，你重色不重德，还好意思说‘都有’?”许允被她问得哑口无言，觉得这新娘很不简单，只能强抑不满，自我安慰道：“我吐啊吐啊就习惯了!”

　　后来，许允担任组织部干部调配局局长，他所提拔的人都是同乡，最后被人检举揭发。魏明帝怀疑他营私舞弊，要对他诫勉谈话。他的妻子光着脚追出来，提醒他说：“皇上圣明，可以用道理说服，不能用感情打动。”许允被带到朝堂之后，曹叡骂道：“朕身为天子，都不敢任人唯亲，你何德何能，竟敢拉帮结派?”许允说：“圣人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可谓公矣。’我推举自己的乡党，是因为他们勤勉务实、才堪大用，不是为了拓展自己的小圈子。请陛下考察一下，看他们是否称职。如果不称职，我甘愿领罪。”明帝经过考察，发现他选任的人都很称职，不但没治罪，还升了他的官。

　　许允当初被抓走时，全家老少吓得大哭。阮氏平静地说：“大家不用担心，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于是一边煮着八宝粥，一边若无其事的等着。过了一会儿，许允果然回来了。

　　许允后来卷入夏侯玄谋杀司马师的事件，朝廷上要对他处以极刑。仆人慌里慌张跑回家告诉许妻。许妻正在机上织布，神色不变地说：“跟司马家族那群虎狼之徒斗争，却不讲求策略，反而想要效仿专诸、荆轲的行为。如今谋事不密，丧身殒命是理所应当的。”门生说：“恐怕要来抓你们的儿子，赶紧把他们藏起来吧!”许妻说：“这不关儿子的事。”

　　许允死后，许妻搬到他的墓旁居住。司马师不放心，假意派钟会去看，如果许允的儿子像父亲一样有才干，也加以诛灭，以绝后患。儿子问母亲该如何应对，母亲说：“你们几个虽然不错，但才干不多，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不会有事的。也不必表现得过于悲伤，钟会不哭了，你们也就别哭了。还有，少打听朝廷里的事。”儿子们按照母亲说的做，钟会认为他们平平无奇，于是据实回报司马师。钟会以善于看人著称，司马师相信他的判断，不再追究。

　　许允在九泉之下应该庆幸桓范让他娶了一位了不起的妻子，否则也许会落个断子绝孙的下场。

　　其二，刚正守职，屡有进谏。

　　正始年间，桓范被任命为大司农，以清廉节俭见称。当时曹爽专横跋扈，独揽朝政，史载其“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不惟如此，还纵容手下敲诈勒索、盗取公帑。譬如其心腹何晏，曾强行将洛阳、野王两地的数百顷桑田和汤沐地霸占，作为自己的产业，还不满足，又变本加厉的向其他州郡索取，官员都不敢抗逆。而一些开罪了何晏的大臣，像卢毓、傅嘏等都因小事而被免官。朝堂上的司法官员为了迎合曹爽一党，以求晋升，不惜给其他诤臣罗织子虚乌有的罪名，冤案迭生。

　　桓范有感于此，作《辩能》以讽喻时弊，其文略曰：“夫商、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仿商、韩之治，专以杀伐残暴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而行，安时趋利，敢行祸败，此又商、韩之罪人也。然其抑强族，抚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尚有政焉。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趋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辩，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复是商、韩、宁、郅之罪人也。”

　　大意是，商鞅、申不害、韩非子这些人，看重人的狡诈智谋，因而推行法制特别苛刻。废除礼义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不师法古人的仁政，致使群众只求能免于犯罪受罚，却没有廉耻之心。因此，他们相对于伊尹、周公来说，则是罪人。然而他们在“富国强兵”、“信守法度”、“赏罚公正”、“不避权贵”等等方面还是可取的。

