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扶李治上位 他是如何被搬下来的?

　　长孙无忌是太宗留给李治的大唐江山的守护神，理由即为李治年少柔弱，恐难以维系太平盛世的辉煌。可是，再小的鸭子也会嚷嚷，再弱的病猫也会抓人。长孙无忌坏就坏在太在乎大唐江山永固，太贪恋权力富贵，一旦天子舅父、开国元勋、顾命大臣、当朝太尉、首席宰相的光环一闪，就完全把好哥们(太宗皇帝)和好妹妹(文德皇后)的警示和贞观一朝的矜持厚重抛到了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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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李治的政治突围】

　　永徽四年房遗爱谋反案落定之后，长孙无忌的权力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宰相班子中除了李世勣之外，其余六人全部为长孙党成员。而李世勣本为太宗托孤重臣之一，曾于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弥留之际被太宗以帝王术的手腕贬于外地，后高宗一登基即擢升为尚书左仆射，成为宰相班子成员。但迫于长孙无忌的压力，老油条于永徽元年主动辞去尚书左仆射的宰相之位，只保留了“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开府仪同三司”荣誉衔。不过， “同中书门下三品”是宰相的代名词，名义上仍然可以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的。也正是李世勣的急流勇退，为皇帝扳倒长孙无忌保留了一颗致命的棋子。

　　或许长孙无忌对房遗爱谋反案的打击面过大、手段过狠，导致了天子李治的危机感加重。从永徽四年开始，天子逐步走上了政治突围的道路。于是，天子擢升李世勣为司空，并命人重新绘制凌烟阁李世勣的画像，亲自提笔作序，加重其身份。天子试图夺权的态度已经明朗，在后宫，宠幸政治超女武昭仪，疏远王皇后。终于，皇后母舅中书令柳奭意识到王皇后即将失宠，便辞去了中书令之职，李治当即降其为吏部尚书。在朝堂，天子继续埋怨朝臣不进谏，尽失贞观遗风，试探朝臣的态度。

　　在后宫，武昭仪与李治这对政治搭档密切配合，展开夺权之路。永徽六年，继“女婴猝死案”，武昭仪又对王皇后发动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控告王皇后和她母亲柳氏在暗中施行巫术。

　　天子未经调查就迫不及待地颁下了诏书，将皇后的母亲柳氏驱逐出宫，并严禁她再踏进皇宫一步。次月，天子又将吏部尚书柳奭逐出朝廷。王皇后彻底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接着，天子又打破贵、淑、德、贤四名一品妃的惯例，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个宸妃的名号，准备以此册封武媚，进封其位。但在长孙无忌的支持下，侍中韩瑷与中书令来济与天子面折廷争，顶回了皇帝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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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的市场经济学】

　　天子和武昭仪的失败，让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要战胜长孙无忌，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尽快在朝中打造一支自己的政治势力。市场经济有一条重要的依据——有需求就有供给，这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

　　而此时，朝廷早有一批政治敏锐的官员觉察到了天子的政治需求，已在待价而沽了——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丞袁公瑜等。其中李义府、许敬宗均为成名甚早但时运不济之人，封阁拜相的机会也许就只有这一次。时不我待，他们即刻加入了天子武媚政营，不惜一切代价开始了最伟大的事业——拥立武媚封后。

　　随着势力集团的逐步强大，天子召集几个宰相商议武媚封后事件。“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毫无疑问，遭到了宰相们的激烈反对。天子用赖皮战术三番五次的折腾此事，结果褚遂良毫无顾忌地捅破了天窗——“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共知，天下耳目，岂可蔽也?!”并表现过激，以头触柱，血染丹墀。最后，李世勣华丽地入宫面圣了，并声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于是许敬宗代表皇帝去劝长孙无忌改变立场被拒后，在朝中放言：“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这这段著名的“换妻理论”，成就了李治的舆论场。

　　九月，褚遂良被免去右仆射，贬为潭州都督。

　　【武昭仪封后】

　　永徽六年十月十三日，唐高宗李治颁布了一道废黜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诏书：“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资治通鉴》卷二百)

　　十月十九日，大唐帝国的文武百官联名上疏，请求让武昭仪正位中宫。同日，高宗李治颁布了一道诏书，宣布册立武昭仪为皇后。

　　在这道历史上著名的《立武昭仪为皇后诏》中，李治冠冕堂皇地向天下人隆重推出了他的新皇后武媚，诏书称：

　　〖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全唐文》卷十一)〗

　　不过很多人都知道，所谓“遂以武氏赐朕”只不过是李治对天下人撒的一个弥天大谎。他试图以此淡化武媚曾经是先帝侍妾的尴尬事实——只要把武媚说成是先帝所赐，那么她的身份就不再是李治的庶母，而是名正言顺的妻妾了，立武媚为皇后的合法性依据也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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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一月初一，长安城仿佛迎来了一个盛大的节日。

