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丁戊奇荒”饿死千万人，为何没发生农民起义？

　　这是一场被清廷官员称之为“此千古奇灾，是铁石心肠亦当泪下”的大饥荒：从1876年到1879午，整整持续四年;囊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上亿人受灾，至少1千万人饿死。尤以1877、1878年为最烈，因这两年的干支纪年分别为丁丑、戊寅，故而史称“丁戊奇荒”。

　　这场饥荒，对囊空如洗的晚清政权而言，是一场巨大的考验——传统农业帝国下的“荒政”早已在天国之乱后支离破碎，近代社会救济和保障体系又远未建立。但吊诡的是，如此惨烈的饥荒，前后四年，虽有不计其数的小规模民众暴动，但最终竟没有一起暴动发展成值得史册一提的“农民起义”。在政府控制力无法深入底层社会的晚清时代，这简直是个“奇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迹”?

　　李提摩太之问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于1870年来到中国。1876年，丁戊奇荒由山东发端，李提摩太恰在山东传教。

　　1、山东：饥民请求李提摩太做他们的领袖

　　灾荒到来的那个夏天，李提摩太身处山东青州。灾情在五月份已相当严重，平民已经开始群起“吃大户”，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李提摩太在日记里留下这些抢大户及卖儿鬻女的记载的同时，自身也未能置身饥荒之外，其洋人身份，成了饥民们努力争取的“宝贵资源”：

　　“六月三十日这天，两位学者来拜访我，他们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我太忙了，没空接待，他们约定第二天再来。第二天，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

　　类似的情节不止一次发生。比如，七月三日晚上，青州东面某个村镇也派了代表前来，邀请李提摩太去做他们的起义军领袖。

　　出现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官府镇压饥民抢大户，饥民则认为官府害怕洋人，由洋人出面带领他们抢大户,可以抗衡来自官府的镇压——只是李提摩太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不愿意在日记里正视“洋人拥有特殊政治地位”这种原因。

　　李提摩太没有答应成为饥民们的领袖，而是在山东做了一年多的赈灾工作。直到1877年秋天，更严重的山西饥荒的消息传来。

　　2、山西：李提摩太“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抢劫富户”

　　李提摩太日记所呈现出来的1878年的山西，是一个真正的人间地狱：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上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岁的儿子，她是惟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把孩子放在了城墙外的雪地里。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

　　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服鲜亮，但却死于饥饿。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

　　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的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雄、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我们的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一具躺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赤身裸体，腰上缠着一条带子;一具躺在小河沟里;一具浸在水里，由于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边的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吃掉了一半、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另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母亲——她已经没力气走路了，看见我盯着他们，年轻人便向我求助，这是我离开太原后首次有人向我乞讨。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挥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

　　长期行走于饥饿和尸体之间的李提摩太，为一个问题所深深地困惑：为何社会仍然“秩序井然”?他自己最终提供给自己的解释是——

　　“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抢劫富户。今天这个疑问有了答案:每一个村中都贴了告示，宣布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现象出奇地少。大家都听天由命，我惟一看到人们流眼泪的场面是在母亲们埋葬她们的孩子的时候。”

　　但是，李提摩太似乎忘了——山东巡抚衙门采取了同样的镇压措施，但仍有民众不断地在抢大户，而且还希望找一个洋人做他们的领袖，充当保护伞。

　　3、天灾背后的人祸：遍地鸦片，导致山西无储粮富户可抢

　　李提摩太未能窥见山西民众不抢大户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并不了解此次灾荒真正的起因。持续的大旱固然是饥荒最重要的原因，但人祸的权重同样不容忽视。

　　1859年，清廷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国内鸦片种植合法化。短短十余年之后，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因为种罂粟比种粮食挣钱，“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到光绪初年，山西已成为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如据御史刘恩溥说，山西的状况是“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时人估计：“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张之洞也说：山西遍地种植鸦片，“几于无县无之”。

　　大量的耕地和劳力转移到鸦片种植的后果，是山西本省粮食产量迅速下降。对于“李提摩太之问”，当年的《申报》，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山西自广种罂粟以来，五谷所产渐少，民间毫无盖藏，一遇旱荒立见奇拙，此尚谓害而不由于罂粟，其谁信之?”

