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对纪晓岚的真实态度：饱受侮辱，视如娼妓

　　众所周知，清初的文字狱是相当严酷的，而这些文字狱中相当一部分，恰恰与乾隆皇帝授命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同时。根据统计，乾隆一朝一共兴起文字狱100多起，而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期间，则发动了48起，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

　　纪晓岚帮着乾隆“阉割”中国的古书，最清楚满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见许多著作因为政治问题而被禁毁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闻目睹当代许多文人因言惹祸，或者丢掉官职，或者全家被株连的遭遇，他不能不对文字工作的危险性产生足够的恐惧。因此，智商甚高的纪晓岚只能选择“鸵鸟政策”以自保，从此以后选择谨慎为文之一途，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敢写了。

　　从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纪晓岚这样一个有声望的汉族大知识分子来领衔编纂《四库全书》，其中固然有满族八旗当中尽皆“绿林大学”毕业，杀人是强项，“修文”则实在拿不出手的考量，但在其内心里恐怕也不能排除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让这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接受一次具体而形象的再“教育”的“小九九”。

　　因此，纪晓岚看起来颇得圣宠，地位显赫，但实际上可能也只是乾隆皇帝的一件小摆设而已。对此，乾隆皇帝并不隐瞒。据说，有一次，纪晓岚为他的一位犯了罪的朋友尹壮图求情，乾隆皇帝闻听之下立即勃然大怒：“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真是一句话惊醒懵懂人，这样的一句“夫子自道”不可能不在纪晓岚的心里留下难以挥去的阴影。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极端残酷的政治环境下，我们看到以纪晓岚为代表的汉族最优秀的脑袋，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这项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极力对古人的著作进行全面的“阉割”;另一方面，在“阉割”古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有意无意地实施了“精神自宫”手术。一些汉族的知识精英从此只能够像纪晓岚一样，把超人的才情施之于说点笑话、弄个楹联和挖苦同僚的范畴，断然是不会再像其不远的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样，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潜心于独立思考的著述事业了。

　　当时，由于清政府大兴文字狱，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都将精力倾注到了考证之学中，由此导致清朝的“小学”空前发达。纪晓岚既然身处其间，当然也不能例外。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部分的序言中，他就坦承：“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闲。卷轴笔砚，自束发至今，无数十日相离也。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年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

　　这其实是一段多少有点辛酸的“自供状”，它表明了纪晓岚从事文化事业50年来的心理演变轨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纪晓岚在三十岁以后，也曾经有过“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的慷慨激昂的阶段。但自从开始受命领衔编纂《四库全书》之后，这种梦想就完全破灭了，他又重新折回到了繁琐而细致的考证之学里面，从此不再抱“名山事业”的非分之想，而是老老实实地去做他安稳的“观弈道人”的生活去了。纪晓岚的这种选择本身明确无误地传达出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他已经被乾隆皇帝成功地实施了“洗脑”，由一缕桀骜不驯的“游魂”，彻底变成了一名即使是在写一部谈鬼论怪的杂记时，也念念不忘“有益于劝惩”的“卫道士”角色。

　　但纪晓岚毕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绝世的聪明才智和旺盛的创造欲望被压抑后，必然会寻求一个新的发泄渠道，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移情效应”。在这一点上，纪晓岚和魏晋时期司马氏强权统治下许多被压抑久了的先辈知识分子一样，于日常生活中寻觅到的一个发泄渠道就是：食和性。

　　而且，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征诸历史，像纪晓岚一样被实施了“精神阉割”的文人，通常其肉体上的欲望往往是超乎常规的发达。而与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马迁一样被“阉割了肉体”的知识分子，则刚好在精神上呈现出旺盛的创造力量。这两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同时印证了这样一条生物学法则：身体的某一方面被压抑，另一方面就会出奇地发达。

　　我们看到的纪晓岚正是这样的一个精神上极端萎缩、生理上极端膨胀的生动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