　　这一天，太极宫隆重举行了新皇后武媚的册封大典。忙碌的礼官和辛勤的宫人们从十天前就开始精心筹备这场盛典，他们不仅竭尽全力让太极宫的每个角落都变得焕然一新、流光溢彩，而且还从各地采集了数十万朵金黄色的龙爪寒菊，把这座森严肃穆的皇宫装点得妩媚多姿、富丽堂皇。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蓦然照破东方天际的斑斓云霭，把温暖的光芒洒向冬日的长安，太极宫中早已是万众云集、旌旗飘扬。朝中的文武百官、外廷与内宫的诰命夫人以及在京的四夷酋长和各国使节，从天色微明的时候起就已经守候在皇宫的肃义门下，用一种毕恭毕敬的神态和望眼欲穿的目光，等待着朝见大唐帝国的新皇后武媚。

　　此刻，皇后的銮驾和仪仗正浩浩荡荡地从内殿走向肃义门。伫立在道路两侧的后宫嫔妃们，纷纷带着一半欣羡一半嫉妒的表情向新皇后行注目礼。她们看见华盖下的皇后武媚头戴凤冠、身着霞帔，脸上始终荡漾着一个雍容而华美的微笑。

　　当盛妆华服的皇后武媚终于出现在肃义门巍峨雄伟的城楼上时，整座太极宫霎时钟鼓齐鸣，等待已久的人们怀着无限神往的心情纷纷把目光投向城楼。那天有风从终南山的方向吹来，人们看见皇后武媚的衣袂和裙裾在风中款款拂动，宛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彩翼鸟。

　　许多初次目睹皇后仪容的官员和藩使都不约而同地在心里发出了一声惊叹。让他们感到讶异的是，这个新皇后的容貌虽然谈不上什么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但是她的气质、风韵和神采却分明让人有一种超凡出尘、绝世惊艳之感，尤其是她身上自然散发出的那种摄人心魄的女性魅力，更是绝大多数妇人所没有的。

　　在响彻云霄的钟鼓之声中，司空李勣和左仆射于志宁代表朝廷向武媚奉上了皇后玺绶。这一刻，武媚的眼前忽然闪现出十七年前那个大雪飘飞的冬日。她看见那个十四岁的女孩被一驾马车接进了皇宫，女孩的脸上一半矜持遮掩着一半忧伤，她听见女孩说——见天子庸知非福?

　　这一刻，武媚耳旁又响起了感业寺的晨钟暮鼓。她看见那个青丝落尽、素面朝天的女尼独自一人从感业寺凄冷的庭院中走过，宽大的缁衣被大风鼓起，看上去就像一只孤单的飞鸟;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彻夜无眠的女尼总是铺开一纸素笺，任汹涌的泪水与凄凉的笔墨一齐落下，一遍遍倾诉着绵绵不绝的爱断情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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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十七载的悲喜光阴恍如变幻的流云一样在武媚记忆的天空中飘浮，而永徽六年的真实阳光已经不可阻挡地刺破云层，映红了皇后武媚灿若桃花的脸庞，还有她头上那顶金光闪闪的凤冠。天子李治微笑着携起皇后的手，一起向匍匐在他们脚下的万千臣民挥舞致意，人群立刻报以潮涌般的欢呼和祝福。

　　想当年，十四岁的才人武媚只是一株含苞待放的青涩花蕊，被随意栽植在掖庭宫的某个角落里寂寞成长;而今天，三十二岁的皇后武媚已经以一种母仪天下的姿态伫立在肃义门上，接受万众的顶礼膜拜。

　　这一天的册封大典给很多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尤其是那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凤冠，就像是一朵娇艳而丰满的金黄牡丹，灼灼盛开在帝国的宫阙之巅，注定会让许多大唐臣民终身难忘。

　　【除情敌 换太子】

　　武媚正位中宫后，被废为庶人的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囚禁在暗无天日、蛛网盘结的冷宫别院中。但皇后武媚娘不会给他们重返天日的机会，随后剁掉她们的手足，将人投入酒瓮，“令二妪骨醉!”并将其后代改姓，世代贬黜为奴。

