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侵扰山东，朱元璋派使者去日本交涉反而被杀

　　戚继光祖上随明太祖朱元璋南征北战从龙有功，后战死于云南，为表彰其功绩，戚家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1544年戚继光的父亲去世，年仅16岁的戚继光承袭父职，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军旅生涯。16—27岁这段时期戚继光一直负责山东海防。山东沿海也屡有倭寇骚扰。嘉靖三十三年，25岁的戚继光被朝廷升任为山东等处防倭署都指挥佥事。此时的戚继光正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年纪。正如他所写下的诗句那样：“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戚继光上任后，立即对卫所进行整顿，严肃军纪，秉公执法，可谓雷厉风行。他对这一艰巨的任务信心满怀，他自己说：“自觉二十岁上下，务索做好官，猛于进取，而其他利害劳顿，皆不屑计也。”戚继光任在任的两年期间，山东沿海海防，成为当时沿海各省最为稳固的防线。基于此，朝廷才将戚继光调到倭患最严重的闽、浙地区。将他放置在更大的历史舞台，才能充分发挥他卓越的军事才华。而在山东防倭任职期间的一些列事迹，为他后来驰骋闽、浙沿海，平定倭患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倭寇兴起于元代，自元初到有明一代，其对我国沿海的骚扰，劫掠，前后持续长达300余年。14世纪中叶，正值日本进入“南北朝”战乱时期。一些在战争中失败的武士，逐渐沦落为“浪人”，依靠烧杀抢掠等手段谋生，这些浪人和当地专门从事走私贸易的海商相互结合，形成广为祸患的倭寇。

　　但史学界对“前期倭寇”与“后期倭寇”有所区分，活跃于十四世纪后半期的“前期倭寇”更加“货真价实”，主要由日本人构成，其间或也有一些被称之为“禾尺”、“才人”的朝鲜人。

　　据《高丽史》载：“禾尺、才人不事耕种，相聚山谷诈称倭贼。”所谓“禾尺”、“才人”实际上就是归化于高丽的女真或契丹族后裔。但即便如此，此一时期的倭寇内部，日本人仍然是其构成的主导力量。

　　与“前期倭寇”不同，活跃于十六世纪中叶的“后期倭寇”以浙江、福建、广东诸省沿海地带为主要活动舞台，进行走私贸易。明朝嘉靖时期的倭寇成分更为复杂，期间存在大量中国籍海盗、走私集团。大量史料显示，此一时期倭寇相比较而言，非占主导地位的并非日本人。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海商及其追随者。比如根据史籍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闽浙江南北广东人多从倭者。大抵贼中多华人，真倭只十之一二。”

　　很多日本倭寇都是依附于华人的海盗集团，时人郑晓在其所著《今言》中说：“倭奴藉华人为耳目,华人藉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出没海岛,倏忽千里,莫可踪迹。”

　　明嘉靖时期倭寇兴起的原因，与明朝的海禁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明代之初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不时与张士诚、方国珍的残部相勾结，扰乱东南沿海地区。让朝廷十分头疼。(及张士诚、方国珍分据东南海上，而遗孽窜岛中，两浙淮阳驿骚矣。)

　　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朱元璋在获悉此事后，主动派使臣到日本交涉。其在诏书中写道：“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害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廷;不臣，则备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为寇贼，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至其国，缚其王。”然而日方的“九州征西将军”怀良亲王在接到信后，斩杀了五名使臣，其余悉数扣押。即便如此，朱元璋还是一再向日本派去使者，一再被拒绝也始终克制。“以蒙古之辙为鉴，终不加兵。”(所谓“以蒙古之辙为鉴”指的是元朝曾多次征讨日本，均因台风袭击而失败，日本的“神风”信仰就是因此而来。)

　　当朱元璋发现外交手段无法有效解决倭寇问题时，便对内在沿海地区采取“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入海”，禁止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只允许保留加以限制的官方朝贡贸易。然而对于福建、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的百姓而言，不冒险突破“海禁”之令根本无法生存。明中叶以后，人口的增长使得原本可耕种土地面积就少的沿海地区压力倍增，不得不以海为田，下海求食。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指出，沿海省份“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津舶为家者,十而九也”。

　　另一方面明政府的海禁政策加上有限制的朝贡贸易体系，无法满足海外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人口压力加之贸易需求的增长，使得沿海地区的走私规模日益扩大。(“海上之国方千里不知几也，无中国续绵丝帛之物则不可以为国。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

　　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在宁波的“争贡”事件，被史学家们普遍定义为“后期倭寇”的发端。按照规定，维持明朝与外国的朝贡贸易关系是由市舶司负责的，外国船舶必须持有明朝政府颁发的“勘合”做为凭证，方可前来贸易。事件起源于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各自派遣使团来华贸易，两团在抵达浙江宁波后因为勘合真伪之辩而引发冲突。据嘉靖《宁波府志》记载：“两夷仇杀，流毒廛市。”

　　此事件导致明朝政府决定废除了浙江、福建市舶司，仅保留广东市舶司一处，由此明朝与日本的贸易途径中断，为后来的倭乱埋下伏笔。

　　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起，倭寇之患达到顶峰。严重威胁到沿海地区的安全，“联舟数百，拥众数万……贼至必焚毁室庐而烟焰数十里,劫杀人民而死亡动则数千人。”

　　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佥事，分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

　　明代自中叶以来，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卫所制度己无法发挥最初的效力。卫所官兵“驱之戎行，则恍然自失;责之城守，则恬若罔闻”，“平居则哨探不设，临阵则纪律无闻。”毫无战斗力可以。因此不少将领主张推行募兵制，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

　　戚继光很注重士兵的身体素质和精神面貌，他认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可以反映出他的本质，因此在选兵的时候他还会适当借鉴面相之法。他在所著《纪效新书》中说：“选人以精神为主，而当兼用相法，亦忌凶死之形，重福气之相”。

　　所谓君欲善其事必先利器，除了士兵本身的素质以为，戚继光也很注重对武器装备的改良。戚继光认为“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加之戚继光对军队作战阵线的编制和创新，12人为一队，配备长短不一的兵器，相互配合，各司其职。此便著名的“鸳鸯阵”，很是让倭寇大吃苦头。

　　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十九日，16艘倭船满载1000多人抵达宁海，烧杀抢掠。戚继光接到消息后于二十二日，部署好台州防务，亲率主力2000余人奔赴宁海。此役乃是“戚家军”的“鸳鸯阵”首次亮相，半个时辰便杀敌数百，而戚家军无一阵亡。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戚家军屡立战功，倭贼惧之如虎。

　　1567年隆庆皇帝朱载垕继位，明政府放弃了开国以来的海禁政策，倭患起于海禁，如今海禁已开，沿海民众允许下海贸易，倭寇也就消失了。而戚继光平定“南倭”后则被调往北方，继续对抗“北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