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一世的恶名竟来自于自己的功绩？

　　雍正不仅仅得罪了当官的，更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文字狱在雍正朝尤其严重，他因此落了个好谀任佞的恶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曾静案。雍正六年，儒生曾静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让他的徒弟张熙去找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劝岳反清，结果被岳钟琪给举报了，曾静因此入狱。

　　这种谋反的罪名，在当时凌迟或者灭九族都是有可能的。但雍正只是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在其中对民间不利于自己的谣言进行驳斥，起名为《大义觉迷录》。杀一个曾静对雍正来讲是没有意义的，雍正要借这个机会重塑自己的形象。而曾静也很配合，不仅自愿到各地宣讲雍正皇帝的“圣德”，而且还写了一篇《归仁说》，表达自己诚心忏悔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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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静案实际上仍然是在给雍正泼脏水，在查抄出来的物品中，大部分都是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说他如何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以及贪财、好杀、淫色等。可见，此次不是真的要谋反，而是针对雍正个人。而且从曾静选择的策反对象来看，他根本就没期望会策反成功，岳钟琪击败准噶尔兵、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当时圣眷正隆，试想，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跟着曾静造反?曾静为什么偏偏就闭着眼找上了他?愚下认为，曾静就希望此事败露，造成轰动效应，以使得他的那些资料能够更广泛地宣传。虽然曾静策反没能成功，但他已经成功了，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一笔，而且更让雍正着实加了一条罪状，也使雍正得罪了天下读书人。这是一个倒枪刺，扎进去见红，出来时还得多加个血槽子。

　　雍正得罪的这两批人，官员和文人，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眼睛和舌头，他们“看到的”和“所说的”，很快就被老百姓复制、传播。因此，当有“政治目的”的人散播谣言的时候，这些做官的不会加以制止，甚至希望这些谣言传得越广越好，把雍正赶下台最好，甚至有些人还会主动地去编造谣言。很多事情，不是坏在最上面，也不是坏在最下面，而是坏在中间。雍正的丑恶形象在这些官员的“口诛笔伐”中，进入了老百姓的意识中。

　　老百姓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雍正即位的合法性。民间流传着雍正将康熙遗诏由原来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且不说遗诏至少有满汉两种文字，改了汉文改不了满文，无论传给谁总要写个人的名字，例如，传位于四子爱新觉罗o胤祯，“十字”能改，那名字怎么改?还有的说雍正是其母亲和年羹尧私生的，改“康熙遗诏”之事是年羹尧干的。这事情就更搞笑了，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中的进士进而走上仕途，而这年胤祯已经二十一岁了。与合法性相关的还有很多传说，例如，雍正逼康熙传位给自己，说雍正逼死了自己的母亲，残害自己的亲兄弟抚远大将军老十四爱新觉罗o胤禵。可以看出，雍正就是一个靶子，所有的脏水都在往他身上泼。

　　说实话，我并不关心雍正是否具有合法性，作为历史来看，我只关心他对历史有什么贡献。这件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封建社会，老百姓居然如此关心政治吗?封建中国江山易主不是什么新鲜事，老百姓管他谁当皇帝，谁当皇帝都是一样过日子。那么，为什么当时传闻这么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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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当时虽然雍正已经做了皇帝，但自己的位置并不稳当，尤其争夺皇位的人都还没有死心。仔细分析这些传闻都是有政治目的的。修改遗诏，只是为了宣传雍正不具有“合法性”;“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只是为了宣传雍正“非君子”，这样的人不配当皇帝。而且这些宫廷秘闻，老百姓就是想编都不可能说得跟真事似的，这只能说明这些事情不是始于民间。如果老百姓是听来的，而且是听雍正的政敌说来的，这事情可信吗?

　　雍正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而且批复都以红砂朱批，这说明不是找人代笔，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著名作家二月河曾如此评价雍正：“康熙、唐太宗，还有秦始皇这些勤政君主，没一个比得上他的。”可这样一个“一心为公以天下计”的皇帝，无论是在位的时候，还是身后都留下了恶名。

　　雍正曾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批了一段流传后世的君臣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实际上这对雍正又何尝不是呢?他一心想造福于民，却层层受阻，虽然取得了不少功绩，却免不了为当世和后世所恶。套用他自己的话讲，正所谓“做事易、成事难;成事易、守事难;得名易、保名难;保名易、全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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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在位仅十三年，个人认为却是对整个大清王朝作出贡献最大的一位皇帝。但这样一个兢兢业业，一个一心为公的好皇帝，在位时以及身后若干年之内却备受争议，实在令人惋惜。但历史是公正的，近年随着关于其相关史料的逐步公开，大众逐渐开始接受了这位好皇帝，甚至开始为其“平反”，这很值得欣慰。

　　雍正的成功，首先在于他摒弃了人情的束缚。在封建官场，所谓的处世哲学，其实就是一部人情学。这类学问虽然让一部分人在复杂的斗争之中得以明哲保身，却让很多人失去了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名字的机会。以结果看行为，雍正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整个国家社稷，为了黎民百姓。虽然在世时已经背负骂名，虽然他知道自己无力将自己的形象在百姓的口中和文人的笔下更改，但他依然努力地工作着，依然奋力地为了天下而不断得罪那些不得不得罪的人。可喜的是，近些年对雍正的评价正在发生改变，人们正逐步开始转变对他的认识，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喜欢上他，例如我自己。雍正在后世所得到的认同向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