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朱元璋元朝末年中国将步入什么局面？

　　话说元朝末年，天灾频犯，1333年，京畿地区连遭大雨，饥民竟达40万之多;第二年，浙东又遭天灾，饥民达到50万;到1344年，黄河又三次决口。

　　面对这样的局面，朝廷于1351年决议修治黄河，征调汴梁、大名等13路修河民夫15万人。这一征，直接把本就清贫的农民彻底压垮，于是在白莲会首领韩山童和刘福通等人的引导下，一场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爆发了。

　　韩山童和刘福通以裹红头巾为起义标志，号为红巾军，带领其部众主要在河南地区东征西讨。随后，江淮地区、湖北地区、湘水和汉水流域纷纷揭竿而起，不久，这东西两系的红巾军便迅速占据了南北达黄河两岸，东西到淮水--汉水流域的广大区域，将元朝领土拦腰截断。除了农民为主的红巾军外，还有浙东台州人方国珍聚众劫掠漕运从而拉起一支反元力量;泰州白驹场人士张士诚纠结盐贩贫农反抗元朝。

　　这一支支的叛军使得元军疲于奔命，天下一片大乱……

　　朱元璋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迫于无法生存而投奔了郭子兴率领的红巾军。朱元璋起初只在军中担任九夫长的小差，但他能力出众，更是在孙德崖的诡计下救下了郭子兴，所以很快便得到升迁成为郭子兴手下一员得力干将。

　　从此以后，朱元璋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便逐渐显现出来，他推翻了元朝，统一了中国，开创了中国大一统的王朝。

　　这就不由的让人想要假设一下，假如没有朱元璋，中国将会步入什么局面?

　　包裹红头巾的农民军

　　一片混乱的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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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末时期虽然起义军众多，但起义军之间各怀鬼胎，更缺乏配合，甚至还会互相攻击下套，起义军的领导者也往往水平不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如孙德崖就与郭子兴长期不和，败于元军的李二残部虽然投靠郭子兴，却意图联合孙德崖反客为主，囚禁了郭子兴。若不是朱元璋及时救出郭子兴并从中调停，这支起义军将会陷入内讧，大幅削弱这支反元力量。

　　即便没有这次内讧，这支红巾军也无法成事，在打退了元军对滁州的围攻后，郭子兴便立刻安于现状。《明太祖实录》载其“无意远略，但欲据滁自王”。

　　郭子兴病死后，其子郭天叙年少无知、其妻弟张天佑临事犹豫不决，因此在亳州称帝的小明王韩林儿便假借好意立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意图吞并郭部红巾军。

　　幸亏朱元璋力劝郭子兴说滁州地小，更非交通要道，又无险可守，才让他打消了这个短视的想法;又一眼看出了韩林儿招纳他们的不靠谱之处，以仅采用其龙凤年号的方式，在不产生矛盾的情况下，委婉拒绝了韩林儿的吞并。

　　如不是按朱元璋之策行事，这支起义军要么是在滁州碌碌无为，最后在元军或者其他起义军的打击吞并下消亡，要么是跟着韩林儿一起完蛋：就在朱元璋攻取金陵(南京)地区的时候，韩林儿所部派三路大军北伐，但因为三路大军缺乏统一的指挥和战略规划，三部分散各处孤军奋战，除毛贵一部在山东经营三年外，其余皆是流寇型作战，没有拿下任何根据地，因而最后由于孤军深入后勤不济，三路尽灭，韩林儿政权被元军趁势消灭。