　　随后，许敬宗随即上疏，称：“永徽初年，国本(指武后之子李弘)未生，权且让彗星超越了日月。而今，皇后已经正位，嫡子理应现身，让太阳更加光明，让残余的火星早日熄灭。决不能本末倒置、衣裤倒穿。臣深知父子之间的事，外人不好插嘴，但臣已经作好准备，就算下油锅，把臣煎成肉膏，臣也心甘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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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敬宗不愧是官场老油条，总能把枯燥的政治语言表述得这么形象生动。李治见到奏疏后，立刻召见了他。许敬宗再次向天子强调，应该早日废立太子，以安国本，否则“恐非宗庙之福”。李治答道：“忠儿自己已经提出辞让了。”许敬宗赶紧说：“太子明智，请陛下早日帮他完成心愿。”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太子李忠被废为梁王，任梁州(今陕西汉中市)刺史，年仅四岁的李弘被立为太子。二月，皇后武媚的亡父武士彟又被追赠为司徒，赐爵周国公。日后，女皇武曌选定的国号大周，正是源于武士彟的这个爵号。

　　【长孙无忌谋反案】

　　显庆二年三月，潭州都督禇遂良再度被贬至更偏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担任都督;接着，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李义府升为中书令。

　　同年八月，武后意识到时机成熟，开始对长孙一党正式发难。许敬宗、李义府这一对忠实鹰犬再次冲锋在前。他们联名上奏，称侍中韩瑷、中书令来济与被贬在外的禇遂良暗中勾结，所以故意把禇遂良从潭州调到桂州;而桂州是军事重地，可见韩、来二人是要以禇遂良为外援，“潜谋不轨”。八月十一日，高宗下诏，将韩瑷贬为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刺史，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同时，再度将禇遂良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市)刺史，将柳奭贬为象州(今广西象州县)刺史。至此，长孙一党被斥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冬天，禇遂良在上书天子后，终于在无尽的失落和忧愤中闭上了眼睛，终年六十三岁。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武后授意许敬宗对长孙无忌发动了最致命的一击。许敬宗和辛茂将会审一个案子，查出一个叫李奉节的洛阳人指控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交结朋党。韦季方和李巢被捕后，许敬宗在审讯过程中可能动用了一些刑讯逼供的手段，韦季方不堪忍受，企图自杀，结果自杀未遂。于是，许敬宗却灵机一动，突然上奏说，韦季方之所以畏罪自杀，并不是因为交结朋党的事，而是另有重大的隐情。许敬宗称：“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事觉，故自杀。”(《资治通鉴》卷二百)意思是说，韦季方企图勾结长孙无忌，陷害朝廷忠良和皇亲国戚，使朝政大权重新回到长孙无忌手中，然后伺机发动政变;只因事情败露，韦季方才畏罪自杀。案情发展到这里，当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朋党案的范畴，变成了性质严重的谋反案。而涉嫌谋反的主犯就是当朝太尉、天子舅父长孙无忌。

　　很显然，许敬宗对长孙无忌的控告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基本上就是空口白牙的诬陷之词。但是，有了永徽三年的房遗爱案，如今这起案件就丝毫不让人觉得奇怪了。许敬宗的手法，与长孙无忌当年一手炮制的房遗爱案如出一辙。听到长孙无忌涉嫌谋反的消息时，高宗李治作出大惊失色的表情，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舅父遭到小人离间，小小的猜忌可能会有，何至于谋反呢?”许敬宗答道：“臣推究案情始末，长孙无忌反状已露，陛下却犹然怀疑，这恐怕不是社稷之福。”

　　李治黯然落泪，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天元舅还是这样，让朕无颜面对天下之人。此事若属实，该如何处置?”许敬宗说：“房遗爱乳臭小儿，与一女子谋反，能有什么作为!可长孙无忌就不同了，他追随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担任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他一旦发动，陛下派谁抵挡?如今幸赖宗庙有灵、皇天嫉恶，从一件小事引出一个大奸，实乃天下之庆。臣现在担心的是，长孙无忌知道韦季方自杀未遂，情急之下发动政变，攘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愿陛下速作定夺!”李治半晌无语，最后让许敬宗再深入调查，以期掌握确凿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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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敬宗不负天子所望，连夜突审韦季方，第二天一早就向李治作了禀报。他说：“韦季方昨夜已经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和长孙无忌一同谋反。臣又问韦季方，无忌是国之至亲，累朝受宠蒙恩，有何仇恨非反不可?韦季方供称，韩瑷私下曾经对长孙无忌说：‘当初柳奭、禇遂良曾劝您一起拥立梁王为太子，如今太子被废，皇上必然对您也起了猜忌之心，太常卿高履行(长孙舅父高士廉之子，显庆元年十二月被贬为益州长史)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证明。’长孙无忌听韩瑷这么说，不免忧愁恐惧，于是极力谋求自安之计。后来他看见长孙祥(长孙无忌的族侄，由工部尚书任上出为荆州长史)又被贬谪，韩瑷等人也接连获罪，便日夜与韦季方一起密谋，准备反叛。”

