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何痛恨日本？看日本当时干的奇葩事儿你就明了

　　核心提示：堂堂中华之主，却受到夷狄小国如此奚落。“帝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朱元璋忍下了这口恶气，不过“怒日本特甚”，从此对日本派来的朝贡一概拒绝接受，宁愿与日本老死不相往来。朱元璋在“日本国”旁特意添加了小字注释：“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如果给坐在龙椅上的明太祖朱元璋一个问卷，问他最恨的人和最恨的国家，他会怎么填?

　　最恨的人：无。元顺帝、陈友谅、张士诚、韩林儿、胡惟庸、李善长，这些阻碍朱元璋登上和坐稳皇位的人都早已被一一消灭了，朱元璋的人生座右铭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最恨的国家：日本。因为同样是不顺、不恭，触了逆鳞，朱元璋却无法伸出惩罚的手。

　　明初，来朝的国家有日本、占城、真腊、暹罗、琉球和西洋诸国，但朱元璋最反感日本。

　　朱元璋的书房里挂着把日本扇子，是明军从一次剿灭倭寇战斗中缴获献上的。他以此为题写过一首《倭扇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诗中斥责日本国王无道，民众都是盗贼，还鄙夷地称日本君臣平时光着脚，说话像青蛙叫。

　　光是心里鄙视也就罢了，有一次，朱元璋接见日本使者答里麻，居然遇到一件让他火冒三丈的事。

　　明初来朝贡的外国使者很多，一般使者来华先被礼部官员接到京师的会同馆住下，第二天到奉天殿等待皇帝的接见。接见时，朱元璋先问：“尔国王安否?”再问：“尔使者远来勤劳?”然后使者磕头，贡献方物，完毕。

　　这天接见答里麻，朱元璋一时起了兴致，多问了第三句：“尔国风俗如何?”可以想象，这纯粹是上国之君对夷狄小国的敷衍之问，不料答里麻早有准备，伸直脖子晃着脑袋吟诗作答：“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

　　这首诗明显和朱元璋的《倭扇行》唱反调，傲慢之意一目了然，因此朱元璋“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

　　鉴于倭寇屡次侵掠海滨郡县，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派杨载出使日本，赐玺书声讨其罪。国书写得异常霸道，完全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联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一要其称臣，二要其取缔倭寇，三甚至还扬言要缚其国王，征服日本。

　　收到这封国书的并不是朱元璋想象中的日本国王，而是控制九州的南朝实力派人物怀良亲王。

　　怀良亲王可不是个善男信女，铜簸箕碰上了铁扫帚。

　　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怀良亲王是南朝后醍醐天皇第十一皇子，头衔是征西大将军。南北两朝在九州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交锋——筑后川之战中，怀良亲王亲自上阵督战，身中三箭而不退，南朝大胜。

　　无论身份还是性格，怀良亲王看到这封劈头盖脸训斥的国书，自然一头恼火，加上受蒙古来袭后遗症的影响，日本人对中国来使有一种警觉和鄙视的排斥心理，当场杀了使者中的五人，把杨载等两人拘留了三个月才放回。

　　使臣被斩!这还得了?

　　坐上万乘之位后，朱元璋命令手下大将平四川、克云南、攻辽东，都是大军所至兵不血刃，可称传檄而定。受到“君臣跣足语蛙鸣”的化外小国斩使之辱，朱元璋的愤怒可想而知。估计当晚，书房里那把倭扇成齑粉矣。

　　怀良亲王完全重复了当年北条时宗斩杀元朝使者的一幕，但思前想后，朱元璋却不敢效仿忽必烈的天子一怒兵伐日本。

　　眼看倭寇骚扰越来越严重，隔了一年，朱元璋再遣使臣赵秩出使日本，递交国书给怀良亲王。吸取上次“直抵其国，缚其王”的教训，这次的国书完全走怀柔的路子，大意是说：“最近几个被倭寇抓走的俘虏逃回本国，我这才知道早些时候的倭寇来犯，不是贵国王的本意，而是盗贼所为。所以我已经让海军方面暂停造战船了。果然能够革心顺命，共享太平，不是件美事吗?”