　　到了汉朝，又有宁成、郅都之类的酷吏，假装模仿商鞅、韩非的样子，实则根本没有秉承法家的精髓，他们专门以残暴的杀戮、惩罚为能事，迎合为政者的旨意，趋炎附势，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肆无忌惮地干尽了败坏朝纲、祸害百姓的事情。因此，他们相对于商鞅、韩非来说，则又是罪人了。然而这些酷吏在“抑制豪强”、“惩奸除恶”、“儆戒百官”等等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

　　这番恳切之议最终石沉大海。

　　桓范又对曹爽、曹羲兄弟屡次一起出游的事情加以劝谏：“你们兄弟总揽大权，掌管禁兵，不宜一起出城。万一有人关闭城门，你们谁又能进城呢?”曹爽不以为意道：“谁敢做这种事?!”于是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

　　正始十年，太傅司马懿趁曹爽兄弟随曹芳拜谒高平陵发动政变，关闭洛阳城门。当时，大司农桓范带着大司农印寻找曹爽，并进言说：“卿别营近在阙南，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诣许昌，不过中宿，许昌别库，足相被假;所忧当在谷食，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意在让他们效法当年魏武帝“奉天子以令不臣，蓄士马以讨不庭”的做法，先把圣上移到许都，以待勤王之师。届时，只要曹氏兄弟能凭险据守三个月，那些有心对中原瓜分豆剖的势力就会纷杳而至，趁机浑水摸鱼，司马家族断难称心如意、独成其大!

　　司马懿闻听后，果然担心曹爽真的奔赴许都，然后矫诏乱命，召集朋党或者境外蛮族来对抗自己。倘若到了那一步，吴、蜀两国的鹰派势力也难免乘衅而起，局面会更加复杂。

　　蒋济却断定曹爽贪恋妻小，肯定不会采纳桓范之计。

　　后来，正如蒋济所料，曹爽决心要罢官投降，以为顺从地交出权力还可以继续富裕奢华的侯爵生活，保存家族。桓范见此大哭着说：“曹真一世英雄，却生出你们两个蠢猪笨牛。我真是瞎了眼，竟然忠心耿耿的为你们筹谋划策，看来今天难免身死族灭的下场了!”

　　其三，获罪遭戮，宏著未成。

　　世间的善恶，是不容易了解的。即便是聪慧之人，也难以在第一时间看出端倪。有道是“闻恶不可就恶，恐为谗夫泄怒;闻善不可即亲，恐引奸人进身。”我们察人断事切忌“先入为主”，否则必然深受其害。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汉哀帝刘欣有贤臣辅佐，可还是差点被道貌岸然的息夫躬(人物名)欺骗;楚怀王熊槐早年有兼听之明，照样被外表谦逊和顺的靳尚所诓。相反，陆逊因为不遵常理而让众将觉得“难当大任”，左思因为笨嘴拙舌而令时人嘲讽讥笑。

　　桓范撰写的《世要论》，对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官员进行了评价，将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处事法则展露无遗，何为“正”，何为“邪”，皆清晰可辨。或为师从楷模，或为摒弃典型，后来者自可参照。

　　《世要论》所言‘七恕’：

　　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朴呆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此七恕者，皆所以进善也。

　　意思是，有的官员不善言辞，但是头脑聪慧敏锐，说起话来虽然尽是些刺耳之言，却能把交代的事情办成。对这样的官吏，能不体察到他的心直口讷，并加以宽容吗?

　　有的官员外表呆板，不修边幅，说起话来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可这种人虽然看上去生性疏阔，内心却藏有无穷无尽的奇思妙想。对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应当为了他的淳朴和内秀而宽容他外在的鄙陋与不足吗?

　　有的官员临危授命，冒险犯难，是能担当拨乱反正大任的天才，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忍受一切诽谤屈辱。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为了他的忠心为国而信任、重用他，原谅他的小节吗?

　　有的官员公正廉明，为了国家大局而与众多同僚发生了意见冲突;或者为了捍卫法律的威严而大义灭亲，牺牲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应当看到其大公无私的可贵，给予支持保护。

　　有的官员道德标准很高，不会以‘低头折节’的方式换取与赃官恶吏的同流合污，更不会以损害社会的方式为自己博得名望。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看在他光风霁月的份上，特别加以理解吗?