　　说完这些，许敬宗最后作出了总结陈辞：“臣依照韦季方的口供深入调查，发现均与事实吻合，请陛下准予收捕，再依法处置。”李治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舅父如果真的这样，朕也决不忍心杀他;如果杀了他，天下将把朕当成什么人?后世将把朕当成什么人?”许敬宗不假思索地说：“薄昭，是汉文帝的舅父，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入继大统时，薄昭也立下大功。他后来只不过犯了杀人之罪，文帝就命文武百官身穿丧服，前往哭悼，然后诛杀，至今天下仍把汉文帝视为一代明君。如今，长孙无忌忘却两朝大恩，密谋推翻社稷，其罪与薄昭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幸阴谋自动败露，叛徒供认不讳，陛下还有什么疑虑，竟不能从速决定!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长孙无忌是当今奸雄，乃王莽、司马懿之流，陛下若稍许延迟，臣担心变生肘腋，必将悔之不及!”许敬宗不愧是秦王府十八学士出身，不但口才一流，而且对历史了如指掌，相应史实信手拈来，而且恰如其分。所以，这番话听上去真的是有理有据、无懈可击。于是，李治顺理成章地收起了眼泪，同意将长孙无忌逮捕治罪。

　　在这两天的对话中，高宗李治流了好几次眼泪，看上去还是一副“宽仁孝友”的厚道模样，可事实上，这不过是李治刻意表演的一场悲情秀。在这场悲情秀中，李治和许敬宗君臣二人配合得实在是天衣无缝：李治从头到尾都表现得惨惨戚戚、万般无奈，目的无非是想在天下人面前保持他的仁君形象，逃避“诛杀元舅”的历史骂名;而许敬宗则始终表现得坚定果决，不管天子提出什么疑虑、抛出什么问题，他总能快速应对、圆满解决，从而既维护高宗李治的道德形象，又帮助他达成不便明说的政治目的。乍一看，这起长孙无忌谋反案好像是许敬宗一手制造的，可实际上他不过是个具体的执行人而已。真正的主导者，其实就是这个看上去一脸无辜的唐高宗李治。长孙无忌与韦季方朋党案原本是毫无瓜葛的，可就是在高宗李治的逐步暗示和引导之下，就是在这对君臣的一问一答之间，长孙无忌的谋反罪名才被一条一条地罗织起来，从一开始的子虚乌有变成了最后的铁证如山。在君臣的对话中，有一个关键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真正能够将长孙无忌定罪的所谓证据，其实是第二天才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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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第一天许敬宗就迫不及待地要将长孙定罪了，可李治却“命敬宗更加审察”(《资治通鉴》卷二百)。李治下这个命令，与其说是为了证实长孙无忌的清白，不如说是在千方百计地坐实他的罪名。也就是说，李治其实是在暗示许敬宗，要想对长孙无忌这个拥有特殊身份的人治罪，需要拿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许敬宗心领神会，果然连夜鼓捣出了一堆铁证，让长孙无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假如说李治确实希望舅父是清白的，那么就算许敬宗搞来了证据，李治也应该慎重地进行核实，亲自了解一下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最起码在定罪之前，或者说在把长孙无忌贬出长安之前，他至少要和舅父见上最后一面。可是他甚至连舅父的最后一面也不想见。《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称：“帝竟不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资治通鉴》也称：“上……竟不引问无忌。”两种史料在这里都用了同一个表示惊诧的“竟”字，足见李治此举实在出人意料，也足以反证他此前的悲情流露、于心不忍和万般无奈，统统是在作秀!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二十二日，高宗李治下诏削除了长孙无忌的职务、爵位和封邑，将他贬为扬州都督，但并不让他到任，而是遣送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安置，同时“准一品供给”，也就是仍可享受相当于一品官员的生活待遇。两朝元老、一代权相的辉煌仕途就这样彻底终结了。

　　显庆四年七月末，高宗李治再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等人重新审理长孙无忌谋反案，许敬宗派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再鞫无忌反状”。面对袁公瑜，一代权臣长孙无忌只能用一条白绢，结束了贞观和永徽时代的辉煌。

　　“无忌富贵，何与越公?”当年的富贵骄态犹在目前，然而一切已经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