　　曾经身为和尚的朱元璋(胡军饰演)，正是靠着自己的才干才成就了一切

　　如果说这只是一支起义军的生死存亡，根本不至于影响全局，那么就大错特错了。

　　放眼望去起义军虽然四处开花，局势却凶险异常：

　　北方红巾军的韩林儿政权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最后亦败于此;东部江浙地带的张士诚虽有开垦减赋发展生产的举措，却无进取之心，在陈友谅与朱元璋互相攻伐之时举棋不定，错失良机，本人不理政事，只图享乐，也难怪朱元璋评价他“士诚器小，器小则无远图”;东南的方国珍更是如此，《明太祖宝训》中朱元璋直言其“鱼盐负贩，呰窳偷生，观望从违，志怀首鼠”;西南的陈友谅虽然占据荆楚形胜之地，兵多将广，但由于他忌上杀下，谋害多位同僚，甚至杀害其所在的天完政权的领袖徐寿辉，因此不得军心，《国初群雄志略》载其“将士离心，政令不一”，非但如此，他还只顾自己享受各类奢侈品而忽视根据地的发展;西部的明玉珍和陈友谅交恶，断绝往来，据四川而自守，最后更是满足于此地，《明史·明玉珍传》记载其病故时下了遗嘱说“西蜀险固，若协力同心，左右嗣子，则可以自守。不然，后事非所知也。”

　　更糟糕的是，这几位起义军中，除了韩林儿积极抗元，明玉珍固守四川，其他三位抗元的决心根本不坚定，陈友谅只顾吞并诸位起义军;张士诚只顾自保，投降元廷，帮助剿灭韩林儿残部;方国珍所部总是摇摆不定，对元和朱元璋都是时降时叛，在张士诚和陈友定的虎视眈眈下，虽臣服于朱元璋，却不履行献出三郡的诺言，并同时接受元朝的封授，为防备朱元璋更是遣使“北通扩廓帖木儿，南交陈友定”，是一个十足的墙头草。

　　元末农民军形势图

　　而朱元璋则与他们都不相同，他有韩林儿抗元的决心，陈友谅的宏图雄心和张士诚的发展经济的理念;却无韩林儿的冒进，陈友谅的狡诈腐败和张、方的摇摆无志。

　　朱元璋在最初加入郭子兴部时就劝其不要偏安一隅，在夺取金陵等地区后，没有急着就四处征伐，而是立刻就开始对占领区进行建设和巩固，首先以秋毫无犯之态取得了当地人民的支持，又大力扩充军队，并以耕战政策预备大量兵源，恢复生产，为抗击元廷和其他起义军提供了基础。其后朱元璋更是没有陷入互相争斗而忘记抗击甚至投降元廷。

　　如果这样一位人物缺失，只留下前面所述的几位，接下来的局面并不难想象：

　　韩林儿的北伐将会一如既往的失败，剩下的几位起义军仍会陷入互相争斗之中，陈友谅不会顾及抗元大业而会继续趁韩林儿北伐之时，攻击张士诚和方国珍。而张、方将会一如既往的投降元廷来对抗陈友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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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韩林儿失败以后，北部扩廓帖木儿、李思齐部和南部陈友定、何真部等元军军阀将会很容易对陈友谅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虽然他们中大多并不听元廷节制，甚至如起义军内讧那样互相大打出手，但是面对做大的陈友谅，他们仍然会像对付统一农民军后的朱元璋一样群起而攻之，加上东部张、方的抵抗，三面树敌的陈友谅将会凶多吉少。

　　毕竟，陈友谅没有像朱元璋那样大力发展根据地，也没有朱元璋拥有的民心军心来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更没有朱元璋的战术战略才干，坐拥大军却屡被劣势的朱元璋大败。这样一个庸才的覆灭是迟早的，而陈友谅一旦失败，固守四川的明玉珍免不了最终覆灭的命运，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便可宣告破产了。

　　元朝还有机会吗?

　　没有朱元璋的起义军难逃灭亡，那么，在这次大起义下的元朝还能恢复往昔的统治吗?

　　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两次大规模围剿起义军的大会战中，元朝主力一败再败，中央失去了主导全国的军事力量，导致元廷不得不倚重各地义军、地方势力来对抗起义军。

　　在起义爆发之初，如盘踞陕西的毛葫芦军、盘踞福建的陈友定、盘踞岭南的何真、镇守黄河沿线以盐丁为招募对象的黄军、在河南起家四处南征北讨的察罕帖木儿、李思齐部和固守四川的答失八都鲁部等义军、军阀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由于他们抗击起义军起到了不俗的效果，因此得到了朝廷的重视，朝廷将察罕帖木儿、答失八都鲁直接转为官军，授予军政大权，对其余义军则予以政策和资金的支持。这虽然延缓了元朝的覆灭，却也使得义军们逐渐演变成地方军阀。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军阀们在元末中原失去军事优势的局势下，将进一步割据;他们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互相攻伐，不听调令，逐渐变得难以控制。