　　鸦片种植的泛滥，虽以山西最烈，却并不是山西特有的现象。同属灾区的河南、山东，也是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惟种植规模略逊山西。

　　这种畸形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灾荒时期民间难寻储粮大户。自然，李提摩太也就很难在山西看到他预期的抢大户景象——而且，李提摩太抵达山西时，饥荒已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山西境内屈指可数的有粮大户，早已被抢光。

　　谢家福的“抗夷大业”

　　回到开篇的问题：一场波及上亿人、覆盖整个北中国、饿死千万人的大饥荒，引发了无数的暴力事件(如山东、河南等地的抢大户)。但却没有发展出任何值得史册一提的“农民起义”，原因何在?

　　如果把“起义”的定义，简化为“有政治诉求的针对当局的暴动”，区别于单纯为充饥而针对富人的“抢大户”，那么，这个吊诡的问题，或许可以换一种角度来思考：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里，中国的乡绅士大夫——传统农业中国底层社会的直接整合者，他们在哪里?他们和谁站在一起?

　　1、“管教压倒慕惟连!”

　　1877年阴历2月下旬，苏州绅士谢家福刚刚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押送一批饥民从南方返回他们的原籍。在归途中，谢家福听到了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消息。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敏感性立刻让谢家福紧张了起来，他后来在日记中补记道：

　　“(得知洋人赈灾消息)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己。”

　　在这样一种“耿耿于怀”的情绪支配下，谢家福当即给自己熟识的一批江南士绅们集体写信，强调必须对洋人在中国的赈灾行为采取措施。谢认为：西人在山东赈灾，打的是救灾恤邻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导致民心流失，异教横行，终为中国之大患。

　　谢氏进而建议，应该在赈灾问题上与洋人展开竞争战斗，“跟踪济赈”，追踪洋人救灾的路线，以赈灾对抗赈灾，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骗走国人的民心。谢认为，这件事情是所有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并为此慷慨赋诗一首：

　　大兵之后又凶年，国计民生孰见怜?安得赈钱三十万，管教压倒慕惟连!

　　慕惟连和李提摩太一样，是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代表人物。

　　2、“小孩饿死尚是小事”

　　在谢家福看来，抵抗洋人借赈灾收买人心的首要之务，是与传教士在收养饥荒受灾儿童方面展开竞争。他在1877年5月4日给好友李金镛的一封信中写道：

　　“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

　　“严峻”形势下，谢氏主张“急则治标”。这个“标”就是儿童，理由是儿童智识未开，情窦未通，更容易被异族蛊惑。谢氏激动地写道：眼看着这些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

　　倡议在士大夫圈子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譬如，苏州士绅袁遂给谢氏回信，说道：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再如，另一名叫做尤春畦的绅士，在聚会上发言道：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

　　3、“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

　　有了士大夫们的支持，谢家福启动了赈灾行动。但谢本人不认为自己发起的是赈灾活动。在给友人的信中，他郑重声明：

　　“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

　　意即：我此行目的，是抵抗夷人，而不是赈灾;赈灾讲究仁心;抗夷讲究大义。为了大义，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这种表态，赢得了士大夫们的高度赞赏。譬如，上海的绅士王赓保来信，赞扬谢氏将众多孤儿从黑暗的“禽兽之域”中拯救出来，这种行为是一种伟大的壮举，谢的行动，证实了世事尚有可为。王赓保表示，自己愿意与其谢一起并肩战斗，抵抗夷人。

　　工作中每遇到困难，谢氏也每每以“抗夷大业”自我鼓励：

　　“生平灭夷之志，刻不能忘，……(如今得此机会)而交臂失之，则身存实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谢家不必有此子也”。

