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朱元璋如不杀功臣靖难之役能成功吗？

　　明初是一个很奇葩的时代，各种严厉的管制政策下中央集权到达了一个恐怖的高度。但是也恰恰是这个时期，地方的藩王首次造反成功造就了叔夺子位的千古奇谈。而这个过程中朱元璋的好杀让能战的功勋集团几乎全军覆没，是个重要的原因，其让南军缺乏能战的帅才。那么如果朱元璋不是那么凶悍，能不能保住自己孙子的位子不被儿子夺取呢?

　　朱元璋杀人的目的与结果

　　不少喜欢明初历史的读者应该都知道朱元璋和太子朱标的故事。朱元璋声称要为子孙拔出荆棘上的刺，以求在未来能够像秦始皇所希望的一样世世代代传至万世。无论是文官士大夫还是武人勋贵在其统治之下一直是战战兢兢，开国的功臣们有好结局的少之又少。而其目的就是为了完成朱家的权力集中化。

　　在中央至少是汉人的王朝在大部分的时候，相这个职位一直是起到了分担皇帝权力的作用，在一些开明闻名的皇帝统治时期不乏丞相驳回皇帝意思的案例。虽然根本上来说只要皇帝愿意架空丞相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至少有这个职位在，当专制的皇帝死去权力的游戏就会进入下一个轮回。但是这套绵延数千年的游戏规则在朱元璋这里被打破了，他废除了宰相制度集中大权于一身，中国中央的政治权力自他开始彻底变成了君王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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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中国的边疆部队向来是最有战斗力的，而在南京的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子孙无法控制他们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这批人换成了自家亲属呢?抱着这个想法朱元璋开启了先辈刘邦一样的道路，最后将自己的子孙分封在边疆和各个要害之处，并允许其建立规模数万人的王府卫队。最为要命的是虽然其插手过藩王对布政使司的干预，号称“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但是这个并没有列入明文的法律规定里。或许是基于汉唐时期“国中国”的考虑朱元璋让王府的官员全部由国家指认，但是却又保留了亲王对文官的司法权，这使得他们难以彻底脱离依附关系成为一个监督的力量。

　　当一个手腕高超的君王能够利用这些权力和空当的时候，本应受到保护的中央可能就会是受害者了。

　　当皇帝极其坑爹

　　不过硬要说中央对地方还是优势巨大的，无论是大义正统还是军事优势都在建文这边。理论上来说，如果建文帝不主动削藩那么朱棣都未必敢动。如果是一个习惯分封的欧洲君王，那么国家维持这个状态便算是心满意足了。但是建文帝虽然仁慈宽厚，却也有着老朱家遗传的控制欲，他不希望叔叔们有着太大的权力。这时的他迫切地想要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从自己的头顶摘除。

　　如果是一个类似于他爷爷一样老辣的帝王，那么这一切都还好说。偏偏建文帝心慈手软，政治经验不足，由于功臣被大肆屠戮其手下缺乏可用之才。在建文三年(1401年)二月，朱棣到京师朝拜时傲慢无礼，“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监察御史曾风韶劾奏燕王不敬，建文帝却说:“至亲勿问。”这种扬他抑己的态度起了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消极作用。面对战争，建文帝下诏说:“一门之内，自极兵威，不仁之极，近尔将士与燕王对垒，务休此意，无使负杀叔父之名。”要知道在朱棣开始造反的时候，朱允炆就将其从族谱上去除了，事到临头却又认其为叔叔不忍下手。这种妇人之仁决定建文帝必将成为政治败将。战争初期，建文帝一方涌现一批优秀的将领，他们顽强抵抗，给了朱棣巨大威胁，但建文帝的软弱再次表现无遗。大战之前下不杀叔父诏，力求“毋负朕有杀叔父名”。这道诏书使得朱棣多次绝处逢生。建文二年的白沟河之役、东昌之役，建文三年的夹河之役，朱棣皆幸运逃脱。建文帝的仁心最终将朝廷推向深渊。在两军决战的生死关头，朱棣早已横下一条心，破釜沉舟，义无反顾，而朱允炆则对这次战争进行得漫不经心，举棋不定。

　　建文帝在两军对垒时没有表现出决一死战的豪迈，而是表现出低声下气的宽容，这无疑在士气上输给了对方，这是战争的大忌。由此可见，建文帝缺乏政治家的本色。

　　除了让出了权力空位外勋贵集团的衰落也让建文缺乏指引

　　按理来说，建文帝的年龄有些书生意气是非常正常的，作为对不成熟继承人的辅佐朱元璋也确实留下了一套班子去指引他。但是因为武将集团已经基本覆灭，留给建文的也都是文人。这就导致了其后来的一系列悲剧，齐、黄“二人本书生，兵事非其所长”，不善兵事，仓猝行削藩之计，又缺乏战略眼光，以至于误己误国。文人治国有独到之处，但要讲到调兵遣将、指挥打仗，却

　　有大大的局限。文人不懂得战争的复杂多变，又没有临阵锻炼过，所定计策多是纸上谈兵，不适应实际变化，面对经验丰富的强敌，失败也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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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其意气用事也传染给了建文帝，让其蓄意复古，在他看来“古者之世，古庶胜于今，风俗美于今，上下亲治过于今，国之盛强且久过于今”，因此，“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大力宣扬孔孟仁政，力图恢复井田旧制。建文君臣的复古成为朱棣起兵的一个借口。

　　什么是井田制呢?简单地说就是恢复西周时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政策，全天下的土地取消私有，直接归属皇帝，以帝王的意志为指引去分配土地。这就是建文说的“行仁义”，毕竟在中国这样小农经济的国度，土地乃是一切的根本，在鸦片战争前土地税也是国家最重要的税收。有了这个建文确实可以把整个天下掌控住了，又符合老朱家强悍的控制力，又因为符合儒家的政治思维而不至于遭受太多暴力的反抗。

　　但是，在古代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低下，很多时候除了城市就不归属朝廷管辖了。尤其是在南方，地方宗族力量强大，他们直到今天依旧可以在经济活动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何况是六百年前的古代。但是一旦实行不可避免对现有经济秩序产生挑战。例如，地方官员借机索贿土地所有者，亦或者有着官府人脉资源的人趁机霸占良民田产之类的。这一切都意味着在那个没有土地所有量划分的时代，一切土地充公意味着“自耕农”这个阶层将会遭受最为悲惨的命运，远比地主和豪强来的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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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一切都被朱棣利用，为了防止引发“正统卫道士”的强力反弹，其打出的口号是按照老爹的《皇明祖训》中藩王的清君侧，同时要推翻的不只是和自己息息相关的“削藩”，而是“井田制”这个早已被历史无数次证明失败的政策。这一切都让他的阻力降到了最低。一直到胜局已定才开始大刀阔斧地将历史篡改，删去建文的帝号烧去他的历史记录等等，并将自己的出生改为嫡出以换取正统拥戴。

　　结语

　　现在我们能得出结论了，答案是不能成功。因为功臣们在制度上的阻拦太大，朱元璋才下令将他们灭了。如果这个集团犹在，权力的空位不在，藩王是不可能掌权的，自然也就没有后来这么多事情了。而建文帝的权力也会被相国制约，从而无法推行井田制，至少建文文弱的性格在他这代里是不要想了。那么第二代君王将在平庸，但是相对仁义的政治环境中结束，或许明朝也将因此而延长寿命。可惜的是老朱家的变态控制欲，最终害了朱元璋自己的孙子，也为未来的大明王朝增添了一丝抹不去的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