　　元末各路军阀割据

　　察罕帖木儿与答失八都鲁就是这样的典型。答失八都鲁之子孛罗帖木儿不顾元廷安排的防区规划，趁察罕帖木儿欲大举进攻山东起义军时，出兵围攻其防区内的太原，导致双方展开交战。元廷知道事态严重便前来调停，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双方不但没有收敛，反而牵连陕西的李思齐和张良弼各自战队互相攻伐。甚至因太子的卷入这场斗争而导致孛罗帖木儿攻破大都，要挟元顺帝。察罕帖木儿之子扩廓帖木儿(又称王保保)又与太子所率四省兵马联合在大都与孛罗帖木儿交战，最后孛罗帖木儿被元顺帝刺杀才得以暂停这场军阀大战。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头，原本属于扩廓帖木儿部下的李思齐因羽翼已经丰满便伙同张良弼、陕西守将脱列伯、孔兴等共同对抗扩廓帖木儿;同样属于扩廓帖木儿下大将的关保和貊高则因为扩廓帖木儿与太子产生嫌隙而决定与之对立独立发展。

　　虽然扩廓麾下的四大将领都与他紧张对立，但是四大将领之间却也问题不断，在元廷调度他们共伐扩廓时李思齐就抗命不遵，而当朱元璋攻入河南时，李思齐、张良弼就干脆抛弃了关保和貊高率军回援，导致关保、貊高兵败于晋宁。

　　若不是朱元璋的攻势迅猛，这群军阀还要继续内斗下去。除开北边割据混战的军阀，南边的各路义军也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被称之为元末三忠的陈友定仅能局限于福建，何真则只在岭南地区保持势力，互相不能支援，以至于朱元璋南征时得以将其一个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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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末的军阀之所以可以做大有如此的表现，毫无疑问是因为元末中央权势的丧失。而中央权势的丧失毫无疑问是因为其重要保障--军事力量在一次次可悲的失败中灰飞烟灭。

　　如此情势下，各地军阀能够崛起便是情理之中。

　　当元廷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的时候，也同时剥夺了他自救的能力，而他越是虚弱，就越是紧抓救命稻草，给救命稻草发展壮大的机会。

　　权力是可怕的，即便那些最初为了保卫自己或者忠于朝廷而组建的军阀，也会在尝到权力的甘甜后拼命的去争夺它。

　　试想一下，没有朱元璋扫清六合将其逐一击破，以这样的境况，中国很大可能将会再次步入群雄割据的时代。

　　没有朱元璋，就没有大明朝

　　割据，好时代还是坏时代?

　　对于一般平民来说，割据毫无疑问是一个糟糕的名词，因为割据意味着战乱会相比统一时期更为频繁，战乱对于平民的伤害无疑是最为巨大的。

　　但割据也意味着机会，因为群雄逐鹿才有能人发挥的舞台，人们才有迎来更好时代的机会。元末糟糕的统治已经难以为继，即便再次勉强求得统一，灾难的爆发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而积弊越久，灾难的冲击就越大。

　　虽然朱元璋在这个舞台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他同样也因为独特的出身和经历而制定了许多影响后世且问题严重的政策，比如八股、海禁等，这些政策有些甚至保留到清朝末年。

　　如果朱元璋不曾出现，那么从这群雄之中脱颖而出的，便不会出现一位极端行事的布衣皇帝，或许中国能有机会避免明清时候一些根深蒂固的顽疾，能够实现或者部分实现日本近代的飞跃发展。

　　又或许，中国不过再次恢复到了宋时的境地，新的中央王朝进入一个大统一与小分裂并存的时代;甚至再也没有机会恢复庞大的版图，提早被缓慢肢解。

　　因此，我们不能说这割据的时代是好是坏，我们只能说：如果没有朱元璋，那么中国步入的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