　　硬的不行，软着来。在这封国书中，朱元璋对日本大加安抚。不过，赵秩还是差点遭遇前任使者的下场。怀良亲王见他姓赵，怀疑他是当年元朝使臣赵良弼的后代，并且是代元朝出使，喝令左右斩杀。幸好赵秩没有慌张，耐心说明现在中国当政的是明朝而不是蒙古，自己也不是赵良弼的后代。这才打消了怀良亲王的敌意，并同意派回使入明朝献马和方物，并且送还明州、台州被虏男女七十余口。

　　此后，朱元璋从在华的日本僧人口中，了解到与之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并非日本国王，大失所望：敢情一直在对牛弹琴啊。这期间，日本的大名也出动了几次贸易船，每次都因为没有正式的国书而被朱元璋赶走。

　　明太祖希望的日夷来朝的圣世景象依然没有出现，在一再失望之下，洪武十四年再次遣使，在指责日本国王的国书中以开战相威胁：

　　“……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若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祸。如吴大帝，晋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获男女以归。千数百年间，往事可鉴也。王其审之。”

　　国书到达日本九州后，同样被扣在怀良亲王手中而没有到达北朝，当时北朝幕府大兵压境，南朝节节败退已处苟延残喘之中。怀良亲王这次收敛了脾气，没有斩使，只是回了一封不卑不亢的国书：

　　“臣闻中国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节选)

　　这封回书有抑有扬，强直豪壮，文采斐然，“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的豪言，实在是才子手笔，放之世界史上也应该是著名的国书。文中用典很多，我实在怀疑是中国文人手笔，不像是日本精通汉学之人能写出的。

　　武则天当年废中宗自立，读完才子骆宾王起草的《讨武氏檄》后感慨：“宰相安得失此人?”但朱元璋不会这么说，因为宰相都被他杀光了。

　　说起来，两位宰相胡惟庸、李善长的死也和日本有关。

　　胡惟庸是从龙功臣，官居左丞相，位于百官之首，却被朱元璋处死，李善长受株连一起被杀。朱元璋给胡惟庸加的罪名是：秘密交结宁波卫指挥林贤，让他向日本国王借兵谋反。“日本国王”怀良竟“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包藏祸心。”

　　胡惟庸擅权跋扈是真的，“通倭”却是真假难辨，史学界一般视为“莫须有”，只是朱元璋诛杀功臣的一贯手段。杀掉宰相后，朱元璋顺势定下了有明一代不立宰相的祖训，说到底，还是为后世儿孙扫平障碍。

　　堂堂中华之主，却受到夷狄小国如此奚落。“帝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

　　汉朝镇守西域的大将陈汤敢喊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而作为开国雄主，连一代天骄的蒙古人都被他赶到了漠北，日本如此无礼，朱元璋为什么不征讨?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从政治上考虑，天下初定，朱元璋深知休养生息的重要，不愿再起干戈，在祖训里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后代不要“穷兵黩武”。从战略上考虑，北方的蒙古残余才是心腹之患，日本虽然不臣，但远在大洋深处，劳师远征，胜败难料，他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当然，如果朱元璋能预知他一手开创的大明江山后世屡遭倭寇侵犯，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出动百战之师，不惜一切为子孙拔掉这根荆棘。

　　朱元璋忍下了这口恶气，不过“怒日本特甚”，从此对日本派来的朝贡一概拒绝接受，宁愿与日本老死不相往来。不过，担心后代不能像自己一样能忍，朱元璋把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勃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并写入《祖训》传后世子孙。朱元璋在“日本国”旁特意添加了小字注释：“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怒日本，但持重不敢出兵，这恐怕是朱元璋一生最大的遗憾。

　　风水轮流转，转到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当皇帝时，日本人突然一改傲慢不恭的死硬面目，低头哈腰请求称臣朝贡。当好大喜功的中国皇帝朱棣遭遇拜金为上的日本将军足利义满，两个国家又重新好得像蜜里调油一般。朱棣甚至夸奖道：“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不过，这一次蜜月，能延续多久呢?

　　先斩使，再称臣，又反目。日本和明朝的外交史上，一次次上演白云苍狗的时代闹剧。嘉靖皇帝忍无可忍：断贡!这下更惹了马蜂窝，翩翩使者不见了，头缠白布的倭寇呼啸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