　　基于这样一种“敌夷”而非“赈灾”的理念，谢氏在山东地区，将活动经费高度侧重于收容饥荒儿童。有人曾建议其将资金用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结果被其拒绝。谢氏认为：青州原有的粥厂已停，灾民情势甚危;但儿童与大人不同。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无法要求他们像成年人一样有觉悟，愿意为持节而慷慨赴死。故有限的资金，应该优先救济儿童。

　　谢在日记中说：对上述决定，自己“理得心安”，并无愧疚。

　　4、士绅“抗夷大业”之成效

　　在各种不同场合，谢家福反复阐释“敌夷”重于“赈灾”的理念。譬如，1877年6月22日夜间，谢氏前去访问几位上海绅士，力陈教堂收容中国儿童的危害。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筹集赈灾经费的人士，替教堂辩解，认为不该把耶稣教和天主教混为一谈，一棍子打死。随即招来谢氏激烈的驳斥：

　　“某之所办者，与教门的良莠无关，所关注的是中外之界限。山东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诸君好善乐输，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国家富强之元气，则是大大的忠臣和义士。若还反过来替教堂筹集经费，岂非汉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赈济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终不再是中国之民。最可怜的是，那些童子尚未开蒙，如何知道这些，眼看着他们沦陷于教堂之中，于心何忍?朱子说过，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沦陷在教堂里的儿童，远比赈济灾民更重要。”(为便于阅读，对这段日记略做了通俗化处理)

　　谢家福对洋人之赈灾活动的抗拒，代表了当日中国士大夫们的主流意见。这一点从谢氏所获得的广泛支持中即可窥见。

　　这种抗拒态度，同样流行于清廷高层。比如，1878年4月间，河南学政瞿鸿禨听到洋人赈灾的消息，立即上奏，指责洋人“其居心则险不可测”，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拾人心”，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清廷接到奏折后，随即指示山西、河南两省巡抚(此两省因在内陆，洋人尚未来得及进入赈灾，但灾情已很严重)，要他们但凡碰上外国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在士绅的鼓动下，部分灾民也怀有强烈的抗拒洋人赈济的情绪。比如，光绪三年(1877)，山东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山东乐安县灾民“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河南亦有灾民不肯接受赈济，还助力当局传播传教士“心怀叵测”之说。对此，西方人士曾经在《申报》上刊文如此描述：

　　“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且仿铁泪图之式，造作诸般恶状，谓教士诱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贴多张，以冀煽惑人心，该省官宪无可如何。”

　　能够仿照《铁泪图》制作宣传画，并广为宣传，这背后必然有知识分子、亦即河南本地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

　　尽管如此，传教士仍然多次尝试派人进入河南赈灾。但结果是：当地民众和政府不允许他们逗留，更不许他们以任何方式涉足当地赈务;且声称，如果他们不离开河南，就会有生命危险。河南境内反教情绪之强烈，远胜他省——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竟遍贴告白曰“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更有某书院罢课，宣称“要与西人打仗”。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了赈济河南的打算。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河南居然差不多做到了不让西人在其域内发放丝毫赈济物资的程度，本土乡绅与当局的鼎力配合，可谓居功至伟。

　　5、消弭“农民起义”，传教士们“功不可没”

　　西方传教士投入到“丁戊奇荒”的赈灾活动之中，自然有推动教会发展的意图。当山东的赈灾活动，给教会的发展带来非常良好的影响之后，传教士们决定将赈灾活动扩展到河南、山西等地，是很自然的事情。

　　朝野对洋教的排斥，也不算意外。对朝廷而言，已有太多的教案让清帝国焦头烂额;对士绅而言，“华夷之防”乃是大义，赈济灾民不过小节。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最后居然没有发生值得一提的针对当局的“农民起义”，传教士们可谓“功不可没”——不是因为他们的赈灾活动弱化了社会矛盾，而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赈济活动的出现，全面转移了灾区、非灾区士绅们的矛盾指向。他们取代了朝廷，成为了士绅们眼中的“头号敌人”。失去了士绅参与的农民暴动，缺乏底层资源整合能力，也无力提出合理的利益诉求，其结局自可想而知。