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袁崇焕不死 能否阻止清兵入关挽救明朝国运

　　袁崇焕之死距今近480多年，由于他在辽东抵抗后金的成绩，又因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而被处死，今日之公众对袁崇焕抱有极大同情，因而往往假设，如果袁崇焕不死，清兵难以入关。

　　历史不容假设，但不妨碍在此前提下，从多种角度理解这段历史。对于这一假设性问题，区别讨论袁崇焕之死有没有对辽东的局面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以及袁崇焕被杀这一事件何以与影响明清更迭这一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是获取答案的两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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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万历中期开始，明廷在辽东的局面几经起落。这一边防形势的变化，与主官是否得人密切相关。譬如明兵部侍郎、辽东经略熊廷弼任职期间，辽阳守备大固，奉集、沈阳也得以重为重镇。①而当熊去职之后，继任袁应泰就把辽阳、沈阳都丢了。

　　袁崇焕就是在这一情势下登场的。天启二年(1622年)，广宁(今辽宁北镇市)一战明军惨败，熊廷弼被逮下狱，传首九边，辽东局面一片暗淡。正值此用人之际，袁崇焕以外官赴京朝觐，被破格提拔为兵部主事，紧接着便出任山海关监军佥事，奔赴前线。当时的辽东经略王在晋主张退守山海关，大学士孙承宗视察山海关时，袁崇焕便请求驻守宁远，说明他已注意到宁远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他所坚持的修筑宁远、锦州等城为山海关外围防线的策略，相比当时流行的退守山海关的防御主张，在战略上更为积极，明军可进可退，存在更多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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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固守宁远孤城，击退努尔哈赤，辽东迎来一场罕见的胜利。此役之后，袁崇焕趁机请旨，修筑锦州、中左、大凌三城，加强防务。经过此次布置，又成功抵挡住从朝鲜回师的皇太极。天启七年，明熹宗褒奖袁崇焕“十年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②，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天启年间，袁崇焕在辽东的成功表明，他一定程度上具备扭辽东颓势的能力。

　　袁崇焕在辽有年，兼具实战经验与战略眼光，因此，崇祯元年被重新起用时，仍被寄以厚望。他所提出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三条基本方略，切合当时辽东的实际，并且逐一付诸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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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败笔

　　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一事，举措失当。

　　当时袁崇焕甫担大任，为避免掣肘，请求崇祯皇帝先后取消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的建制。毛文龙在皮岛拥兵自重、调遣不灵，袁崇焕此举，应当主要出于事权统一的考虑。

　　袁崇焕虽然也承认“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③，但他擅杀毛文龙一事及事后的布置，显得对这一地方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东江为皮岛别称，靠近鸭绿江入海口，介于辽东、朝鲜和登莱之间，毛文龙兵强势壮，能从海上形成对后金的有力牵制，时人誉之“海上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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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文龙死后，清军少了这一后顾之忧，同年十月，皇太极率兵与漠南蒙古诸部，绕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一带的防御线，从喜峰口以西防御薄弱的长城边隘打开缺口，长驱直入，威胁北京，酿成“己巳之变”。袁崇焕也因此被逮下狱，至罹极刑。

　　关于这一时期处置的失当，王在晋这样评价：“向使袁崇焕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复叛，夷不叛则西路不可行;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作为袁崇焕的政敌，王在晋的说法不无偏见，但袁崇焕的一些“盟友”们，同样也未能给出合理解释。

　　可以说，即便袁崇焕不死，其生前杀毛文龙之举，也是辽东战略版图上明廷的一大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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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袁崇焕传》中，有“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之语，然而这是后人的评断，不仅崇祯年间之人不会做此想，在许多经历明清易代之人的笔下，也鲜有这样的论断。

　　随着皇太极“反间计”被证实，以及乾隆、嘉庆两位皇帝对其褒奖，清代中期，袁崇焕被塑造成“孤忠之臣”，但此时对其评价中仍存在不同声音。真正将此人与“国运”联系起来的，则是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袁崇焕死后不久，明末清初人士对他褒贬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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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清初，由于史实尚不清楚，各家记载也不统一，但大多为持中之论。《明季北略》关于袁崇焕的记载一共四则，分别为天启年间守宁远、崇祯元年陛见提出“五年复辽”、谋杀毛文龙、被逮论死四事，并且详细记载当时京师出现“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的奇闻。谈迁在《国榷》里几次论及袁崇焕之事，也只是为其鸣冤，认为以“通敌论死”不公。

　　此外，还有较为极端负面的评价。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为袁崇焕作传，毫不客气地指出此人：

　　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极躁暴，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