　　有些官员寓居仄陋，却有胆量讨论皇亲国戚才敢讨论的事情，有的官员地位卑贱，却敢对国家大计建言献策，对于这种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体察到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难能可贵吗?

　　有的官员个性孤僻，作风特殊，但他保持着与众不同、超然独立的节操，这就很容易招来诽谤。当领导的应当明白这种人有着特殊的品德、才能，并加以体恤。

　　这七种善于理解、体谅、保护官吏的做法，是当领导必须具备的，否则就得不到前面所说的七种好官员。”

　　《世要论》所言‘九虑’：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臣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意思是，有的官员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干得不错，但其险恶用心在于一旦手握大权，就要实现他的大野心，从而达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官员在小事上，在平时很讲信用，但其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在大事上搞阴谋诡计。对这类官员不是应该预防其欺诈吗?

　　有的官员表面上很有魄力，干劲冲天，实际上没有真胆识;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义，可在实际行动上却蝇营狗苟。这就要考虑，这些官员是不是在弄虚作假?

　　有的官员专搞打击同事、贬低同僚的小动作，以达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计划、政令也不能向下传达。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员发表似是而非的意见，虽然很中听，但是中了他的邪说就会乱了真理;或者发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见，一旦实行，就会伤害真正的贤能之士。对于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在进谗言?

　　有些官员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就用不公正的赏赐鼓励自己满意的部下，尽管这些人没有什么业绩;或者用奖赏的办法收买人心，预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处罚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属下，以此树立权威，尽管这些人有能力、有业绩。对出于私心擅自赏罚的负责人，当领导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图谋结党的奸诈之人?

　　有的官员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采用明场上抬举他，说好话，而暗地里却用阴谋诡计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谋划什么事情，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办、一心为公的旗号，实际上暗中却塞进了私货，假公济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迹。当领导的，就要警觉这类官员是不是欺世盗名、欺君罔上之辈?

　　有的官员专走上层路线，结交领导人左右的办事人员，从而找机会向执政者说项推荐，以达到进身的目的;或者借助领导人重用的、言听计从的人，巴结他们，依靠他们，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当领导的就应当考虑，这类官员是不是有作伪的动机?

　　有的官员永远随声附和，八面玲珑，有时甚至违心地苟合别人，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顺利地往上爬。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将来的祸患：关键时刻，利害关头，他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有的官员一门心思顺着上级领导的意志，专做上面喜欢搞的事，专说上面喜欢听的话，为的是求得上级的欢心，取得上级的宠信，而这些事、这些话对老百姓、对社会是好是坏，他一概不去多想。对于这种官员，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这九种善于观察、缜密思量的做法，也是当领导所必须具备的，否则就要招引奸邪近身。

　　这‘七恕’、‘九虑’常被后世有为之君当作案头之训，时刻铭记，甚至被魏征、褚遂良等人编入《群书治要》，以诫来叶。自此，无论清官廉吏还是奸伪之徒，大家都可用以参验对照、找出原型。放眼明初，监察御史韩宜可耿直敢言、快口无忌、不通世故，自太子以下，无不厌弃，但洪武帝思及‘七恕’，赦而不杀，果然为国家保存了能臣干吏;而刑部尚书开济觇伺上意、务为两端、左右逢源，满朝文武皆称其精明干练，时人鲜克有疑!朱元璋却不忘‘九虑’，细究其行，终于发现了他的罪恶勾当!可见‘七恕’、‘九虑’这套理论的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更令我们啧啧称奇的是，这套理论虽然析毫剖芒、字字珠玑，却只不过是桓范所著的十分之一。掌权者若能尽用桓范之才，何愁纲纪不整、天下不治?可惜，司马懿并没有像汉高祖刘邦宽宥蒯通那样，饶恕桓范，而是辣手无情的将其杀害。遂使他正在编写的《治本》、《择将》等等名篇，散佚不存!今天我们很难再看到完整的《世要论》了!甚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